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失序的法治理导向论

交通失序是城市治理的巨大障碍及社会治理者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值得理论界与实务界深入探讨相关对策。聚焦以集中治理交通问题为目的的“交通整治大会战”惯常治理模式,分析其可能存在的诸多隐患,阐明交通失序的客观根源,评介其他国家和地区交通失序治理的有益经验,从法学理论的视角进行剖析并倡导法治理模式转换,最终提出明确树立法治理模式导向、同步落实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充分兼顾交通设施与交通制度建设等建议。

我国城市社区体育软法治理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等,对我国城市社区体育软法治理的现状、取向、困境进行研究,并提出完善对策。现状:规制内容较少,创制主体单一,约束方式偏柔性化。取向:维护治理主体的共同利益,具备灵活多样的制定形式,依托平等协商的创制程序,依靠利益诱导和柔性惩罚的实施机制。困境:规制要素欠缺,制定多元主体参与不足,保障机制缺乏。对策:健全要素及运行机制,打造多元主体共制的参与机制,强化实施保障机制。

农村人居环境软法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苏北Y村的田野调查

软法治理已经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重要路径。建设多元主体尽责、凝聚价值共识、强化内生能力的软法治理共同体,是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关键。运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对苏北Y村实地调研一手资料和收集得到的二手资料进行分析,从层级维度、合作维度和自治维度深入剖析软法治理的构成要素和内在机制,构建了农村人居环境软法治理实践路径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层级维度中,党政机关文件高位推动的软法治理具有整合调动资源的巨大优势。合作维度中,政府、企业和村民等基于政治任务、经济利益和公共精神达成价值共识,实现合作收益。自治维度中,在村“两委”领导和村监委监督下,通过村级社团章程、村规民约等软法制度动员村庄内部力量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软法治理的全过程中,政府始终是“元治理者”,并推动“一核多元”同心圆治理结构不断优化。

自动驾驶算法的伦理风险及软法治理

算法系统是自动驾驶汽车(1)功能实现的关键,意味着算法的伦理治理成为自动驾驶向善发展的核心。自动驾驶算法存在生命权两难抉择、数据安全隐患、主体地位与知情权的冲击等伦理风险。为此,可借助软法灵活性、及时性、开放性的优势,制定《自动驾驶算法伦理准则》明确算法运行的伦理指引,依靠自律性公约规范算法优势主体,健全算法领域公众参与机制,构建契合实际、回应及时、利益平衡的软法治理路径。

乡村振兴视域下软法治理的困境与完善路径

治理有效一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软法治理。软法在构建完整治理体系、助力多元化的涉农纠纷和塑造乡村法治环境上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法治乡村建设中的生力军。但软法治理依然存在软法效力不足、软法自治自动力不足和软硬法之间不协同的问题。要充分发挥软法治理的效能,就要加强软法治理的系统构建、调动自治的积极性并连通软硬法的转化路径,让软法治理为乡村振兴发展更好地保驾护航。

我国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软法治理及完善路径

2018年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形成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信息披露的基本体系。我国的ESG信息披露规制以软法为主,目前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缺乏强制性执行效力等,因此,我国应当首先完善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立法,将软法中可借鉴的规定纳入法律规范范围内。其次,统一规范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内容和程序。最后,加强ESG信息披露的法律后果设置,使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法可依。

PCB工厂挥发性有机废气生物法治理案例

印制电路板(PCB)工厂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原料,产生挥发性有机废气。结合废气的来源、成分和温度特性,将内层、阻焊、塞孔、文字和洗网等工序有机废气分类收集,采用高效气旋塔+喷淋塔预处理后进入智能生物滤塔进行生物法治理。经不断优化运行条件,最终实现平均93%的去除率。对比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法,生物法更加安全、经济,产生更少危废,符合绿色低碳的行业发展要求。

农村软法与软法治理——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W村的个案调查

软法治理已成为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路径。在社会转型时期,为能全面反映公民的多元诉求,需要广泛的民众参与以及互动的平等协商。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W村的个案研究,结合对农村软法实施授权的阐释、农村软法资源和软法治理面临问题的现状分析,考量了村规民约、社会团体章程、村"两委"制度和党政机关文件等四大类的农村软法的治理实践。软法治理,弥补了硬法的不足,规范了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了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更有效地推动了村民自治和农村法治化的进程。

网络公域软法治理的困境及其出路

公域治理模式转型——由国家管理模式到公共治理模式所衍生的社会治理对规范数量的刚性需求与硬法供给不足的矛盾催生出了软法研究。网络公域实施软法之治具有传统硬法治理所不能及的优势。然而,实践中软法创制程序不公正、载体形式随意、规范内容存在价值偏好、个体参与能力有限、与硬法未能有效衔接等诸多问题极大阻碍了软法治理优势的发挥。当下之要,应从推动建构软法立法协商机制、标准化软法规范载体形式、提升网络主体参与治理能力、加强软法与硬法的有效衔接等层面积极探索治理困境之出路。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软法治理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软法之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既要包含硬法也要包含软法,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的建立要求硬法软法协调共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也要求大力发展软法理论。在顶层方案设计、具体执法裁量、行政程序规范等方面,软法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重要规范依据;在行政执法、政府区域合作等领域,软法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重要工作机制。这些都对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论区域合作与软法治理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大潮流日益深化,合作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加强区域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需要建构有效的法制保障平台,离不开软法的引导和规范。我国应充分发挥软法的治理作用,建立健全相应的机制,着力解决区域合作中的制度供给和机制设计与运行的问题,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

网络规则的建构与软法治理

现有网络立法的不足、政府治网职责的缺失以及网络规范的漏洞,导致网络社会治理捉襟见肘,亟待建立正当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网络规则体系。网络空间治理规则是政府回应、组织赋权、开放协调和实践创新的产物,是网络软法治理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规则的软法治理,有利于维护主权国家的网络安全、消解网络治理的不稳定因素,进而逐步实现国家网络治理能力的提升。构建网络规则的治理体系离不开有效的制度设计,应当厘清网络主体职责、规范网络规则审查程序、倡导网络规则的标准化建设、增强网络空间规则的柔性治理,进而探索"互联网+法律"时代网络空间治理的多元主体合作模式以及软硬兼施、协同共治的网络秩序治理机制。

论数字平台垄断的软法治理

数字平台的垄断行为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限于可操作性不强、灵活性不足及滞后性等内在缺陷,硬法难以有效规制数字平台的垄断行为。软法在可操作性、自律性、应时性和精确性等方面能满足数字平台反垄断的规范需求,可从完善软法制定程序,明确软法规范效力,推进软法与硬法有机衔接等方面,探寻和优化数字平台垄断的软法治理进路,形成软法与硬法优势互补、协同配合的规范体系,以实现良法善治。

论我国股权众筹的软法治理

现实中的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是一种"异化"的股权众筹模型。这意味着在建构我国股权众筹制度时不必完全移植国外的股权众筹制度。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内生的完善或不完善的规则都是发展优化我国股权众筹的本土资源。我国股权众筹应当在扬弃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的基础上采用软法治理模式,这既是由我国现实基础、效率理念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软法治理和硬法规制交相呼应的需要。软法治理模式具体路径主要体现在适度的硬法规制与充分的软法治理、打造融资平台与行业协会二元软法治理层级、推进普适性软法治理规则的形成以及构建平台之间区域性股权流转市场四个方面。

农村民间金融软法治理的出场逻辑与实践路向

农村民间金融能够较好地弥补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缺口,是农村金融市场不健全和不完善的产物,是一种过渡金融体制。当下农村民间金融的治理难题归根于相关法律供给的异化,尤其是硬法规制模式的乏力甚至失灵。法经济学视阈下,软法可以发挥其在创制方式、立法成本、规范架构、实施机制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农村民间金融软法治理应秉持金融公平、金融效率、金融共享和绿色金融的价值理念,彰显社会公权力的治理效用、声誉机制的外溢效力、激励约束机制的常态化以及非司法中心主义的路径依赖,并在软硬法有机协同下推动农村民间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之“法治”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命题。这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实现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转变的理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主义与法治的结合是法治思想史的重大转变。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而非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需要法治之理,法治之理是人们公认的法治规则。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特征在于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接受宪法、法律的约束。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建构需要阐明法治的基本含义:法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方式;是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主要方法的战略实施。

黔东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宗教法治化的困境与对策——基于民族原生宗教、民族习惯法与软法治理的解析

历史上黔东南是贵州苗疆的主要区域,苗、侗等少数民族世居在清水江、都柳江与舞阳河之间的山峦盆地、云山林海之间,苗疆少数民族具有历史悠久和特点鲜明的原生宗教。明清以降,中央王朝实行"征辟苗疆"和"改土归流",道教、佛教、基督教逐步进入贵州苗疆,至今形成民族原生宗教与域外宗教并存的局面。目前,基于民族民间交往交流交融,城镇化建设,少数民族外出学习、务工、创业,多元文化影响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等因素,黔东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宗教出现新的特点与新的问题。鉴于宗教事务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宗教法治化,既要考虑少数民族原生宗教的渊源,又要考虑固有硬法规制宗教的局限,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举措下,依法引导少数民族原生宗教,充分发掘少数民族习惯法优势,运用现代软法治理机制,有利于克服单纯"就法施法"的机械性,有利于扩大宗教法治化的弹性力,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宗教的法治化。

论公共卫生领域的软法治理

公共领域的软硬法混合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常态。在公共卫生领域,软法治理规范形式多样、治理方式灵活、治理机制多重复合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但也暴露出规范冲突、治理碎片化以及公信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为此,可从软法治理规范审查、强化合作治理与保障公众参与三个维度提出规范化的解决进路,以推动公共卫生领域软法治理体系完善,有效满足社会的公共卫生治理需求。

疫情防控中社区软法治理的多维考量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实战检验。基层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在社区疫情防控中软法治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决定着疫情防控的成败。因此,有必要探究软法治理在疫情防控中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层社区在疫情防控期间,由于发挥了软法治理的"刚柔相济""灵活多样""全民参与"的优势,使全国疫情防控,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由于软法治理存在"硬性"不足、忽视"以人为本"、监督缺位等问题,导致软法治理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所以,在社区疫情防控中要完善软法机制,做好硬法与软法的对接,最终达到战胜疫情的目的。

软法治理:全球框架协议与全球工人重新联结

软法治理是全球工人团结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在买家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下,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国际硬法)监管工具,软法治理是跨国劳工权益监管体系必不可少的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全球工人运动逐渐走上探索跨地区团结的道路。以全球框架协议为代表的软法治理方式本身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作为一种新的工人团结的政策工具,它填补了传统国家硬法规制的空白。但是基于国家间的竞争、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大,全球工人团结的软法监管也面临着一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