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救国论与中国近代法律史学嬗变

清末民初之际,甲午海战失败、列强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期许及国外成功案例的促动,激发了法治救国论的高涨。尽管论者在如何变法的途径中存在歧义,但他们均谨守斟酌古今与中外通行的修律原则,决定了当时人们在法律观念上保有浓厚的历史主义,这毫无疑问提升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有助于法律史学科的促生。鉴于研究者阶级立场、个人识见、价值尺度之不同以及对取法西学的视点迥异,中国近代法律史学在初生之时,即产生考据派与史观派的分野,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范式产生长期影响。

试论法律史家群体对近代中国激荡时局的回应——以20世纪上半期为视点

面对20世纪上半期的激荡时局,中国法律史家群体本着救亡图存的济世情怀,自觉投身于学术救国的时代大潮之中。他们首先从理论高度阐发了法律史学术的救国及挽救时弊的重要功能,呼唤时人应重视法律史学的学习与研究,以止时局之颓势;然后又从社会发展动力、社会道德操守引擎等方面思考学者自身使命,期冀知识分子以时代楷模的身份来导引社会风气走向良善;为了科学处理学术与政治良性互动,更多学者坚持在坚守学术自身规范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学术服务政治的终极目的。法律史家的上述努力,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法律史学术的发展,更大大推动了近代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