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

城市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依托法律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城市生态环境的法治化治理具有必要性。当前城市生态环境的法治化治理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思想意识困境、法律制度困境以及实践困境这三个方面。城市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完善路径主要有:强化思想意识,提高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完善立法制度保障,健全环境司法救济渠道;政府之间统筹合作,建立环境综合执法机制。

法治化治理校园欺凌:误区、原因探析与理性解读

随着较多恶性事件的出现,校园欺凌治理问题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有学者指出,治理校园欺凌必须依靠法治,但该论述受到部分质疑和误解。这些质疑与误解源于其对法治化治理校园欺凌的重点、方法等层面的模糊认知,对校园欺凌的最终价值取向等认知存在偏差,对法治化校园欺凌缺乏实际的理性解读。结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相关法律精神,结合教育理念,提出育人是校园欺凌治理的最终价值取向,教育与保护相结合是法治化治理校园欺凌的指导原则,校园欺凌治理研究与实践需多学科有机融合等观点。

优化公安机关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思考——以行政裁量的法治化治理为视角

公安机关行政裁量基准在本质上是公安机关内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和控权方式。完善的公安机关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有助于实现行政裁量的法治化治理。重视对行政裁量因素的实证分析,切实推行行政裁量基准的公示和评估制度,加强对行政裁量基准工作的监督,是优化公安机关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重要途径。

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其治理以法治为指向,视法治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践行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构建国家统治、社会自治与个人自主三者协同的治理格局,以实现社会生活的法秩序构造。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历程中,国家的权威支撑、保障着法律权威,引领并推动着法制变革和法治发展;而国家的强势介入以及由此生成的国家主义立场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拒了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弱化了协同共治的法治社会的可行性。国家主义与法治之间的博弈,势必影响着立法、司法的制度设计以及法治实现方法的理解适用。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需要正视并反思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反思其对法治立场和效用的侵蚀。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化治理思想论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怎样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作了系列重要论述。其中,习近平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层面突出表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化治理"思想。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时代课题的中国方略,"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化治理"思想,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抽象形式——法治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抽象实质——良法善治的本质升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质解答。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贯彻落实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化治理"思想,不能停留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抽象形式层次和抽象实质层次。

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演进及法治化治理的现实思考

乡村治理贯穿于乡村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我国的乡村治理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通过类型化的分析和梳理可以发现,我国的乡村治理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并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相互关联但又截然不同的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看,法治化治理是当前乡村治理的应然选择。由于诸多障碍性因素的影响,推进乡村法治化治理仍存在现实困境,有必要通过营造良好的农村法治文化氛围,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立健全系统完善的农村法治体系和以党的建设引领法治乡村建设等方式方法加以化解,进而释放应有的治理效能。

农村法治化治理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农村法治化治理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包括传统威权化管理与现代法治化治理的冲突、传统伦理性规则与现代法治化规则的冲突、意思自治规则与现代法律秩序建构的冲突等。两者的融合既有国家法的局限性与民间法的合理性同时并存的现实基础,也有"法律多元"论提供的理论支撑。在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理性看待民间法的价值,加强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引导,合理界定民间法的效力范围,以国家法精神诠释民间法中的合理规则,推进农村治理的法治化。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异化与法治化治理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由于相关法律层面法源的缺失,并行出现的异化现象同样值得关注。形式主义盛行,体育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依附性合作关系,交易程序缺乏透明性及绩效评估体系不健全等异化问题导致公共体育服务只有数量上的增长却缺乏实质性突破。文章从法治化的视角,提出以明确政府购买的范围、加强交易程序透明化、健全和完善监督评估及公众参与机制、培育和扶持体育社会力量等方式治理异化问题。

论僵尸企业的成因及法治化治理对策

清理僵尸企业成为当前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僵尸企业不同于已经概念化了的休眠企业、僵局企业、亏损企业以及破产企业,对于此类"病态企业",需要从概念法学的视角对其作出厘定;僵尸企业的形成是行业周期影响、政府过度保护、银行信贷歧视、企业自身经营水平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清理僵尸企业应坚持分类化处置原则、利益衡平原则和社会整体利益原则;在防范僵尸企业上,应建立企业识别监管体系、提升产业政策法治化水平、强化银行预算硬约束机制;在处置僵尸企业上,应建立企业兼并、重组制度,完善破产制度和产权交易制度。

县域公共科技决策的法治化治理

县域公共科技决策的法治化治理,是探索中国特色法治化过程中结合地方法治建设实况的经验总结和逻辑延伸,是新时期科技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首先提出研究命题并建构关系假设;其次结合AHFY县生态环境科技决策实况,并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分析验证关系假设;最后从触发源、战略推进器等视角完成效果分析与对策思考。

中国有序财产关系的法治化治理研究

当下中国有序财产关系的维系方式正处于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进程中。对于建构以契约方式来维系有序财产关系的当下中国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个层面即"良法",也就是财产法权制度体系的建构问题。科学完备的财产法律制度是契约经济的前提。第二个层面即"善治",也就是财产关系法治化治理问题。只有实现"良法"与"善治"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切实保障转型社会中财产法权关系的和谐。

论机关报(内刊)出版发行的法治化治理——以高校校报运行机制评估为例的研究

基于对机关报(内刊)中高校校报多年的研究发现,我国高校校报仍处于"吃皇粮""不愁嫁"时期。而高校师生是新兴媒体的先锋使用者,校报已被抛弃而出现传播断层,功能尽失,只靠消耗巨额教育经费"空转"。高校校报一直是高校生态培植与展示的窗口、乡土性的集中浓缩,具有文化遗产价值。本文基于高校校报的显性危机与隐性风险而阐述的客观现实与主观建构,以期对高校校报及其他内部发行的机关报的技术、制度进行计算与商谈。

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的法理诠释与实践向度

网络谣言的产生、传播机制具有特殊性、复杂性,网络谣言具有的显著社会危害使其治理成为网络社会的必然选择。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是网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法治命题。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不仅蕴含着人民监督与国家监督有机协同、相互协调的法理逻辑,也因内含多层次法理原则而具有丰富的法治精神内涵。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需秉持法理型治理思维,在尊重法律规范、法治秩序的基础上围绕基本法理实行综合治理。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坚持以法治思维方式统筹、融贯整个治理体系,确保由治理体系到治理能力全面、系统的法治化。当前,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可围绕信息公开、网络监管、行政执法、民事措施、刑事司法等领域的法治化拓展治理路径,并通过激励型机制、专业型机制、重点人机制及新技术运用促进实践中的治理效能提升。

理念、逻辑与路径:网络暴力法治化治理研究

实现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需要从治理理念、治理逻辑以及治理路径三个方面入手。网络暴力的法治化治理应该遵循当事人保护主义的治理理念,既符合《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的规范要求,也能将对当事人的保护贯通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双层空间。治理网络暴力应该遵循事前预防治理、事中监管治理以及事后追责治理的全链闭环治理逻辑,构建预防技术与规范标准相结合的事前预防体系,事中的实时合规监管以及事后及时阻断网暴信息并协调不同责任之间的衔接。实现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化,必须建立网暴分类处置与长效治理机制,制定《反网络暴力法》等专门法规,以实现对网络暴力重点风险领域的监管。

农村扶贫中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及其法治化治理

当前,农村扶贫中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呈现手段多样化、涉及的范围广泛、涉案金额相差悬殊、案件呈现关联性等特点。进一步分析,法治化视野下农村扶贫中村干部腐败问题的产生,有相关法律供给的缺失、村干部法治思维的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欠缺以及扶贫腐败的违法成本低等原因。以法治化推进农村扶贫中村干部腐败问题的治理不仅是实现扶贫攻坚目标的需要,也是树立党和政府公信力的需要,更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需要。因此,农村扶贫中村干部腐败问题及其法治化治理,应从如下路径推进: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为村干部扶贫腐败的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强化对法律的信仰,建立村干部不想腐的预防机制;加强监督,形成村干部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严查重惩,构建村干部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

我国公司债券违约的法治化治理

作为公司融资的重要方式,债券以商事信用为基础,具备契约和公司治理的双重属性。在市场化的运作逻辑下,债券违约风险不可避免,它也因此构成了债券定价的关键指标。当前我国对债券违约政府兜底式施行刚性兑付,引发了债券投资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不利于债券市场的良性发展。因此必须推动债券违约处置的法治化改革,厘清政府与债券市场的关系,完善债券规则的系统性构建,重塑商事信用在债券交易中的基础性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法治化治理路径研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农村法治化治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农村法治治理面临着农村法治建设法律人才缺失、村民法律意识淡薄、相关法律法规空位、法治实施低效等现实困境。在乡村振兴语境下,需要提高村民法律意识、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构建“一元多层级”法治治理格局等路径,切实解决农村法治化治理体系建设的现实问题,从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化美丽乡村。

略论乡村法治化治理视域下的村规民约--以福建的村规民约为例

乡村法治化治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如何解决农村自治与法治的关系是推进乡村法治化治理的关键,而村规民约的属性决定其成为联接农村自治和法治的桥梁。实践证明,村规民约在推进乡村法治化治理中取得了重大成效,但也存在一定的困境和障碍,集中体现在村规民约内容、制定主体和实施及救济等问题上。本文从落实备案制度、明确制定主体、确认实施主体以畅通救济渠道等方面提出解决方案,以期寻找村规民约完善路径,进一步推进乡村法治化治理。

城镇化进程中流动摊贩的法治化治理路径

新型城镇化中需要重视流动摊贩的治理,流动摊贩以失业人员、城市贫困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和失地农民为主,是其谋生的重要手段,也能满足部分群众的生活需求,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当前流动摊贩治理难以兼顾生存利益和公共秩序需要,治理方式匮乏,文章提出三项建议:一是创新流动摊贩治理理念,要兼顾生存利益和公共秩序需要;二是借鉴经验推行人性化、科学化的分类治理模式;三是成立摊贩自律组织,实现民间组织与政府综合治理。

论微媒体的法治化治理

信息技术的发展已将我们置身于微媒体时代,微媒体在给工作、生活、学习等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社会、经济方面的法律问题,需要对其加强法治化治理。本文结合微博,在总结我国立法现状的基础上,从立法、起诉及证据等环节分析现有法律法规的不足之处,明确微媒体监管对象、确定监管内容及把握监管尺度,提出构建完善的法治化治理体系、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准确界定运营商的法律责任及重视媒介素养教育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