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这一概念提出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在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法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标志;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的理论表达和学理表征。世界各国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包括宪法至上、尊重和保障人权、监督和制约公权、维护公平正义、构建社会秩序、促进人类和平、立足本国国情、法治文明互鉴。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特色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依法治国、大国法治、赓续中华法治文明、面向全球化。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完美结合构成了法治现代化的中国范式。

党领导法治一体建设的逻辑理路——执政方式与领导机制的双向提升

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法治一体建设是法治中国迈入体系化协同推进新阶段的产物。依法执政在凝聚基础共识、统合各方主体、彰显民主底色和弘扬宪法精神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成为党领导法治一体建设的根本前提。督促依法立法科学完备、赋能依法行政转型升级和助推依法治理共建共享,构成依法执政驱动法治一体建设的三维向度。中国式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健全党对法治一体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领导机制,突出法治建设规划的牵引功能,强化依法治国委员会的统筹协调,激发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释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法治整合上的潜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统筹推进——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国家的构建视角

作为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是在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又立足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进程和面临的风险挑战,为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而提出的,对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国家构建有着积极作用。既符合时代发展逻辑,更能加快法治中国建设步伐,有助于国际法治朝着良性轨道发展,是内蕴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理念的关键选择。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应当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国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厘清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间的相互关系为基本逻辑,以明晰与完善国内国际双重法律规制为具体实践路径。不仅要重点解决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对接问题,完善国内法律体系以应对国际法治变革,更要认真审视国际法律规范在我国域内的适用,积极推动国际法规则的发展演进。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

中华法系萌生发展于中华大地,为千百年来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作为一个法学概念,“中华法系”发端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法族”概念,其内涵在中华民族艰辛探索法治道路过程中经历了长期建构与重构。法系与法律系统、法律体系,法律、道德及其相互关系,发展方向、未来命运及其决定因素是“中华法系”概念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论题,最终表达的是中国法治的过去和未来如何在法治实践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中华法系”概念百余年演进历程中围绕基本论题展开的讨论,表征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民族性、实践性与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了“中华法系”概念的演进历程与基本论题,深刻揭示了其丰富的制度内涵、思想内涵与文明内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范式性、引领性,是具有标识意义的重要概念。

数字法治政府的内涵特征、基本原则及建设路径

我国行政机关的数字化转型经历了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的演变。数据驱动、智能泛在、平台中心构成数字政府的三个重要特征。为调和数字技术与法治之间的张力,“数字法治政府”的命题得以形成。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坚持推动数字技术与法治系统的良性互动,坚持多重价值目标的动态平衡,坚持治理规则体系的开放多元。未来应从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在基础资源层面,应当进一步健全数据和信息处理规则;在组织规则层面,应当基于整体政府和平台中心理念对行政组织法律制度进行重塑;在行为规则层面,应当进一步强化算法行政的法治约束;在责任规则层面,应当清晰厘定复合化的责任并实现监督方式的完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将促进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律制度在数字时代的转型。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法治推进——兼论《数据二十条》相关条款设计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程度与水平决定了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动能的程度,对加快数据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前提是明确数据产权归属,基础是构建统一开放的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是健全高效的定价机制,底线是保障数据要素安全发展。我国虽已明确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地位,但相关法律尚未明确数据的产权归属,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尚未建立,数据要素定价机制尚未明确,数据要素市场交易与监管的边界也尚未清晰,所有这些阻碍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充分实现。故需立足数据要素市场的特征与现实,以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促进数据动态权属流动,构建统一开放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机制,同时厘清数据监管边界,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安全发展,实现数据要素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的市场化配置。

中国古代“法治主义”起源及其融入“法治中国”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法治主义”自何处何时发轫是一个重大的始源性问题,相关研究发现,以《管子》为代表的齐国法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法治主义”的发源之处。这种“法治主义”思想与当代法治在形式上多有相似,但从本质上看,乃君主专制工具主义的“法律之治”,与当代法治的核心意涵大相径庭。尽管如此,源于齐法家的古代“法治主义”统合道、法、儒于一体,对法律与道、德等概念关系的系统论证,仍然能够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多方面的宝贵资源。借鉴中国古代“法治主义”的制度资源,必须以现代性价值体系为标准对其进行筛选,只有那些符合现代性价值标准的良性制度资源才具有借鉴意义,而那些与现代性价值标准相背离的劣性遗产则必须加以剔除。因而中国古代“法治主义”融入“法治中国”的基本路径,必然是以现代性价值对其再诠释、再创造的转化与融通过程。

新时代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改革发展的新目标,也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方向。要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高等教育法治化建设,着重厘清政府、高校、社会三大主体的权责和相互权责关系,实现高教治理主体的多元形态、系统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有效合理的协同治理结构,落实依法治教方针。推进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需要正视面临的新问题,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最大程度激发高校自主办学的主动性与创新性,为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想环境条件。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科技创新的功能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科技创新是实现科技现代化和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科技创新旨在发挥法治轨道在推进科技创新中的重要功能,使法治轨道成为驱动和赋能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机制和动能来源。要实现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科技创新,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和不断优化法治轨道在保障科技创新的政策实施、激发科技创新的主体活力、维护科技创新的自由空间、塑造科技创新的竞争优势、消解科技创新的伦理风险等方面的调整机制功能,从而为新时代科技创新提供持久法治动力和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数字时代图书馆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五维审思

图书馆是文化资源的储存库和提取库,担负着凝聚民族亲和力与团结力的历史使命。数字时代《公共图书馆法》及其相关法律为数字化法治化图书馆的设立、运行及服务等提供了规范依据,呈现出布局时空、内驱外引、业态迭新、为民服务的发展优势。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指出要大力推动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数字化发展,加快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图书馆所蕴含的文化、教育、开放、共享等价值理念成为人民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精神品格,有助于保障人民公共利益权利,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资源获取的美好期待,有助于团结全体人民智慧共建人类文明共同体。

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质量,扎实有序做好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工作,需要重构乡村振兴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优化社区自组织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构建新型乡村社区“三社联动”机制,构建多层次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格局。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效法“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地方性治理规范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给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增权赋能。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凸显基层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民主意识,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修复功能,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碳中和目标下我国森林碳汇功能实现的困境检视与法治保障

森林是水库、钱库和粮库,同时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功能在实现碳中和目标中的作用也愈发凸显,成为重要的“碳库”。然而,我国森林碳汇功能实现存在因法治化程度较低、法律体系不健全且位阶低而造成的法律困境,以及因存在产权、资金、技术、风险障碍而造成的事理积弊。因应之策在于: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门立法、推进森林碳汇相关法律修订与制定、加强森林碳汇司法保障以巩固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另一方面要明晰森林碳汇的产权与收益归属,建立健全森林碳汇金融服务体系,提升森林碳汇项目技术实现能力、发展森林碳汇项目风险分散机制以消弭森林碳汇功能实现的障碍。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法律风险及法治应对

2022年11月底,OpenAI发布ChatGPT;2024年2月16日,OpenAI又发布了Sora,呼啸而过的科技带来的是一个新时代。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在辅助机制方面确有实际效用,但也引发了算法不透明、决策权重配置、裁判规则僵化、对司法权威的损害等诸多司法实践难题。法律风险需要法治应对:首先,数据隐私和安全需建立严格保护机制;其次,人工智能决策可能不透明和不公正,需要可解释性和透明性技术确保公正;再次,人工智能可能存在歧视和偏见问题,需要数据治理和审查减少影响;最后,人工智能应用可能挑战司法程序的公正和人权保护,需通过法律和伦理规范解决。应当坚持司法主体责任,允许实验性设置决策权重,保持制衡并强化人机交互决策制度在人工智能司法中的体系定位,力求扩大和完善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制度功能与法律规范供给。

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顶层擘画——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就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所作系列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长远所需”和“当务之急”,凸显了新形势下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涉外法治建设成就巨大、来之不易,但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亟待弥补。我国海外利益全方位多层次高速度拓展,外部法律风险与挑战前所未有,干涉与反干涉、制裁与反制裁外交斗争激烈,客观上要求强化法治思维,善用法治方式,“以法斗法”“以法制法”,丰富外交斗争法律“工具箱”,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必须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不断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整体系统观视域下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的宏观样态与建构方案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生态文明法治交融的产物,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对于整体系统观的理论期许主要表现在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作为根本思想指南、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汲取养分以及将“天人合一”的环境伦理观作为其历史脉络三个维度。在宏观样态方面,整体系统观在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中的融入主要体现在绿色低碳理念与经济发展需求深度融合的理念锚定、人际同构型环境利益公平分配格局的目标构筑和“环境权利—环境权力”二元架构均衡配置的范式转变三个场域。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应坚持以“整体系统观”作为“元理论”的方法支撑和价值指引,构建彰显环境法治现代化新内涵与新要求、多维度拓展环境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有机系统性方案。

论人工智能透明度原则的法治化实现

随人工智能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透明度原则成为破解“算法黑箱”难题的钥匙。透明度原则包括形式透明和实质透明。形式透明是对人工智能基础信息的披露,使人工智能的部署使用处于非秘密状态。实质透明与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息息相关,强调对披露信息以可被理解的方式进行有意义解释,从而打破知识壁垒,使相关信息实现真正可知。透明度原则应在法治化实现上进行精细考量:在考虑现有技术条件的基础上,有必要根据监管机关和社会公众的能力不同有区别地对披露和解释的信息内容提出义务要求,并针对不同人工智能的风险程度采取分级分类分场景的执行标准,从保护用户与公众知情权行使、确保国家监管权落实两方面推动透明度原则实现。

法治与形式原则的性能:以形式与实质关系为中心

法治理论的争论主题之一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其中涉及形式原则的性能。形式原则的性能可以从三个方面检视:形式性、自足性、充分性。形式原则具有形式性,但是并非纯粹,它们可能关涉法律规范的内容安排以及实质价值在规范内容上的贯彻效果,它们的解释适用也会受到实质价值的影响。形式原则具有指引法治实践的能力,但是并不自足,其自身无法解决遵守程度和例外问题,也无法消弭不同原则间的内在张力。对于有限、抽象的法治构成目标来说,形式原则可以作为构成条件,然而对于更具实践性的法治实现目标而言,就不敷其用了。法律的形式与实质相互联系,相互塑造。当法治对法律的形式提出要求,实践这种要求难免会牵连法律的实质。法治不可缺少形式原则,但是形式原则并非如通常想象的那样纯粹、自足和万能。

知识产权法治建设的三个维度

私权保护、国家治理和国际协调是知识产权法治建设中的三个维度。知识产权的本质是人们依法就智力活动成果享有的私权,其客体是通过知识创新或经营劳动产生的特定信息,制度运行中出现的抢占信息资源并将其包装成知识产权客体牟利的乱象应予以纠正。基于信息的无形性,知识产权保护通常需要首先确定客体范围边界,然后对权利人予以及时充分的救济,因此需要行政和司法机关提供专业、便捷的确权及公正、高效的保护。这一建立在“以公开换保护”基础上的公权力介入特色,使得知识产权制度成为国家治理工具。知识产权保护还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这一领域存在诸多国际条约。法治建设不能脱离本土实践,应基于地域性原则,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原理,寻求国内国际法治协调发展的共赢之道。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的意蕴、困境与对策

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定法治自信、培育高职学生法治素养和对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意义深远。在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的教学具体过程中,存在内容、形式和效果等现实困境,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培育法治思维,提升法治素养;以横纵两维度打破教学设计藩篱,整合教学内容;以“八个相统一”为指导推动各种教学方法创新,提升教学实效。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框架与体系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重大部署,深刻阐释了法治之于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指导、总体目标、实施框架,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的理论与实践的里程碑,是中国加速走向现代、中国共产党加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是制度规范能力建设的根本遵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工作的讲话和指示的内容来看,其频度、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全民法治意识,要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是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