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刑法、秩序刑法到法治刑法——中国刑法转型四十年

改革开放四十年历程,也是我国刑法从政治刑法向法治刑法转型演变的过程,其间经历了秩序刑法阶段。精神上,刑法日渐体现出法治的品格,罪刑法定、人权保障等现代理念日益彰显。功能上,刑法从突出政治功能走向突出社会防卫功能,最终向兼顾社会防卫功能和人权保障功能的转变。适用范围上,刑法进行了犯罪化、国际化的调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刑法应进一步突出人权保障理念和功能、完善现代性的刑罚体系和量刑制度、构筑多元化刑法体系等。

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的刑法理念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运用刑法思维并按照刑法技术表述条文,符合现代法治理念,契合刑法思想,蕴涵着刑法理念,成为全面建成法治社会、法治政党的"精神支柱"。《条例》既主导整体布局,又是技术细节参考标准;既在行文技术方面模仿刑法,又在理念和整体布局谋篇方面契合刑法理念;既是刑法技术的化身,又是刑法理念的升华,将刑法规则运用于条例的具体规则,完全是刑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既是刑法的技术补充和继续发展,又要求比刑法标准更高的技术参数。

论我国《刑法》应由粗疏型走向精细型--基于我国《刑法》立法现状的统计数据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刑法》呈现出粗疏型的立法样态,这虽为因事制宜及灵活操作留下了空间,但也难免给人以政策性刑法的印象。政策性刑法系刑法的政策化,其不同于政策思想指导下的刑法;政策性刑法也非工具性刑法,刑法皆有工具性。但是,在目的性的视野下,政策性刑法与法治性刑法相抵牾。随着社会发展及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刑法》面临着由粗疏型走向精细型的现代转型。精细型的刑法样态与法治性刑法并行不悖。法治性刑法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思想根基,在实定法上追求法的安定性。为此,我国《刑法》应当通过罪名立法化、罪状叙明化、法定刑幅度精确化等,实现精细化立法,增强法的安定性,推进刑法的法治性。

风险刑法的理论逻辑——兼及转型中国的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的到来,意味着国家在风险控制中由消极角色转变为积极角色,而最终成就了一种以社会安全为重心的风险刑法。风险刑法有其不法与归责基础,这体现为罪责概念功能化、归责需要决定不法内涵和法益概念的扩张化三个维度。而要建构中国的风险刑法,则需要把风险刑法作为正统刑法的例外,并重视抽象危险犯与公害犯罪、刑事连带责任与共同过失犯罪、监督过失与责任事故犯罪、过失危险犯与常发型过失犯罪等在控制风险中的规范意义。

新中国刑法的演变

建国近60年来,我国刑法从无到有,走过了十分曲折的道路,以刑事司法活动的依据为标准大体上分为"有法律从法律,没有法律从政策"原则为指导的政策刑法、规定有类推制度的1979年刑法典的法制刑法和以"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三大原则为标志的法治刑法转型等几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