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治理论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法治法理思想,并形成了思想深刻、内容完整、体系宏大、逻辑严密的法治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具体包括法治概念论、法治本质论、法治目的论、法治精神论、法治规范论、法治体系论、法治方法论、法治教育论、法治信仰论、法治自信论、法治文化论等。前五论阐明了法治内在与外在的理论与制度的本体问题,概念论阐释法治是什么,本质论诠释法治的政治方向与定位,目的论解决法治的意义与归属,精神论阐明法治的灵魂何谓,规范论则为作为理想、理念、价值的法治找到安身立命的制度载体。因此,前五论关乎法治的内在道德与外在规范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原理。后六论阐释了法治的全过程、全领域的运行过程及其规律,解决法治的目的、精神、本质、规范何以实现以及怎样实现的战略、战术与策略问题:体系论确立了法治建设的目标与法治运行规律,方法论解决了法治战略目标如何实现的路径、方法、方式问题,教育论解决了法治何以使人尊法守法用法的问题,信仰论解决了人们对待法治的根本道德态度、道德习惯与道德义务问题,自信论解决了人们对待本国法治的信心与内在认同问题,文化论阐释了法治的意识形态构成与人文精神积淀。

论涉外法治关系的法理结构及实践意义

本文从一个全新的法理视角来阐释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的“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定的“加强涉外法治工作”政策术语演变背后的法理依据,并对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之一的“坚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法理内涵进行了创新意义上的解读,其基本分析方法就是打破了传统法理学使用的法律关系概念的逻辑界限,用法理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的法治关系的概念来分析“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关系中的各种法律问题,主张应当把制定法规则与法律秩序效果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性地判断一个主权国家的法治状态,不能仅仅将研究视野停留在制定法规则占优势的传统法理上。本文在分析法治关系概念的建构功能时指出,在涉外法治关系体系中,法治关系的构成要素至少应当分为九个方面,包括法律规则要素、法律关系主体要素、法律关系客体要素、法律关系内容要素(主要是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时空要素、法律关系手段要素、法律关系目的要素、法律关系效力要素和法律关系秩序要素。上述九个方面的法治关系构成要素只要其中一个类型的要素中包含“涉外”因素,那么,这种法治关系就具有了“涉外法治关系”的特性,就必须从整体上来协调法律关系中的法律规则与法律秩序之间的价值要求,统筹基于传统法律关系理论形成的“国内法治”与根据法治关系理论产生的“涉外法治”,以具有实效性的“法治”价值来保证涉外法律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不断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

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内涵及其法治保障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也应当以法治作为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和基本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逻辑,即“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许多制度创新难题需要用法治方式来破解,许多重大改革成果需要用法律形式来巩固”^([1])。因此,有必要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内涵及其法治保障等法律问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

中华法系萌生发展于中华大地,为千百年来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作为一个法学概念,“中华法系”发端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法族”概念,其内涵在中华民族艰辛探索法治道路过程中经历了长期建构与重构。法系与法律系统、法律体系,法律、道德及其相互关系,发展方向、未来命运及其决定因素是“中华法系”概念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论题,最终表达的是中国法治的过去和未来如何在法治实践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中华法系”概念百余年演进历程中围绕基本论题展开的讨论,表征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民族性、实践性与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了“中华法系”概念的演进历程与基本论题,深刻揭示了其丰富的制度内涵、思想内涵与文明内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范式性、引领性,是具有标识意义的重要概念。

新时代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理性思考与探索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法治中国,根在基层。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司法行政机关责无旁贷。作为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协调实施者,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推动者,能否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基层治理全过程,有效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已成为司法行政机关乃至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框架与体系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重大部署,深刻阐释了法治之于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指导、总体目标、实施框架,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的理论与实践的里程碑,是中国加速走向现代、中国共产党加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是制度规范能力建设的根本遵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工作的讲话和指示的内容来看,其频度、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全民法治意识,要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是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命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及形成机制

系统归纳、提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及其背后所遵循的理性生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创新的根本前提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引下,以政治家的高屋建瓴、思想家的磅礴力量对法治中国的形势与战略进行的准确分析和深刻判断。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主要表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思维方式重大创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重大创新、全面依法治国适应新时代鲜明特征的重大创新等三个方面,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实践创新机制。这些机制创新作用于典型场景,为全面依法治国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重要保障。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与显著优势,在未来更多的法治课题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创新伟力还将发挥更多的破题、引领作用,需要通过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自主实践知识体系的转型来进一步把握未来各种法治实践场景中蕴含的新规律,推动知识转型。

筑法治之基 行法治之力

镇宁自治县立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工作任务、要求,持续在提升全县法治建设上下功夫,用心、用情化解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多措并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法治建设水平持续提升。镇宁自治县坚持“服务中心、服务群众,法治引领、普法先行”理念,围绕“八五”普法规划要求,创新普法方式、提高普法质效、落实普法责任制,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夯实基层法治根基,群众法治素养持续提升、依法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努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现代法治精神及其探寻方法

现代法治精神是指捍卫法治的心理姿态、促进法治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公正等价值目标的追求。法治是拟制的概念,因而法治的实现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持。没有捍卫法治的心理姿态以及对据法思考之思维方式的坚守,很难在行为上接近法治。法治精神对思维和行为具有指引功能,而这种指引是以尊重法律的权威以及恪守法律的一般性、规范性、体系性、稳定性、安定性等为前提的。法治的筹划或法律所预设的概念、规范、原则以及价值等能够最大化地实现,离不开法治精神的支持。现代法治精神的展开,需要捍卫法治的心理姿态、恪守思维方式上的据法思考;在言说方式上使用法治话语,遵从修辞立其诚的原则,尽其所思促成法治的实现。

论中国涉外法治体系的构建

涉外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外法治作为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桥梁与纽带,其立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更关系到国际法治的稳定与发展。涉外法治体系涵摄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高效的涉外法治实施体系、健全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和开放的涉外法治融通体系,体现涉外法治工作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基本特征。构建涉外法治体系更需有效的保障机制,加强专业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和构建以国际法为支撑的自主知识和话语体系,是构建并完善涉外法治体系的关键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思维结构论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思维在思维要素、思维面向和思维样态的结构维度上的独特性,逐步成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范畴和原创性法学概念在实践进程中对法治思维的积极运用。思维要素是探究所涉思维结构命题的逻辑起点,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思维要素是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法治文明形态中,运用宏观法治思维范式展开表达、界分的现实结果,从而分别指向其思维表达要素与思维界分要素。思维面向是探究所涉思维结构命题的内涵载体,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思维面向旨在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所蕴含思维要素置于价值、规范、事实不同面向的载体要义,从而分别指向其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载体、规范系统与规范事项载体、目标事实与保障事实载体。思维样态是探究所涉思维结构命题的外延表征,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思维样态旨在梳理合法性、合理性与合目的性考量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思维要素的类型化表征,从而分别指向其法治权威表征、法律信任表征与法律整合表征。

新时代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理论旨归及其创新发展

“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对此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把法治专门队伍建设好,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推进法治专门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确保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要研究解决制约政法工作的体制性、机制性、政策性问题,深入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克服“本领恐慌”,努力建设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队伍。要促进作为全面依法治国重要力量的法律服务队伍,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驾护航。

当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问题及路径分析

作为未来国家建设中流砥柱的大学生的法治观教育任重而道远。当前,大学生法治观教育存在社会法治环境缺失影响法治观培养,家庭法治教育的基础性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高校法治观教育体系不健全,大学生法律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完善当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路径是: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发挥家庭法治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健全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提升大学生法律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大学生法律意识与法律观念。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底蕴、底色和底气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分别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和“法治篇”。法治文化是两种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个独立分领域的耦合之处生发出的、具有高度关联性和契合性的思想精华,激活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底蕴、底色和底气。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底蕴植根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观,深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汲取世界法治文化精华,延绵红色法治文化,不断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底色凸显了良法之治、公平之治、信仰之治、制度之化、精神之化、人本之化的价值理念,实现了文化中的法治与法治中的文化休戚与共。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底气源自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全过程,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指导实践,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法治强国提供坚定的信念伟力、持久的思想定力和巨大的前进动力。

新时代中国法治话语国际传播新思维

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故事离不开中国法治国际传播。坚定法治自信,创新思维法治话语建构是法治国际传播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升国家法律翻译能力,尤其国家法律翻译传播能力,是中国法治国际传播的前提保障。国家法律翻译传播能力具体体现为法律翻译思维能力和误译纠错能力,法律翻译思维能力的目标是坚定维护和塑造法治中国形象,而误译纠错能力则重在纠正和重塑因误译产生的不良影响。只有两者并重,才能有效提升中国法治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严格遵循法治要求,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又要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法治领域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的法治教育路径探究

课题调研情况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正由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迈进,做好大学生法治普及教育对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不断创新法治教育方式应是题中之意。该课题以法治专题为侧重点,探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过程中应如何开展法治教育,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增进大学生的法治素养。课题开展过程一是对“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的法治教育之特殊性进行分析。

以法治之力纠治土政策土规定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军队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各级法治意识明显增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初步形成。但是用依法治军的要求来衡量、用法规制度的条款来对照、用工作落实的成效来检验,仍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土政策土规定问题久治不愈,不仅干扰了官兵一心一意备战打仗的精力,也极大危害了部队在法治轨道上建设发展的成效。一、土政策土规定的现实表现与危害一些土政策土规定虽然美其名曰“因地制宜”,短时间内也能够表面见效,但却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不仅削弱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极大破坏部队团结统一和长期积累形成的良好风气,而且损害官兵合法权益,是推进法治军营建设的“拦路虎”。

论新质生产力基础上的“新质民主”与“新质法治”的辩证统一

从分析“新质生产力”的性质、内涵、特征、构成要素及意义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可以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引起“新质生产关系”的形成,继而通过“新质经济基础”推动上层建筑朝着“新质上层建筑”转变的重大法理判断。“新质生产力”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是客观规律,民主与法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呈现“新质民主”与“新质法治”的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质民主”的重要标志,而数字法治、涉外法治构成了“新质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学界要及早规划、超前研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可能引发的包含了民主与法治等要素在内的上层建筑可能发生的深远影响,从法理上进行深入分析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

以良法善治建设更高水平法治国家

法治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彰显现代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国泰民安的精神风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