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界域:由“法治××(区划)”引发的思考

现在某些地方在套用“依法治×”模式的基础上 ,又提出了建设“法治×× (行政区划 )”的地域性口号或决策 ,这不仅仅是提法上的不当 ,更可能使“法治”的精神与内涵发生错位。法治的实现固然有赖于地方的法制化 ,但法治的行政区划化却可能导致架空国家法治以及悖离我国政体的恶果。行政区划化“法治”存在着一系列危害和弊端 ,因而必须予以否定。为了推进法治以及保证法治的统一 ,在地方法治建设中 ,地方化不得进入司法的“领地” ,而只能在立法和行政的空间内展开。但法治国家的建设 ,除了建构法律制度之外 ,更少不了民众对法治的认同 。

德国“法治国”的实践与启示

"法治国"概念是德国19世纪法学家的创造,为了能在主权归属问题上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们解决的方式是将国家政体问题与法律秩序问题分离,从而回避对主权归属问题的回答。这与德国19世纪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1848年三月革命是德国"法治国"概念发展的重要拐点。自此革命后,论述"法治国"的法学家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形式法治国"概念,而不是"实质法治国"概念,更重视行政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实证主义法学家的方法论为他们的这种转向提供了灵感。英国"法治"理论的首位系统阐述者戴雪却用《英宪精义》一章的篇幅认为行政法与"法治"不相容,戴雪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区分"裁量"与"专断"。对德国"法治国"概念起源、流变的分析有助于中国发展起一种合理的法治理论。

走出福利法治国的困境

西方福利法治国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福利病”,如不经济性、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如牛负重的财政压力等等,并最终导致了福利国危机甚或宪政危机的全面爆发。在“福利国”的反思浪潮中,诺齐克的“最弱意义国家”对抗着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回应着马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说,但问题的真正破解似乎必须回归自由主义传统,实现税权的有效规范与控制。

包容性刑事法治国之构建与提倡——刑事法治国基本模式之冲突与出路

刑事法治国包含形式的刑事法治国与实质的刑事法治国。两者的冲突体现为刑法规范的可预测性或安定性与刑法规范的妥当性之间的对立,并在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两方面展开,成为法治国建构中的最大难题。对于形式的与实质的刑事法治国的取舍问题,不可过于置重其一,而应采取以形式法治国为主、实质法治国为辅的两者兼并吸收的包容性刑事法治国模式。在坚持形式正义优先和形式合理性的前提下,以实质正义为价值基础对刑法规范进行合目的性的实质解释,以此为基点,在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层面展开刑事法治国的建构。

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

法治国有多种类型:从专制的法制国到自由法治国、国家主义法治国、社会法治国。它们同社会的关系虽各有特色,但基本上是以国家为本位,以控制社会为目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是自由社会法治国,它是以社会为本位,不只是要建设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更要形成法治社会;国家既服务于社会,又保障社会的自主、自治、自由。而法治社会则应当是自由的社会、公民社会。这种自由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权力的多元化社会化和法的社会化多元化将消减国家法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转为国家法与社会自治规范的共治,最终使法与权力逐渐复归于社会。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未来法治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回答了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蓝图、路线图和施工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思想旗帜和理论灯塔。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中,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统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高立法工作质量效率,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深入推进政法领域改革,加快法治经济建设,加快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权力制约监督,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建设新型国际法治,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推动我国从法治大国走向法治强国。

德国“法治国”的历史由来

法治国(Rechtsstaat)原则是德国的特色。其特别之处在于,德国在理论和实践上自觉区分了政体原则和国家目的两个范畴。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是政体原则;法治国则属于国家目的范畴。国家目的可以与任何一种政体原则结合。基于不同时期的政治力量对比格局,德国历史展示出开明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宪政民主制的不同结合样态。在每一种样态中,法治国原则均有其特定的体现形式。德国的法治国历史给世人的警示是,法治追求和政体变革不但在理论上处于不同层面,在实践中也可分离处理。

宪法实施与法治的中国化

无论英国法治还是德国早期的法治国，形式主义法治之下的议会立法不受限制为法治蒙上了一层工具主义的阴影，缺乏宪法约束的本质是对人权和基本权利保护的淡漠。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形式法治主义已然被实质法治主义所取代，并突出和强调人权保障和法院的作用。但是，形式法治的工具属性不仅不能改变，反而应是法治国家理念之根本。

行政法学方法论的反思与调整——基于法治国理念的变迁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行政事务,传统的行政法学方法论已经无法承担相应的功能。在多元法治国的背景下,行政法学方法论无法固守传统的行政行为型式论,而新兴的行政过程论和法关系论毋宁是动态化的行政行为型式论,亦无法应对公共行政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实现行政法学方法论的调整,逐渐使行政法学趋向更为严谨、实用的社会化研究。具体包括:在体系构建上,应通过学理体系的变革,使行政法学成为公共行政与社会现实联结的纽带,以发挥行政法学的实际效用;在方法论上,吸纳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走出传统的规范思维,避免行政法学对行政法专业领域的失语状态;在本体论上,将对行政行为的控制方式从规制转向管制,侧重公共福利之实现,实现行政管制方式的多元化,从政策决定、程序规制和技术规范三个层面实现行政行为的深层次正义。

宋朝士大夫“以法治国”观论析

宋朝士大夫主张厉行法治,倡导"以法治国",用法律手段来维护统治、稳定秩序,并且在法治实践的诸多领域中自觉践履、身体力行,为宋朝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国还是社会法治国?--以当代德国法治国理论为论域

传统的自由法治国观念在现代工业社会(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业已不敷使用。如何在保有自由主义传统中合理、积极与进步因素的同时,克服其中存在的形式性平等所导致的不公平,以期实现实质性的社会公平正义,就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这自然也就导致了对国家的性质及其作用的重新认识与要求。该问题在当代德国法治国理论的论域中--尤其是在以福斯多夫为代表的右翼保守派基于专家治国的社会国与阿本德罗特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基于民主的社会法治国之间--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表达与讨论。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厘清,将不仅揭示出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重要理论主题,而且还为之提供了实践上的解决之道,即一种社会法治国。

早期德国法治国观念的产生与发展——以康德和费希特为主要对象的考察

早期德国法治国观念首先以后宗教的自然法与形而上学形象出现,但在随后的演变过程中又开始产生去自然法与去形而上学的实证化倾向。这两次变化伴随着欧洲早期现代国家从罗马天主教神权体系中分化出来(也即世俗化)而产生,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之后普罗大众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古今之争在德国的展现。我们只有通过梳理以康德和费希特为代表的早期德国法治国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方才能充分理解其中的进步意义与局限性。

“依法治国”理念的形成考释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会公报,再次明确,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同日,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依法治国＂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何谓依法治国？其基本要求是什么？依法治国的概念是何时形成的？何时成为一项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的？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在实践的意义上,理清依法治国理念的来龙去脉,

宽严相济:立足于有效性与法治国之间的刑事政策

正确理解宽严相济刑事司法基本政策,对刑事法治的发展和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严打"政策相比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执行主体、对象和手段方面都发生了转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发点是有效率、有效益地防止犯罪;目标是实现法治国原则;得以实现的具体原则是比例原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以人权保障为政策界限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表现为刑事政策的法制化和刑事法的刑事政策化。

法治:从形式主义到现实主义——重读戴西的法治理论

1885年,英国法学家戴西在他出版的《宪法研究导论》中,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法治"的含义,强调法治为法律至上、司法独立和司法救济,以及人人平等守法,并主张贬抑日益扩张的行政权。权利来自司法救济,宪法不过是这种保护之"堡垒"的观念,是戴西法治概念的核心。通过研读戴西,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法治"之法律现实主义的概念,它有可能克服迄今作为这一概念之特征的形式主义困境和关于其有效性的疑虑。

社会法治国下的国家形象与国家任务

社会法治国是法治国原则和社会国原则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主要强调国家对人民的积极给付义务。通过梳理社会法治国的发展历程,回顾国家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形象、任务及其不完善之处,从而推导出国家在社会法治国的框架下应当具有的新任务,即社会分配和社会发展两个面向。参照中国的现实,当从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国家任务的完成两方面进行着手,完成社会法治国对国家的要求。

法治国中的政治权力——论哈贝马斯对政治权力合法性和合法化的分析

哈贝马斯指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行政权力干涉交往权力,这是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的重要表现;法律是联系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转换机制,行政权力以合法律的形式干涉交往权力是产生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的重要原因;通过公共商谈保证法律的合规范性,通过民主程序化实现法律规范的制度化,把法律看做交往权力转变为行政权力的重要媒介,可以实现政治权力的合法化,这符合法治国的理念。

作为社会层面核心价值的“法治”探析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将"法治"作为社会层面核心价值取向具有正当性,社会之维的法治理念对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意义重大。"法治"作为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将对公民的法律意识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法治共识,进而为推进法治建设提供良好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氛围。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导向和引领功能,必须阐明核心价值观引领法治建设的方式,并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宗旨如何以规范化的方式进入法律判断,进而影响法治实践。将"法治"作为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充分体现了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紧跟时代形势,反映了社会需求,切实维护了社会公众的权利和自由,促进了社会福祉。这也无疑有利于提升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质正当性,凝聚法治共识,充分调动社会内在力量,促进法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