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法治与改革的关系?

法治与改革是当下中国最突出的主题。然而,对于社会秩序的形成来说,法治与改革是存在冲突的两种思维路径。如果不能协调好相互关系,两者对社会和谐发展的积极功能很可能相互抵消。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协调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局面的稳定,还牵涉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以往奉行的是改革与法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路。这对三十多年的改革与法治事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形势下,需要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用法治来统合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因而需要重新诠释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法治方式不仅是指立法手段,还包括了各种法律方法的综合运用。在协调改革与法治关系的过程中,需要把法治放到优先建设的位置,即不仅把法治当成手段,以法治方式推进改革,而且还应把法治当成目标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与改革的关系研究述评——兼论法治与改革之基本认识与研究方法

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观念、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而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法治和改革之间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尽管研究者基于中国的实际,对法治、改革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和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和分析某种程度上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局限也是比较明显的。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新时代背景下,法治与改革又有了新的时代特点和内涵。这个新时代的特点和内涵就是要发挥好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而要充分发挥这个作用的关键和核心就在于实现法治和改革决策的相互衔接。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实施意见》,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吉林新篇章,彰显了“以改革开路、以改革破题”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要深刻把握法治与改革的辩证统一关系,以法治为重要依托和支撑,为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历史解读——以古希腊法为中心的考察

古希腊法治传统的产生与其独特的人文环境、城邦民主制改革紧密相连,特别是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与城邦民主改革互为推动相得益彰。古希腊法在处理法治与改革关系时,先后采取了预防立法与分类立法等多种形式。古希腊学者对法治依据的追问,即法治依据的底是作为人类理性思维结果的法,还是历史上无数人的实践活动形成的习惯中所凝结的法,提出了处理法治与改革关系的两种理论模式。亚里士多德倡导的重视本民族长期历史实践的习惯法理论模式可以为我国法治建设的相关制度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为宪法实践创新的授权改革试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改革试点决定,是在新时代改革形势下在法治轨道上协调具体法律制度与改革紧张关系的创新举措,构成了一项重大的宪法实践创新。虽然《立法法》将这一实践创新确立为法律制度,但仍需从宪法视角来理解其宪法意义及宪制功能,据此为其上升为宪法正式制度提供规范依据。授权改革试点作为一种独特的授权类型,在性质、目的及所涉及的宪法权限关系上均不同于其他授权类型。授权改革试点消解了具体法律制度与改革的紧张关系,通过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法律规定为改革试验创造法治空间,既满足了改革主体的改革意愿,调动了地方试点的积极性,又强化了改革的信息反馈机制和效果检验机制,增强了改革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贯彻了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的要求。下一步授权改革试点要上升为宪法制度,首先要通过宪法解释来明确其宪法依据,进而构造由法律保留原则、授权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共同构成的原则体系,为其设定合宪性的基本遵循和规范。

授权改革试点明确性原则的反思与重构

授权改革试点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种授权类型,理应遵循授权明确性原则。目前,存在照搬一般明确性原则的误区,忽视了授权改革试点作为一项独特授权的特殊性。授权改革试点所遵循的明确性原则,须在授权目的、授权内容、授权范围三要素要求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独特性进一步展开。授权改革试点包括授权暂时调整法律适用和授权试点工作两种类型,二者应对授权目的、对象、期限、地域和请示报告义务进行细化规定。授权范围的明确程度应根据不同类型而有所不同,前者应明确调整的具体法律条款和调整内容,后者应以授权内容的重要性程度作出宽严相济的授权范围规定,以协调改革与法治的内在矛盾。

法治与改革高端论坛(2021)平行论坛“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法治人才培养”成功举行

2021年12月11日,法治与改革高端论坛(2021)在浙江大学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法学会指导,浙江大学主办,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共同承办。本次论坛的平行论坛“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法治人才培养”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院长胡铭教授主持。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教授做了“加快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思考”的主题发言,认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地位的项目,是统筹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点所在。

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建设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主旋律。如今,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的成绩都足够耀眼。但是我们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面对我们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需要不断的改革。而现在总体的思路是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改革是与法治紧密相连的,而且是真正需要法治来引领的改革。而面对改革的实际问题,我们的法治建设道路还需进一步拓展。

对“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之“法”的理解

习近平关于"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思想,确定了时代的两大主题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这对构建法治意识形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如果在"于法有据"之法问题上,或者说改革的合法性问题上出现错误的理解,也会对正在推进的法治与改革事业造成伤害。由于"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是涉及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从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宏观背景中理解深化改革的合法性,而不能把改革"于法有据"之法简单地理解为制定法;要准确理解改革的法之依据,首先要求我们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做到根据法律进行思考,应该把法之范围确定为法律渊源系统;在构成法律的法源形式中去寻找发现可能用于改革的法律;同时还需要根据法治精神、法治思维和法律方法进行充分的论证;最后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法治与改革关系之中运用法治方式来确定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之法。

“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意义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对于当今的法治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是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重新确认,是其新近形成的法治改革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理解"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什么是重大改革?二是于法有据之法究竟是指什么?前者是政治学的问题,而后者是作为法学问题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作为改革依据之法的理解不能过于狭窄,不能把"于法有据"之法简单地认定为现行的法律条款,而应该运用法律思维或法律方法进行符合法治方式的确定,只有这样才能使法治中国建设沿着法治方式向前迈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律方法论的积极作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任务措施和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比喻成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鸟之两翼"和"车之双轮",要求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全面依法治国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是一项长期工作,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将全面依法治国置于"四个全面"之中,来全面协同推进,特别要注重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法治与改革、法治与效率、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的基本内涵是良法与善治。良法是法治之前提。良法应当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根本利益，反映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同时要反映国情、社情、民情，并具有程序正当性。善治是法治之目标。善治应当是民主治理、依法治理、贤能治理和社会共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立完善的司法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坚持法治建设与深化改革协调推进，建立一直德才兼备的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法治队伍。

“法治改革观”及其意义——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的重大变化

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构成了当今中国两个最鲜明的主题。然而,由于法治与改革具有不同的思维走向,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冲突,要想同时搞好这两项伟大的事业,首先需要处理好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树立正确的法治改革观,进而才能发挥改革、法治对社会进步的促进功能。目前的中国,不进行改革社会矛盾难以化解,社会转型难以完成;而不推进现代法治建设,改革则可能会失去方向,社会转型会失去目标。法治中国建设事关国家治理体制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而我们不能仅仅把法治当成工具,还需要把现代法治作为目标,用法治精神塑造改革的决策和行为过程,引领改革的伟大事业。法治优先、改革附随是法治改革观的主要内容,也是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

通过私法的国家治理——兼论民法典的政治内涵

以自治原则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私法规范,不可能脱离国家政治的影响,私法自治必须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我国民法典是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创制的民事法律规范,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民法典通过建构和保护两大路径,既推动改革和发展,又将“人”作为关怀的核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相契合。但在关注民法的政治内涵的同时,又不能不当抬升政治对私法的作用,应高度警惕公权力的滥用风险。

司法领域授权改革试点工作情况的初步分析——以2015年年底以前司法改革试点情况为基础

2015年年底以前进行的司法领域授权改革试点工作,主要有四种情形:司法机关授权试点、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试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批准试点以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试点。这些试点工作在授权主体、授权方式、授权程序以及试点成果评估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推动司法改革试点工作的规范化,就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厘清不同授权形式之间的差别,明确授权的主体,进行具体授权,明确试点突破现有法律的地方,并采取开门试点的方式,以打消社会疑虑,推动改革共识的形成。改革成果的评估,应以是否能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评判标准,并引进中立第三方、诉讼参与人等作为评估的主体之一。建议中央相关部门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推动授权改革试点的立法工作,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的性质与功能探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因其合法性问题而引发了不少研究者的讨论。参与讨论的研究者们的分歧在于能否将"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定性为法律修改。《立法法》(2015)第13条在法律层面确认了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所形成的法律修改的试验模式。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律修改的试验模式是以法治引领与保障改革的重要方式,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现实选择,同时也是协调法治与改革关系的可行途径。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功能的发挥必须依仗相应报告制度的强化与完善。

《共同富裕与法治建设》专题报道之一 筑牢法治之基深谋法治之效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彰显法治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以法治建设助推浙江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浙江大学于2021年12月11日以“共同富裕与法治建设”为主题,举办“法治与改革高端论坛”。本期专题撰取贾宇、公丕祥.李林、黄文艺、杨宗科等五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的主旨发言和张翔教授的专稿,期待为共同富裕和法治建设提供更加开阔的思路、更加有益的借鉴。

检察公益诉讼中的法理问题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把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公益诉讼法,一并考虑)”列入一类项目;中央政法委印发《政法领域立法规划(2023—2027年)》明确提出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为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确定了基本路径。一、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改革背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其中关于法治与改革关系的论述已经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用法治引领改革、推动改革、规范改革,保障改革的成果,同时通过改革完善法治。

检察公益诉讼中的法理问题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把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公益诉讼法,一并考虑)”列入一类项目;中央政法委印发《政法领域立法规划(2023—2027年)》明确提出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为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确定了基本路径。一、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改革背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其中关于法治与改革关系的论述已经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