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法本位进路与法制度建构

民族村寨文化是新一类文化遗产,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法本位观大致可以归结为国家本位、集体本位和个体本位三种情形,法本位溯源中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显露出前立法阶段难以自洽的三大困局。以法本位进路考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更深层次的本质问题、权利位阶问题、法律定位问题,指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公私权混合属性及公私权的平行关系,决定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公私法混合式法律选择模式。最后基于集体本位的思维基点,呈现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公法和私法双向系统展开的法制度建构。

试论“以人为本”的法治保障——“法本位”是“人本位”的有效化身

人与法在"本位与工具"视角上形成了"法本位"法理命题。法律在其"工具性"上,首先是"以人为本位",即人与法在本质层面上是"人本位—法工具"的"原生关系";进而,在法治社会,法律又在其"权威性"上,升华为"法本位",即人与法在运作层面上是"法本位—人工具"的"转换关系"。法律的至上权威,需要权力授权渊源上的民主性强力支持。当然,在立法和本质层面上的"人本位"永不能被替代。有了"法本位"这一"人本位的有效化身",则"以人为本"也就获得了其法治保障。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法本位的实然与应然——从国家本位到以人为本

从实然上看,我国现行农村集体土地法律制度虽然有不少关于农村集体和农民土地权利的规定,但总体上而言,国家本位非常明显;从应然上看,农村集体土地法应当是以人为本,强调把农民作为立法的终极价值和归宿,赋予农民广泛的权利,并保障农民的权利的实现,这是人权保障理念的根本要求,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时代需要,是实现法的公平价值目标的客观要求。

环境法本位的反思及环境法多元化保障手段

目前我国环境法学界对环境法的本位这一主题的解读多是在实证、工具层面的,此与传统法理学在应然价值层面探究法的本位问题的思路是相左的;同时,有关环境法本位的误读和争议又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在实在法律规则层面对环境法保障手段的"单一化"的解读。这显然不利于准确定位环境法的价值目标,也有碍于环境法律体系的合理构建。环境法学界应回归部门法理学之本里,从价值层面确立并正确解读环境法的权利本位,并以之为基础正视环境法的"多元化"保障手段及其配合机制。具体来看该配合机制表现为"一体两翼一支撑":即环境行政权力是核心保障手段;社会环境权力和自然人环境权利是辅助保障手段;环境义务是环境法各保障手段的支撑。

论中西法本位思想之异同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中西文化在对社会生活、秩序的安排方面曾经都表现出以家族为本位的特征,但在其以后的历史中,却发展出不同的理路。在中国,以宗族伦理为传统的法精神和法伦理,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宗法社会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一切社会组织形态的"母社会"形态;而西方却在其逐步的发展中抛弃了初始时的宗法理念,发展出更符合西方价值的市民伦理。对中西法律伦理的基本精神做对比研究,揭示中西法律价值的不同本位思想。客观地认识和分析中国宗法制度,进而揭示中西不同的法文化对制度建构的深层影响,对促进中国的法制建设至今还具有极大的意义。

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与现代企业的“法本位”思考

如何改造继承传统文化，使之与源于西方文明的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接轨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研究传统文化继承的标准，分析“道本位”、“法本位”、“民本位”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中华文化、传统文化、现代化、企业化、法制化的整合见解，寻找中西方经济文化的深层交合点，使之更好更有效地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运作发展服务。

20世纪上半叶法本位研究之得失

2 0世纪上半叶 ,我国法学家提出了义务本位、权利本位、社会本位、义务先在、权利义务并重乃至权利权力中心等多种观念。这个时期的法本位研究是富有开创性的 ,取得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认识成果 ,但同时也显现了基础性分析框架不合理、对所涉及的法现象本身缺乏深入的理解等缺失。这些成功和失误都对 2 0世纪末期的法本位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权利本位说”的基点、方法与理念——兼评“法本位”论战三方观点与方法

作者认为,从整体上看,“权利本位说”、“义务重心说”和“权利义务一致说”都是正确的,只是各自研究的基点与方法不同。三种学说分别以应然法,实在法(法律规范)和社会的法为基点,分别运用价值分析的方法、实证(规范)分析的方法和社会分析的方法,各有测重地研究了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同层面。但“权利本位说”所崇尚与弘扬的法的民主精神,则是另外二说所未能涵盖的,这是“权利本位说”体现了时代精神的价值所在;应当使之焕发出实践的光芒。

质疑经济法社会本位

经济法法本位的主流观点是社会本位,但这种观点却缺乏严谨的论证。本文从分析“本位”和“社会”的概念出发,对“社会本位”加以剖析,以论证经济法的法本位并非社会本位,并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发展本位”。

由民法看法本位

几年前的法文化研究热,引发了法学界、主要是法理界关于法本位的讨论,讨论中提出了著名的"权利本位"及"权利法学"观点。要谈权利,则不能不联系到民法。因为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问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它是商品经济关系和公民个人生活关系的直接法律翻版,各项民法制度向来都是以权利为核心的。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探究——以法的利益本位为进路

从法本位的角度阐释了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指出两者在利益的承载主体、内在特征和外在干预等方面存在殊异,因而两者是并存的2个法律部门,但两者并非是绝然对立的,两者在终极目标上存在着同归,即追求实质公平、保障基本人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法律本位论析

法律本位是我国法学理论的一个原创性命题。本文从我国法律本位理论研究的既有成果入手,对法律本位的含义和法律本位的不同学说进行了辨析,分析了法律本位理论研究的不足;探讨了法律本位与部门法本位的关系,认为法律本位与部门法本位是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因应、相辅相成的,法律本位首先应当表现为部门法本位,法律体系的本位是不同部门法本位的综合体现;提出了法律本位界定的3个要素,认为法律本位的实质在于法律对其所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中主体利益的分配。

经典理论与法本位

法本位的理论基础涉及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个人、社会之论辩及其对法本位的影响,涉及中国经典理论中民本思想的演进、超越与民本位的奠定,以及法学方法经典理论与公私法本位的确立等。社会和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早有先驱。在自然法理论中,个人主义的实质是呼唤个性解放、独立和自由。狄骥运用他的社会连带理论猛烈攻击“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的观念。社群主义批评个人主义的主张导致忽视国家维系的良善生活;权利本位正如自由一样,只可能是相对的,应当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始于与神本相对峙,而终于与君本相对立。新时期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新超越,也为权利本位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律师法应回归行业组织法本位——专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进喜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标志着中国律师制度在法律层面正式恢复重建。

能力本位培训法在腹部手术患者术后镇痛护理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能力本位培训法在腹部手术患者术后镇痛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2015年1月~2016年1月外科两个病区43名护士随机分成对照组20名和观察组23名,观察组对护士进行能力本位培训法后实施＂无痛理念＂护理,对照组对护士进行常规培训后实施常规护理,两组护士分别对100例腹部手术后患者进行镇痛护理。对两组护士疼痛理论、技能考核进行评价,同时对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点的疼痛评分、生活质量评分、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进行评价。结果：观察组护士疼痛认知水平、术后生活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术后各时间段疼痛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对外科护士实行能力本位培训法实施积极的疼痛干预,有助于提高护士对疼痛的认知水平,缓解腹部术后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值得进一步推广。

官本位:中国法律文化的基本构型

中国法律文化的模式特征迄今尚无研究。运用文化模式论中的构型理论剖析中国法律文化,可一言蔽之曰:官法。该官法的主要特征是,法律的合法性依赖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法律作为治之具,其功能是为配属职官实现职守。这一模式的生成原因是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伦理解释话语系统,而系统话语的权力归属于官僚。

中西近代法律文化中法本位之比较研究

中西近代法律文化中法本位之比较研究项彬梅因曾说：“我们在社会的幼年时代中，发现有这样一个永远显著的特点。人们不是被视为一个人而是始终被视为一个特定的团体成员。……他们的个性为其‘家族”所吞没了。……一个‘家族’在事实上是一个法人，而他就是它的代表，或...

法本位的方法论阐释

既有的法本位研究存在界定和诠释过于离散、与法治实践脱节等不足。基于法本位价值的重新认识,即突出了法学自身的性质和任务、对本源性或初始性问题的批判和思考、对部门法及其实践的指导意义,法本位界定应做到(规范上)内外统一、(历史上)纵横统一和(部门法上)总分统一。在宽泛意义上说,法都是社会本位的。根据社会利益的法律实现路径的不同,法本位表现为个人本位、国家本位、(狭义的)社会本位等多层内涵。这既深化了关于部门法的认识,也可以有效地转化到法治实践中。

法制建设要立足于法本位

法制建设要立足于法本位华东师大蒋德海毫无疑问，在中国作为一种历史遗迹的社会现象，政治化，特别是法的政治化，仍顽强地存在于我们生活中，并在多方面制约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政本位法及其困境法政治化的基本特点是政法一体，因此，笔者把政法一体的法称为政...

让法律监督回归宪法本位

1982年，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被正式写入宪法。“法律监督权”的入宪并没有让检察机关的“腰杆挺起来”。发生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诉讼活动中的冤假错案和执行难等妨害司法公正的行为一直难以得到及时纠正，“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监督不到位的现象仍然存在”。从1999年开始，几乎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呼吁全国人大完善法律监督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