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涉外法治关系的法理结构及实践意义

本文从一个全新的法理视角来阐释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的“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定的“加强涉外法治工作”政策术语演变背后的法理依据,并对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之一的“坚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法理内涵进行了创新意义上的解读,其基本分析方法就是打破了传统法理学使用的法律关系概念的逻辑界限,用法理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的法治关系的概念来分析“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关系中的各种法律问题,主张应当把制定法规则与法律秩序效果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性地判断一个主权国家的法治状态,不能仅仅将研究视野停留在制定法规则占优势的传统法理上。本文在分析法治关系概念的建构功能时指出,在涉外法治关系体系中,法治关系的构成要素至少应当分为九个方面,包括法律规则要素、法律关系主体要素、法律关系客体要素、法律关系内容要素(主要是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时空要素、法律关系手段要素、法律关系目的要素、法律关系效力要素和法律关系秩序要素。上述九个方面的法治关系构成要素只要其中一个类型的要素中包含“涉外”因素,那么,这种法治关系就具有了“涉外法治关系”的特性,就必须从整体上来协调法律关系中的法律规则与法律秩序之间的价值要求,统筹基于传统法律关系理论形成的“国内法治”与根据法治关系理论产生的“涉外法治”,以具有实效性的“法治”价值来保证涉外法律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不断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

《对外关系法》与中国对外关系法治的新进展

《对外关系法》是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基础性成果。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以《对外关系法》颁布和实施为基本背景,分析中国《对外关系法》的重要立法意义及其在对外关系法治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解读《对外关系法》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守正和创新,并尝试勾勒中国对外关系法治发展的未来图景。

比较视野下的宗教与法治关系研究路径

随着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以反恐怖主义为主线的世界政治交往主题逐渐转到提升各国缓解债务危机、国内经济实力、创造就业等经济性问题,应该说国际政治进入后反恐时代。基于宗教与法之间主位关系的变动,现有宗教与法治研究径路可以分为:以普世性道德形态存在于法律中的宗教,宗教信仰自由,避免宗教歧视的宗教平等,政教关系,宗教法典等五种。以法律体系中法律基本结构要素为划分原则则涵盖了法理学、法律观念、法律原则层面的与宗教的关系,而从法律的位阶角度,由宪法一般法再到行政法规层面的宗教关系;还涉及司法环节中的宗教因素;以及国际法层面的内容。目前热门问题导向的研究模式其主要议题为:宗教自由原则的遵守,宗教法人登记,宗教与学校教育,宗教慈善,宗教税收,宗教伦理正义,公共空间的宗教表达等等。总的来说,反恐战争以来各国研究都结合传统,重新审视宗教与法治关系。新的研究趋势不仅仅涉及宪法提到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遵守与实践,还细化到剖析和评估移民政策、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选举制度等各个方面的法律制度。

如何理解法治与改革的关系?

法治与改革是当下中国最突出的主题。然而,对于社会秩序的形成来说,法治与改革是存在冲突的两种思维路径。如果不能协调好相互关系,两者对社会和谐发展的积极功能很可能相互抵消。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协调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局面的稳定,还牵涉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以往奉行的是改革与法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路。这对三十多年的改革与法治事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形势下,需要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用法治来统合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因而需要重新诠释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法治方式不仅是指立法手段,还包括了各种法律方法的综合运用。在协调改革与法治关系的过程中,需要把法治放到优先建设的位置,即不仅把法治当成手段,以法治方式推进改革,而且还应把法治当成目标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劳动关系治理法治化:困境与出路

我国劳动法制已趋于完备,但劳资矛盾仍然突出。原因在于国家在治理劳动关系的行动中往往仅着眼于法的执行和遵守,忽视了广大劳资主体对法律执行的能动作用。"回应型法"能够消除公民如何信任这一桎梏,使秩序能够通过协商而不是服从来建立。劳动立法应当从外部、内部、程序三个层次去回应劳资主体的价值诉求,外部回应要求立法的价值取向必须反映劳资主体的真实诉求,内部回应主要是围绕"帮助劳动者实现被帮扶权"的立法理念进行相关的制度建构,而程序性回应的宗旨是通过中立的程序去实现外部回应的内部化。

涉外法治:属性解读与完善进路

涉外法治是我国法治体系中的“弱项”,其属性的明确无疑是推进涉外法治的基础和关键。涉外法治具有混合属性,在不同属性之下,涉外法治的完善路径和完善内容亦不相同。国内法治属性立基于国内层面的法治运行,国际法治属性侧重于国际层面的法治活动,交叉属性强调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互动,对外关系法治属性则集中反映了涉外法治的主要内容。不同属性汇聚于涉外法治一身,看似矛盾,但辩证地看,这恰恰反映了涉外法治的混合属性。只有基于混合属性、兼顾不同路径,才能构建完善的涉外法治体系。

试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关系的法治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贸易关系法治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趋势。这一进程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哪些表征?基于这些问题,本文主要就国际贸易关系法治化的背景、内涵和特征进行了探讨。

我国法治型政商关系的建构路径探赜

政商关系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随着历史发展而转型变革。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商关系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法治化建设的推进:规范政商关系的制度建设滞后,且现有制度的执行力不强;政府和市场边界不清,行政力量对企业的干预仍然较大;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有效监督机制缺失等。伴随改革的深入,要从完善和创新法治型政商关系的法律和制度基础、厘清权力边界、织密监管网络、努力营造法治型政商关系氛围等方面入手,重塑政商关系新生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型政商关系。

国际关系法治化问题研究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关系法治化也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界定国际关系法治化的内涵,分析国外敌对势力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舆论等方面对我国国际关系存在的潜在威胁,为了有效维护我国家、企业、公民安全和财产利益,建议尽快做好法律资源的储备,综合运用执法、司法等多种手段依法对敌对国家和机构进行反制,指导我国公民和企业运用中外法律资源进行自我保护和救济,建立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加强沟通、管控分歧、减少对抗。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完整的法学理论逻辑体系,它继承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实践性、人民性、工具性等价值理论,并且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法权理论,提出法治关系范畴,进一步突出法学理论、法治理论的“应用性”,形成具有时代性和生命力的法治理论。建设新时代法治队伍,在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要义内化于心,指导职业方向。

授权改革试点明确性原则的反思与重构

授权改革试点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种授权类型,理应遵循授权明确性原则。目前,存在照搬一般明确性原则的误区,忽视了授权改革试点作为一项独特授权的特殊性。授权改革试点所遵循的明确性原则,须在授权目的、授权内容、授权范围三要素要求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独特性进一步展开。授权改革试点包括授权暂时调整法律适用和授权试点工作两种类型,二者应对授权目的、对象、期限、地域和请示报告义务进行细化规定。授权范围的明确程度应根据不同类型而有所不同,前者应明确调整的具体法律条款和调整内容,后者应以授权内容的重要性程度作出宽严相济的授权范围规定,以协调改革与法治的内在矛盾。

改革与法治“二律背反”及其消解方式

改革与法治的内在逻辑和价值追求迥异,两者客观存在着"二律背反"的紧张关系。三十五年前,中国改革的发生和发展选择了一种对峙性展开方式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以"良性违法"的道德正当性,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运用试点、试验和"先行先试"的办法,挑战旧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允许新旧体制秩序并存、对峙、冲突和比较,待改革成果经实践检验后,再经立法程序予以巩固和坚持。经过三十五年改革、开放和发展,"良性违法"的道德正当性和阶段必要性已不复存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已经有条件、也必须选择消解性展开方式,跳脱改革与法治"二律背反"困局,走向全面理性的法制建构。

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个坚持”的法理逻辑结构与功能透析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概念。习近平法治思想既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对法治中国建设实践作出的全面和系统的法理思考,兼具党的集体领导与领袖个人贡献两方面的理论生成要素,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新形态、新发展。如何全面、系统、科学地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涵,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是当前法学界面临的一项重要理论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十一个坚持"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其理论性质和特征直接决定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向。从法律关系的法理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关系层面上认识"十一个坚持"的思想内涵,"十一个坚持"全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特色,对法治关系的主体、客体、目的、手段以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等基本逻辑要素进行科学分类和详细论述,上述理论特质为科学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资源。

加快构建我国涉外法治工作体系

当今世界,制度竞争成为核心竞争,法治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要加快推进涉外法治战略布局,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使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中国式民主的法治保障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治国是中国式民主的核心要义。中国式民主的法治实践集中表现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展望未来,应当确立以人民享有广泛权利、人民全面参与法治建设、国家治理高效、社会和谐稳定、权力运用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法治检验标准,推进中国式民主不断发展完善。

村民自治组织与上级政权机关之间关系问题再认识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以来,村民自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村民自治中依然存在着上级政权机关非法干涉等问题。这一问题只有通过上级政权机关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权限关系的法治化以及上级政权机关的民主化改革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建设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主旋律。如今,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的成绩都足够耀眼。但是我们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面对我们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需要不断的改革。而现在总体的思路是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改革是与法治紧密相连的,而且是真正需要法治来引领的改革。而面对改革的实际问题,我们的法治建设道路还需进一步拓展。

试论建设法治农村

建设法治农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也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建设法治农村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法治与自治、法治与党的领导、基层党组织领导及自身建设的关系。

对外关系法立法实践考察——基于中国与澳大利亚对外关系法的比较

当前,对外关系呈现法治化发展倾向,国家对于对外关系的规制开始从以政策为主转向法律与政策并用,其中突出表现之一是部分国家开始制定、颁布专门性的对外关系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下文简称中国《对外关系法》)和《澳大利亚2020年对外关系法》(下文简称澳大利亚《对外关系法》)的颁布为考察对外关系立法实践提供了比对样本。前者的内容具有综合性和基础性,后者的核心内容主要涉及对其州和领地政府对外签署协议的审查与批准,具有专门性。二者在条约和协定缔结权、批准权和废除权的分配,中央与地方对外事务权的分配,适用的领域范围及主体范围等方面存在共性和差异性。着眼于推进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实施和对外关系法治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应在《对外关系法》原则性、授权性规范的基础上,明确赋予地方政府在经济、贸易、文化、民间交流等活动中签订备忘录等非条约性协议的权力。中国应建立条约适用的规则体系,包括制定条约适用法及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司法实践中适用条约的经验和需要制定司法解释,以及制定、完善对外关系分领域(如对外援助)的立法体系,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对英美ADR实践的法哲学思考

通过对英美的ADR实践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二者对ADR的适用采取不同的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对ADR和法治建设的关系认识不同。在我国,也有学者认为ADR有反法治的倾向。因此,本文从法哲学角度考虑,认为ADR和反法治没有必然联系,ADR的发展有助于实现法治的可持续发展。并对我国司法改革提出一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