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化的两种误读及其“中层理论”解决视角

虽然将法治予以中国化已经成为法学家们的自觉意识,但在实际探讨中不少学者却不自觉地以一些既有的理论范式来裁剪社会事实,而没能够抓住法治建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之间的关联——这个当下法治中国化中的关键问题,从而在宏观和微观两极之间摇摆不定,不得要领。当下法治中国化的核心在于凝练出适切的法治"中层理论",然后将其与具体的法治实践进行不间断的往返互动。

法治中国化、治理现代化与儒家治道

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治理秩序史和法治中国化两个领域。传统中国国宪、宋代司法传统和近代行政法史是我在第一个领域关注的话题,三者分别回应了华夏先贤如何通过发明和运用治理智慧为共同体实现宪法意义上的“安身立命”,宋代治理者集团如何通过建章立制和断狱听讼因应“人心政俗之变”进而重建社会,民初平政院法政人如何通过裁决行政诉讼案件在“帝制走向共和”之际建构国家治理秩序等问题。我也通过对生育国家干预和夫妻财产制的历史、法理与伦理省思,初步切入了法治中国化的论域。基于这些研究,我提出“法治中国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论断。所谓“法治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被解释进而推动为“回向华夏治理正道,重述传统治理秩序”。作为当代大陆新儒家的主要思想阵地之一,今后《原道》可以在坚持“中国”与“儒家”之立场与情怀的前提下,进一步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前述解释和推动。

论德治-法治文化中国化

以德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不是对法治的限制,而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法治文化的中国化是以德治国的主要目标之一,法德并举是当代中国实现法治社会宪法目标的选择。

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相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成果。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也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法治思想就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三次历史性飞跃中,三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在发展历程和理论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

法制(治)中国化:历史法学的中国使命(论纲)

近代中国法制变革的160余年历程,是西法东渐的历程,是法律移植的历程。在对移植法制的利弊得失进行深刻的反省之后,我们必须提出法治主义前提下的法制(治)本土化或中国化方案。一方面,要使未来中国的法律制度体系更具有民族个性、民族风格、民族精神,使其更能解决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的特殊问题,包括以具有中华民族个性的途径方式解决人类共同问题;另一方面,"法治"或"宪政"的普世价值追求和社会生活方式应该发展出"中国版本",应该实现法治普世价值与中国民族伦理特色的完美结合。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历史意义与核心意涵

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中,习近平总书记清晰表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集大成者,是人类治理思想的革命。"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贯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活动始终的红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活动的灵魂。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关键在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

大力加强“中国文化引导”,深入促进宗教发展“中国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宗教工作不断取得新成就,经过多年不断的探索和总结,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比较以往的宗教政策,本届宗教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应该集中在"一个引导""两个化"以及"五大宗教关系"上,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宗教法治化的中国化、宗教工作的法治化与积极协调五大宗教关系。特别是在"积极引导"层面则集中体现为对中国宗教法治化方向的"中国文化引导"等新思想、新方针与新实践。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的研究意义在于，其是努力争取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利，更在于其是实现法治中国化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话题。我国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我国的法治实践。

东方法律主义的中国进路

由美国新锐学者络德睦所著《法律东方主义》一书,在2016年由魏磊杰译成中文并出版后,引发了我国法学界的热议,"法律东方主义"这一表达日渐进入中国法律学人的日常修辞之中。之所以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力,原因大体有二:其一,作为一种话语的"法律东方主义",因为涉及面宏大,议题性强,既能突破部门法的知识区隔引发法律人群体的讨论,亦可为不同立场之学人所借用,以资表达自身的政治偏好与倾向;其二,中国硬实力的不断提升,客观上也要求在软实力层面与之匹配,在知识生产中,更多地彰显自身文明的主体性,而作为"法律东方主义"之反题的"东方法律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堪与这种时代的诉求相契合。法律东方主义造就的结果往往是作为主体的西方人可以不自知地声称拥有对中国法的最终诠释权。对于这样一种垄断性的话语霸权,不对其进行反驳是不可能的,但反思甚至反驳并不等于就是简单地否定。之于未来中国,这种"重置法律现代性"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从"法律东方主义"迈向"东方法律主义"的话语反转问题,究其根本就是在现有基础之上如何建构中国新法治体系话语的问题。建构中国新法治体系话语,绝非鼓吹学术义和团式的自我差异化,借此否定法治本身的"内在规定性"而填塞进其他东西,而只是意在对既有的褊狭的原教旨主义式的西方法治观念进行检讨与反思,以期为人类法治文明之精进开启另一种可能。本专题包含5位学者的短评,大体是对这一议题最新思考之结果,虽彼此之间论述视角与阐释逻辑各异,但最终的理论导向可谓异曲同工。诚愿这些点滴思索发挥抛砖引玉之效果,促发我辈学人能为中国法治之未来贡献更多的心力与激情。

实践性视阈下的微观法治模式分析

文章认为虽然将法治予以中国化已经成为法学家们的自觉意识,但在实际探讨中一些法学家却不自觉地以一些既有的理论范式来裁剪社会事实,而没能够抓住法治建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之间的关联这一当下法治中国化中的关键问题,从而在宏观和微观两极之间摇摆不定不得要领。当下法治中国化的核心在于凝练出适切的法治微观理论,然后将其与具体的法治实践进行不间断往返互动。

Research on the Prevention Methodologi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s for Oil Pollution based on Latest Techniques from China and Abroad

In this paper, we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prevention methodologi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s for oil pollution based on latest techniques from China and abroad. Petroleum and petrochemical industry will also be able to have serious water pollution. Against oil pollution increasingly serious phenomenon, about how to control oil pollution has also carried on the thorough research and accumulated in the process of specific management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We conduct theoretical analysis between the state-of-the-art method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s with examples, We firmly believe that more advances will occur in the future.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髓要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要明确“属于谁、为了谁、依靠谁、保护谁”的基本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法治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显著标志,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髓要义。2020年1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最重要的理论任务是全面系统地阐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涵,为科学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提供可资参考的学术方案。分类法是建构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最直观的方法,正确的分类法应充分考虑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特征的描述,科学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习近平法治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法治理论的体系化一般特征来看,习近平法治思想应当由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核心要义和理论视野四个层次的理论要素构成。"十一个坚持"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中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学习和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与法学理论的"三大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习近平法治思想渗透到法学课程"10+X"中,通过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建设,牢牢掌握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学教育的主导权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