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救助制度的完善及法治理性探讨

行政救助法治化是行政救助形成完整体系、行政救助长效化和精准化的前提条件,而目前我国行政救助主要由政策调整,行政救助诸多主体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主体,行政救助的内容不确定,行政救助遴选方式不确定,说明我国行政救助法治化程度不足。为此,必须对行政救助进行法律构造,使之实现长效化。主要表现为赋予行政救助主体法律人格、行政救助内容具备法律客体属性,确立行政救助实施的法律程序和行政救助保障的法律监控。行政救助法治化的实现还要求立足于给付行政的行政法理念、制定统一的行政救助法、完善行政救助的具体规则、建立行政救助的诉求机制。

国民法治理性成长需要制度责任担当

在缺乏法治传统的中国社会,促进国民法治理性成长、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习惯、培育法治信仰离不开制度构建的保障。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性存在,其内含保护性、强制性、教育性等特性,它分别担当了国民法治理性成长过程中的情感性促进因素、敬畏性促进因素、传播性促进因素。为此,作用于国民法治理性成长的制度构建和运行所应遵循的原则为制度价值的正义性、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制度运行的程序性,但同时也要通过制度的发展创新、调适制度与文化的冲突、注重硬约束与软力量的结合等方式规避制度本身在推动国民法治理性成长过程中存在的局限。

论法治理性视野下警察执法和谐的构建

以法治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审视和优化警察执法环境,是坚持以人为本、以自由秩序原则和民主法治精神构建警察执法和谐的关键所在。以自由秩序原则和民主法治精神构建警察执法和谐是法治理性的基本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是警察执法和谐的真谛;体现法治理性的宽容精神是警察执法和谐的需要。警察执法和谐呼唤体现法治理性的积极守法精神。培养积极守法精神对于促进公民理性守法,警察理性执法,实现警察执法效益的最大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理性的社会化与市场经济的兴起

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需要法制基础,更需要“法治”基础。在探讨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相关性时,应重视法治理性的维度。法治理性是市场经济模式发生与运行的重要文化基础之一,它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前提和人道根基。在西方,法治理性的社会化是通过罗马法复兴运动和罗马法私法原则公法化来完成的。法治理性对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形成、市场经济制度环境的营造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了西方古代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重大疫情中谣言治理的法治理性

“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是“谣言”的固定标签,但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8人发布相关信息而受到处罚成为热议焦点后,触动开始反思“谣言”应该如何界定。在法治层面“谣言”和“合理言论”应该有明确的界限,在打击危害社会公共安全“谣言”的同时也要积极保护每个公民的“合理言论”。“合理的言论自由”既应该是“合理的”也应该是“有限度的自由”。这种限度就需要明确的法律规定和积极的法治宣传,从制度层面、民众意识层面对“谣言”有客观的认识;并且在谣言治理中,公权力的介入也需要一定的界限,绝不是简单的“管”或者不断的“删帖”,还需要更多的“疏导”,使公民、公私部门等不同群体的利益达到一种治理的平衡,形成良好的“协同共治”局面。谣言治理的法治理性涵盖内容颇多,政府公信力的加强、民众信任度的增加、媒体报道的客观与理性都是相携而生的,故在疫情过后对科学化、精细化治理理念和整个社会法治理性的形成应该有进一步深思和反省。

用法治理性防治校园欺凌

防治校园欺凌,法治不应失声,理性不能缺位。法治理性是自由与约束的统一,因而防治欺凌要求用规则明确学生行为的尺度;法治理性是教育与惩戒的和谐,因而防治欺凌需要对欺凌者教育与惩戒共举;法治理性是权力与责任的对等,因而防治欺凌须用责任倒逼学校、教师、父母履行法定职权;法治理性是实体与程序的平衡,因而欺凌防治呼唤一套公正的欺凌处理程序。欺凌的频发,既非学生一人之因,也绝非学校一家之责,为此,需要学生、家长、教师、学校、社会与政府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如此,方能避免"责任稀释",真正将欺凌防治纳入法治轨道。

用法治理性建构校园和谐

建设校园和谐关系,以法治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审视并优化校园环境,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主法治原则建设校园和谐关系的关键所在。以民主法治原则构建现代校园和谐关系是法治理性的基本要求;尊重人权是法治理性的真谛;校园和谐需要法治理性的宽容精神;法治理性包含对法制的敬畏和行使自由权利的节制;校园和谐关系呼唤体现法治理性的校园文化。学校教育通过尊重和保护青年学生的正当权利并使其自觉践行义务的过程,使他们长期浸润在崇尚法治的文化氛围里,培养并形成他们未来人生中自觉的、理性的遵纪守法和护法精神。

法治视域下人的非理性因素培养

法治是人对规则需求的外在表现形式,与人的非理性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的非理性因素影响着法治思维的确立和法治行为的实施乃至最终影响到依法治国的进程。人的非理性因素诸如欲望、情感、信仰在法治层面上具体表现为人的秩序情结、权威敬畏、公平自信,应在法治理性的约束和引导下加强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培养。

论法治理性及其功能

法治理性是"法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合规律、合目的、合真理,构成法治理性质的规定性和现实价值。法治理性的基本要义重在五个方面:一是宪法、法律至上。宪法和法律必须在事实上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威、绝对权威。二是以法治替代人治。法治永远优于人治。在公正的法治社会,法律不是工具而是"法之统治"。三是以人民权利制约政治权力。人民是法治的主体,政治权力则为法治的客体,它必须接受体现人民公意的法的统治和约束。四是以契约自由驱逐天然自由。以规则取代无序,以简约取代复杂,以理性约束行为。五是以法治文化建构公平正义。全社会信仰法治、推进司法正义、法治成为公民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法治文化的重要指向。

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法治之维

以"闹大"为代表的群体性事件凸现的非法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使得群体性事件成为群众与政府之间的法治博弈。群体性事件治理法治缺失的深层机理就是法治理念不足与法制执行不力。法治化治理是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一种理想的路径,契合法治建设的总体战略,是对传统治理方式的更新,也是化解群体性事件存量的必然选择,是培训法治思维的学习过程。要实现群体性事件法治化治理就必须培养法治理性,提高政府和公众的法治意识,理性建构法治架构,理性运行法治,理性培育法治文化。

教育治理中的思维桎梏与实践突围

传统教育管理提出的“依法治教”孕育了基本的法治思维。在依法治教的历史实践中,法律关系、调整内容、调整方式以及教育法律划归都定位了公法思维的传统。公法思维表现出关注权力焦点、以实定法为唯一依据、奉行国家集中干预原则的特征。随着管理向治理的升级,公法思维惯性成为践行多元共治理念的桎梏,公权本位打破共治主体权责平衡,唯法信念抑制治理程序活力,行政方式湮没学校自治主权。立足实践,需改变权力角色,以公私法融合、软硬法兼施的复杂方式促进教育主体自治,以教育法治实践理性共生公民的法治思维理性。

残疾儿生存状况的理性与现实取舍之窘

针对"残疾婴儿是否该实行安乐死"这个问题,人们评价的依据和推理方式大致归为三种理性:工具理性、法治理性、伦理理性。现实中,迫切需要政府做出抉择:要么,尽快完善法制,使"残疾婴儿安乐死"合法化;要么,国家加大投入,福利机构能够收容所有重症残疾儿。

论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对我国法治实践的有益启示

当下我国的建构理性主义法治模式主要强调的是移植和创造,而不是继承和弘扬,它是我国法治实践面临的种种困难的症结之所在。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发轫于近代英国,以进化论理性主义思想为指导,强调历史传统和实践经验的重要性以及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坚持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认为市民社会才是权威的真正源泉,因而有必要对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对于我国的法治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借鉴得当,其必将成为一种有效的修正和纠偏机制,从而为解决当下我国法治实践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一项有益的尝试。

法治主义:当代英国法治理论的多元主张

英国是一个因奉行法治主义而发达的国家 ,其当代法治理论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具有多元主张和多样性的价值诉求 ,主要有 :形式主义法治观、福利国家法治观、程序法治观和新理性主义法治观。这些法治主张虽各有其理论侧重 ,但又存在着一致的理论前提和相类似的基本问题指向。

浅议我国司法改革中律师回避的不合理性

本文认为回避制度具有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司法形象公正的多重公正价值。而律师回避与回避制度的基本法则相悖,缺乏应有的法理基础;律师回避与我国现行法律相悖,缺乏基本的法制保障;律师回避与建构司法公正的逻辑相悖,缺乏追求司法公正的法治理性。从我国律师回避的形成法律来看,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形式,也有悖于我国法律解释权的法律规制,不符合法律解释的现代法治精神与价值取向。

预防警察腐败的创新思考

警察腐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导致警察腐败的原因多种多样。预防警察腐败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反腐败制度建设;必须回归法治理性,加大警察腐败的惩治力度;必须强化舆论监督,确保警察权力的阳光行使;必须净化社会环境,促使反腐倡廉理念深入人心。

论高校教学信息员制度：基于教学质量监控的视角

高校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体现了高校法治理性管理、主体性教育理念及现代大学的质量意识和服务意识。应正确把握教学质量标准,充分发挥师生的主体性,促进教学互动与教学质量的提高。

论我国大学章程之完善

文章探讨了我国大学章程存在的不足,并论述了完善我国大学章程的思路:建设大学文化,培育教育信仰与法治意识;广延制定主体,增强利益相关者实际参与性;完善制定程序,提升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优化章程内容,突出重要制度安排;改善外部环境,为章程制定创设良好生态。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