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权威与法治: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党的领导法治化探析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并明确其具体任务。法治既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着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法治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保障作用。党的领导法治化与政党权威的塑造、党的领导法治化与纪律、制度的承接发展影响了党的领导法治化的路径选择和演变轨迹。要从科学立法、行为约束、行为保障、能力增强、文化生成等机制入手构建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实现机制。

论党的领导法治化

法治与政治是内在统一关系,党的领导需要实现从政治性命题向学术性命题的转换并在理论研究上形成中国经验。党的领导法治化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党内法治和国家法治两个范畴内包括党的领导主体、客体和行为(过程)三个层面。党的领导法治化反映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深刻变革,经历了政治理念上确立法制原则、体制机制上启动制度化进程和全面走向法治化三个阶段。其实现路径是一个包括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和宪法法律制度建设在内的"双层并轨"结构,应该在两个层面按其适应性和适格性原则进行构建。

领导法治化是党的领导方式创新的必然选择

依法治国的实施 ,呼唤着党的领导方式创新 ,迫切需要“领导”与“法治”的直接结合 ,把一切领导活动纳入法治轨道 ,依法领导 ,依法决策 ,依法接受各种形式的监督 ,实现领导法治化。领导法治化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领导观念、领导思维、领导规则、领导机制、领导方法上实行重大转变和创新 ,使党的领导方式进一步实现法治化、民主化。

论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党的领导法治化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党的领导法治化这一命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凸显。党的领导法治化承续了中国共产党改善领导方式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新时代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实践的根本旨归,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产物。遵循中国政治与法治的内在规律,实现党的领导法治化必须坚持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理顺党政关系。新时代党的领导法治化有利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有利于促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以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有利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党的领导法治化

实现党的领导法治化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党领导方式创新的必然结果,我们要深入贯彻学习 党的十六大精神,努力提高党的领导法治化水平。

构建领导法治化模式的机制探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在此过程中,处于法治建设进程核心位置的各级领导干部理应成为法治化的排头兵,也就是说推进领导工作法治化已经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法治化”研究:理论回顾与学术展望——基于CNKI期刊数据库的计量分析

党的领导法治化体现了中国法治与政治的内在统一逻辑,是推动当代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运用CNKI自身功能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的189篇关于党的领导法治化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党的领导"法理内涵、加强党的领导视域下党依法执政、党领导法治国家建设以及相关党内法规研究四个方面是党的领导法治化的研究热点。根据所得问题,未来该主题的研究需以突出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史论研究、加强党的领导法治化的跨学科研究、体现党的领导法治化理论与实践融合的研究三个方面为重点,从而回答时代之问。

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复合模式和实施路径

党的领导法治化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单一的党规模式和国法模式都不符合当前我国国情以及能够为党的领导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因此,建构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复合新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对此,本文就以此为例,对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复合模式展开详细探究,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希望本篇文章的写作,能够给人们提供有价值的帮助。

本然·实然·应然:论党的领导法治化的三重向度

党的领导法治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然的学理向度分析,党的领导法治化构成包括了党的领导主体、客体以及过程三个层面,并内蕴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当中。从实然的现实向度出发,党的领导法治化具有多重现实意义,但目前在党规与国法衔接、执行与监督的优化等方面仍存有瑕疵。从应然的实践向度思考,推动党的领导法治化应优化党规国法,实现制度衔接,注重党规国法的执行与监督,从而构建扎实有效的党的领导法治化实现路径。

党的领导入法入规的生成逻辑与实践向度

党的领导入法入规是党领导国家法治建设衍生而出的中国特色法治实践。从融入范畴上看党的领导入法入规集中于法律法规,属于国法层面的制度设计;从融入内容上看包括党的领导地位和党实施领导的体制机制的融入;从融入技术上看应恪守“抽象确认党的领导”原则。党的领导入法入规承续了政治权力合法化的传统惯性,发展了“宪法为上、党章为本”的复合宪制理论,推动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互生共融的特色实践,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产物。明确立法融入党的领导的重点领域、确立统一的党的领导入法规范、强化党的领导入法入规的宣传教育,应成为进一步提升党的领导入法入规质量的可循进路。

法律中“党的领导”条款的具体形态与演变过程

法律载明“党的领导”既可使党的领导行为有更具体的依据,亦能促使党的领导活动在法治框架内展开。对于“党的领导”入法问题,立法者的认识经历了从“不必入法”到“视情况入法”再到“推进入法”的阶段性转变。在既往立法实践中,法律中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有三种表现形态:一是表明党领导某项具体工作,二是规定党的机构承担某项职责,三是将拥护党的领导作为法律义务或任职条件。法律对“党的领导”的规定方式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这一过程集中表现为领导主体从概括的党到具体党组织,领导范围从宏观领导职责到微观领导事项,以及更加注重借由具体制度设计来保障党的领导地位。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背景下,法律对“党的领导”作出规定的情形将更为普遍,但“党的领导”条款不应背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之立法初衷,且应符合宪法中“党的领导”之规范意涵。

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研究

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制度化是基础,法治化是目标。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改善党的领导的必要,提升法治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建立健全党的领导法规,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原则要求;“四善于”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具体要求和检验标准;推进党领导人大工作的制度化、法治化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关键。

党的领导法治化 党的领导科学化 党的领导现代化

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更是和社会法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执政、从革命到建设，都与中国的现代化分不开，它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塑造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代化，就是要符合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规律，使自身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不断法治化、科学化、现代化。

宪政维度的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它包括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宪政可以从三个层面,即宪政理念、基于宪政理念而设计并运行的政治制度以及宪政运动来理解。政治文明和宪政紧密相联。当代人类社会追求的政治文明应当是宪政下的政治文明;在社会主义中国,实现宪政、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的关键是党的领导法治化。

社会治理视域下党的角色定位

张振、戴俊剑在2016年第3期《理论探讨》撰文指出,在社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应定位为领导、执政和服务三个方面。（1）领导角色。党的领导法治化是改善党的领导推动社会治理的关键。加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确定各方权利边界。

法治政党若干重大问题初论

在当代中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法治政党建设,并依此为目标加强自身党的建设,意义重大。法治政党建设重点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法治化领导和法治化执政,以法治为指向和指标,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府、司法、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等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以法治为导向确立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的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推进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转型与法治文化培育,实现中国共产党法治化领导与执政的体制、机制与方式的改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