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治改革观到法治思维: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证成

如何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是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各级领导干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笼统的用辩证关系来对待改革与法治,会使各级领导干部陷入理论上的困惑,甚至沿袭过去的“改革先行,法治附随”的老路。法治改革观是推进法治中国的认识论,法治思维则是法治改革观走向实践的方法论。从法治改革观到法治思维,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从观念前提到实践方法的完整逻辑。

习近平“法治改革观”的思想意涵与时代创新

创造性地解答法治与改革的内在关系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突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与法治之间处于不断调适的张力状态,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和纠结的问题。习近平"法治改革观"内恰性地解决了改革与法治的张力关系问题,强调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改变了"改革先行、法治追认"的惯常思维,要求确立法治先导、改革偕行的新理念。践行习近平"法治改革观",要做到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实施改革,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立法修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阐释改革举措。

论法治改革观下自贸区地方立法的完善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地方立法以“多层次联动+循环推进”为特征。考虑当前因制度创新的复制与推广而导致的自贸区法制基础变更和向自由贸易港演进的新趋势,自贸区可从以下四点持续推进相应立法体系的完善:实现从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到探索引导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理念转换;推进地方政府规章制定,完善自贸区法制体系;优化立法程序和路径,完善自贸区机构设置和权责分配体系;强化对地方立法的法治评估,形成法治引导改革、改革推进法治的良性循环。

“法治改革观”及其意义——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的重大变化

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构成了当今中国两个最鲜明的主题。然而,由于法治与改革具有不同的思维走向,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冲突,要想同时搞好这两项伟大的事业,首先需要处理好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树立正确的法治改革观,进而才能发挥改革、法治对社会进步的促进功能。目前的中国,不进行改革社会矛盾难以化解,社会转型难以完成;而不推进现代法治建设,改革则可能会失去方向,社会转型会失去目标。法治中国建设事关国家治理体制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而我们不能仅仅把法治当成工具,还需要把现代法治作为目标,用法治精神塑造改革的决策和行为过程,引领改革的伟大事业。法治优先、改革附随是法治改革观的主要内容,也是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

法治意识形态的塑造

构建与法治中国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需要反思以往政治意识形态所存在的问题。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难以满足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这就需要用法治话语代替政治话语系统。法治意识形态的形成需要摆脱庸俗辩证思维,还需要改变现行的改革观,即从改革法治观向法治改革观转变。法治改革观结合了形式与实质的现代法治观,强调法治对改革的引领作用,主张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

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探析——以五大发展理念下法治政府实践为切入点

五大发展理念历经一个演变过程,在法治政府实践过程中其作用力一直存在。找准这一关系后,通过对五大发展理念与法治政府建设对应实践案例的分析,可以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得出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宏观方面,用法治改革观统筹多元发展目标,既守住法治思维的底线又具有包容性;微观方面,处理好政府自身、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用多元指标框定法治政府建设范围,指引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

预算法治的三维建构:观念、原则和机制——兼论新《预算法》的突破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新《预算法》体现出由"管理法"向"控权法"的转变,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公共财产有效治理。在新的观念指引下,新《预算法》较好地体现出规范原则、全面原则和透明原则。在具体制度方面,通过国库单一账户、预算过程控制、预算法律责任等机制的设计,支撑这三大原则的有效达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对改革和法治提出总体部署,预算法治实践应当自觉贯彻"法治改革观",进而以预算法作为突破口,追求现代财政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法治思维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十八大之后中国改革路径——法治改革观的具体描述。立足于中华文化,充分借鉴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习近平同志提出了"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来推动改革实现法治"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路径。在推动改革实现法治的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于抓住"关键少数",让"关键少数"掌握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思维,以上率下,把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