《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最早法语全译本《论语导读》研究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是“四书”中《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语译本,是儒家思想西传欧洲的奠基之作,与欧洲“中国热”及启蒙思想密切相关。该译本出版后,很快被转译为西方多国文字,其中最早出现的全译本是贝尼耶的法译本《论语导读》。由于所处背景不同,两部作品的译者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耶稣会士的拉丁语译本基于传教经历和需要,试图从哲学与宗教角度解读孔子思想,以在“礼仪之争”中为其采取的“适应政策”进行辩护。贝尼耶的法译本则援儒入政,意在从政治角度对孔子思想进行阐释,以培养欧洲君王的政治美德与智慧。

试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看“宋明新儒家”概念之渊源

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率先使用“新诠释者”和“无神论政客”概念来指称程朱理学家,并将程朱理学认定为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哲学”。由此衍生出西方的“宋明新儒家(学)[Neo-Confucian(ism)]”概念。从概念的意义和范围来看,早期“宋明新儒家(学)”概念是耶稣会士为批判程朱理学而创造的一个消极概念,旨在说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对先秦经典的新诠释及其无神论倾向与原始儒学不一致,强调儒学发展中的变异,并将宋明新儒学视为可与天主教共存的世俗教化思想。其后随着中西“礼仪之争”矛盾的激化和西方对中国思想认识的深化,耶稣会士转而强调儒学发展中的继承,将宋明新儒学视为一种与先秦儒学一脉相承的宗教意识形态体系。西方对宋明新儒学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诠释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耶稣会士对宋明新儒学的态度已经从排斥转向同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教策略从求同存异的跨文化立场转向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孔子的君主教育:《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贝尼耶法文译本初探

1687年耶稣会士翻译的儒家经典拉丁文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巴黎出版,随后在欧洲出现了三部法文摘译本。三个译本中,尤以东方学家贝尼耶的译本《孔子或君主之学》最全。在17世纪欧洲思想危机的背景下,贝尼耶的翻译与导读将“三书”视为统一的整体,将孔子学说解读为“君主之学”,指出中国之所以能维持长久而稳固的统治在于将美德作为政治的基础。通过对孔子君主教育的建构,贝尼耶或希望给法国君主或王储提供借鉴与教导,或暗示了对法国君主专制的批判。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的孔子形象分析

文章以文化翻译观的角度,考察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书中的孔子形象。耶稣会士们通过对孔子思想关键术语与《孔子生平》的再诠释和译介,书写了作为经院哲学家、古代哲人和天启先知的孔子形象,同时也投射了耶稣会士自身的宗教身份。这主要是由于耶稣会士们对于“适应策略”的维护和路易十四的赞助。耶稣会士们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在17世纪欧洲人塑造中国形象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儒家人文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互鉴——《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与美国的超验主义运动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英文节译本“孔子的道德”于1835年在美国出版,收录在《凤凰:古书珍宝录》中。孔子思想与美国本土思想第一次发生自觉而系统的交流和融合,当属超验主义者对“孔子的道德”及马士曼和柯大卫的孔子译作所做的系统阅读、使用和传播。爱默生发表在《日晷》上的21条“孔子名言录”中有4条摘自“孔子的道德”,呼应了爱默生对“雄辩”“沉默”和“天道”的思考。梭罗摘录自“孔子的道德”的名言印证了其对深思熟虑的生活的关注,而“齐人失盾”所体现的儒家大同理想则成为爱默生、梭罗和康威世界主义思想的一贯主题。超验主义者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之间的关系,既是“儒家注我”,也是儒家人文主义思想在美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化。

中国古代思想融入西方知识场的典型路径:《孔夫子或王子的学问》初探

与国内报道不同,所谓《论语导读》并非17世纪的出版物,而是法国医生、哲学家和旅行家弗朗索瓦·贝尼耶1688年遗作的抄本,直到2015年才正式出版。这份法文抄本的准确译名应为《孔夫子或王子的学问》,译自1687年来华耶稣会士在巴黎刊行的拉丁文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本文以耶稣会士的拉丁文著作为参照,分析贝尼耶法文译本的不同取向,认为贝尼耶法译本虽脱胎于拉丁文本,但转向儒家哲学的政治学方向,强调孔子的“立法者”身份,赞赏以“孝道”为基石的中国古代治理模式,构建出一个无需仰仗基督信仰,仅靠儒家伦理道德就能实现良好治理的中国形象。《孔夫子或王子的学问》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如何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进入西方主流知识界,参与到知识全球化的构建之中。

《中国哲学家孔子·前言》对利玛窦传教策略的辩护

《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在巴黎付梓。其出版与1667-1668年间的"广州会议"以及从中国席卷欧洲的"中国礼仪之争"有着莫大的关联。"广州会议"之后,耶稣会士翻译儒家经典的方法也随之改变,加上后来柏应理的编辑工作,《中国哲学家孔子》才得以面世。这本译介中国经典的巨著,其目的其实在于为利玛窦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做出有力辩护,这尤其体现在柏应理所修改和补充的《前言》部分。《前言》第一部分从哲学角度系统介绍了宋明理学的诞生、思想源泉和基本原则,指出因为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使得以理学为代表的近儒思想陷入了偶像崇拜和无神论的思想;鉴于当时中国"三教合一"的思潮,该书延续利玛窦的思路强调回到先秦儒家和古代经典中的自然理性与一神论。在第二部分中,柏应理从历史的角度试图将中国古代历史纳入圣经历史的框架之内,继而证明中国古人认识了真神,并以自己的语言命名了他;同时,追溯使徒与教父们的传统和权威,为利玛窦的传教政策辩护。

17-18世纪儒学西传欧洲述略

17—18世纪儒学西传欧洲实为中欧之间首度就彼此的文化信仰差异,展开深入对话并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一次尝试。明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作为当时儒学西传的译介主体,亦成为当时欧洲中国知识和信仰的代言人。践行文化适应政策的来华耶稣会士与其反对者在中国“礼仪之争”中为证明自身立场的正确性而撰就的一系列各执一词的辩护文书、宣誓证词及报告,既彰显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实用倾向,又质疑了其中有别于西方启示宗教的特殊宗教性,从而激发欧洲启蒙思想家深入了解中国并以儒家思想作为他们审视欧洲文化、建构自身思想学说的重要“他者”。本文试图对此段历史的践行主体、重要文献、社会影响及其对当下的启示意义予以概述和反思。

文明互鉴和世界经典:《论语》四种早期外译及其关系

柏应理等人的拉丁文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夫子》(1687)和理雅各的英译《中国经典》(1861),代表了东西文化交流中中国典籍外译领域的两座高峰。然而,两者的关联未为学界关注。讨论其关联还须参阅马士曼和柯大卫的英译本。无论是马士曼,还是柯大卫、理雅各,在翻译的过程中都参阅过拉丁文译本,但四者取径不同,对待儒家和孔子的态度也各有异。早期四种《论语》外译的复杂情况,可借以解释作为世界文学而跨界流通的《论语》,是如何从“中国经典”变成“世界经典”的,也可借以观察近三百多年来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复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