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干部人事制度的法治化改革

干部人事制度法治化,既是党的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党依法执政的重要举措。党所面临的外部形势和内在法治的功能要求,以及执政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使干部人事制度法制化改革成为必然。必须弘扬法治精神,建构和完善法制体系,依法从严选拔任用干部,考核评价与管理监督干部,注重保障干部合法的权益。我们深刻认识法制化改革基本前提,是以政治现实为基础,将党组织领导和把关贯穿始终,坚定不移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法治化建设。

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广东个案

信访制度是一项植根东方文化、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近年来因信访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而备受争议。《广东省信访条例》起草过程中对信访功能定位法治化、信访程序法治化、信访组织体制法治化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力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信访困局,通过地方立法为信访工作和信访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广东省的做法或可为全国范围内信访立法质量提升提供镜鉴。

我国政府预算法治化改革的障碍分析与路径选择

预算管理实践超越预算法规规则所表现出的制度性冲突与人大监督法律制度和运行机制的不够完善,使监督效率低下成为我国政府预算改革的重要阻力,加快政府预算法治化改革进程,最佳的路径包括按照法治化要求加快人大对政府预算监督的法制建设、切实提高人大对政府预算监督的能力。

重庆市九龙坡区深化信访法治化改革初探

重庆市九龙坡区积极深化信访法治化改革的主要措施是:着眼法治理念组织信访干部全员培训;围绕法治要求,依法规范信访工作和信访行为;按照法治方式着力健全三大信访机制;聚焦法治目标积极推进三大信访转型。

信访制度的功能及其法治化改革

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需要对其承担的实际功能有全面认知和有效替代,目前几种典型认识都未能如此。信访制度始终存在政治动员与社会治理两种取向,当前社会治理取向凸显,它体现为三大功能:纠纷解决机制替代功能、法律和政策协商功能、社会剩余事务兜底功能。在纠纷解决方面,信访制度解决了不少不适法的纠纷;在法律和政策协商方面,信访制度容纳了不少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类型化诉求,在模糊地带促进了规则的形成和优化。在社会剩余事务方面,信访制度的兜底容纳和综合处理,疏导了社会情绪,缓解了科层体系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信访制度法治化,主要是民众信访行为和信访工作机制的法治化,其改革应当适度区分法治工作与群众工作的双重属性,并从一些具体方面着力。

行政信访救济法治化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权利救济是行政信访所具有的重要功能。行政信访救济应当被纳入法治化的行政救济体系中。行政信访救济法治化改革存在内部和外部困境,困境的成因一方面在于行政信访纠纷矛盾性质特殊,另一方面在于司法救济机制不完善带来不利影响。对此,行政信访救济法治化改革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条路径来实现。改革的内部路径是:国家层面的信访法律保障,将行政信访定位于权利救济的过滤机制和补充机制,权利救济功能与行政信访机构的职权设置相匹配,完善行政信访听证制度;改革的外部路径是:完善民生领域的社会立法,完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救济机制,规范公权力的行使,设置行政信访救济机制对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参与和反馈程序。

从我国行政审批法治化改革谈政府职能的定位

我国行政审批法治化改革的推行,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法治化提供了明确的价值目标与基本的制度范式。为顺应政府职能转变的法治化趋势,必须首先理顺政府与国家、社会、市场及公民四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对政府职能予以定位,从而明确勘定我国政府职能的合理范围。

从信访的三次高峰看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

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安排。自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次信访高峰,虽然时代不同,主要原因也有变化,但却反映出其中的共同之处和内在关联,那就是现代政治如何平衡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信访高峰凸显了中国法治建设隐含的关键性矛盾:基本权利的实现与实现权利的制度空间狭小、当家作主的权利追求与保护权利的技术贫弱之间的紧张;产权与权利关系模糊又相互拖累之间的紧张;功能不畅与权利救济阻滞的紧张等。由此可见,信访法治化改革已经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关涉到国家治理体系的生深层次问题与整体结构。从思路上看,改革应着眼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

基层信访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路径探索--基于江苏省Y市的实践调查

信访是化解社会冲突的有效形式,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责任,但基层信访在实践中存在治理机构多头设置、治理"碎片化"凸显、治理压力大、运行成本高等问题。究其缘由在于信访体制的不完善、权责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司法途径薄弱化。基层信访治理法治化建设应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调整信访考核标准,健全信访协调机制;强化信访本位职能,赋予信访部门实权;拓宽"互联网+信访法治"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基层矛盾缓解机制;构建"信访议事会",推动"多元信访治理";强化司法垂直管理,创新司法工作机制。

深入贯彻《药品管理法》助推药品监管法治化

随着各级药品监管机构改革逐步落地,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开始正式实施,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为武器,落实属地责任,科学监管,依法履职。根据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施行一年来的履职实践,本文对监管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对药品监管事业开启新征程进行了展望。

新时期法院涉诉信访工作的困境及解决对策--以L省为分析样本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改革的方向,涉诉信访法治化改革也由此正式开启。2022年《信访工作条例》的出台使得法院涉诉信访工作总体上有法可依。本文以L省法院涉诉信访的工作现状为样本,分析新时期法院涉诉信访工作的困境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法院涉诉信访的法治化道路提供有益参考。

“扫黑除恶”内部规范性文件改革研究

“打黑除恶”工作开展以来,各种内部规范性文件先后出台或者制定,有力推动了其高效运行。在进入“扫黑除恶”阶段,这类内部规范性文件依然延续或者翻新创制不断增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这种内部规范性文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体现在三个层面:是“扫黑除恶”法治实施体系的内在一部分、是“扫黑除恶”斗争法治化的实践经验总结、是推进“扫黑除恶”全面法治化发展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法治”潜在表现形态。其所暴露出的主要问题:侵蚀公开原则与法定程序性、规范性欠缺与实证缺失。在法治整体论语境下考量,应开启程序性改革路径与着手实体性改革面向,推动其整体性革新发展。

法治政府建设视角下加强公职律师队伍建设的思考——以K市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各级党政机关普遍设立公职律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面依法治国全局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公职律师制度在法治化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越发彰显。根据H省司法厅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全省共有律师38699人(其中女律师13644人),其中,专职律师31473人,占比81.3%;兼职律师870人,占比2.2%;公职律师5098人,占比13.2%;公司律师1000人,占比2.6%;法律援助律师258人,占比0.7%。公职、公司律师占比呈上升趋势,传递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加强的正向信号。

信访的类型化及其法治展望

结合基层信访治理困境和国家政治行政运行,分析信访制度的运行过程和功能定位。把信访案件分为政策在位型信访、政策缺位型信访和无理型信访,将信访制度的功能分为国家意志表达的政治功能和国家意志执行的行政功能。不同类型信访案件处理过程中,信访功能定位的侧重点有差异。政策在位型信访和政策缺位型信访是当前信访案件中的主流,无理型信访是信访案件中的支流。信访制度法治化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在于,如何有效应对政策在位型信访和政策缺位型信访,以此为基础理顺信访的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探寻法治化改革路径,适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

有效保护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

法治兴则市场兴,法治强则监管强。近年来,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证监会多次指出,要更好发挥法治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中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作用,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为依法治市打牢基础,为各类主体提供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高质量法治保障促进资本市场创新发展。为此,本刊策划“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专题,邀请监管部门、业界和学界金融法专家,探讨当前资本市场如何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向,共话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着力点。

永葆赤子之心 让监管服务更有温度——法律部支部全面优化协议转让办理服务

改进监管和优化服务是市场化、法治化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激发市场活力、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治本之策,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作风建设重要部署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明确要求,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深化改革、优化管理、提升能力、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具有重要意义。

省委声音

必须与时俱进深化法治化改革,在笃学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提升法治建设质量和效益、建设群众满意的法治社会、展示社会主义法治优越性上争当示范,到2035年建成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与省域治理现代化、高水平整体智治体系相适应的法治浙江,建成法治中国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