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约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逻辑定位与法治路径

在职务犯罪监察与司法二元治理模式下,监察调查作为职务犯罪诉讼案件的前置程序,有可能形成主导职务犯罪办理全局的监察中心主义倾向,影响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职能的实现。对此,需要加强司法对监察调查的制约机制。司法制约监察的目标应定位为监察机关不得妨碍审判权、检察权的依法独立行使;防止其不当介入司法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活动。在程序调控层面,应将监察机关的强制措施建议权形塑为一项配合机制,强化对庭外核实技术调查类证据建议权的程序控制,合理规制情况说明的适用范围。在制度保障层面,须强化职务犯罪监察干预司法过程的法律控制,消弭监察监督与司法监督的内在张力,完善职务犯罪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保障性规则。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监察法治理论的基本原理、策略向度和实践发展探微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监察法治的基本原理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监察法治理论的策略向度指导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其内容涵括对监察权的科学定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和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监察法治理论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体现为监察法治理论丰富了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并与之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监察实践和党的自我革命实践向纵深发展。

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制度逻辑及实践展开

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题中应有之义,是构建国家监察法治体系的内在要求,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同向发力,推动着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组织形式的层级化结构趋于合理、监督执法的职责内容渐至明晰、权限手段的运用日益规范、配套制度的供给不断充裕。在问题导向基层治理模式下,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实施难题进一步化约为两大制度困境:正式制度与其实施机制的契合度偏差、基层探索的合法性根基不稳。新形势下,欲实现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制度困境之“超克”,需要强化配套制度供给以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需要创造性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以高效的实施机制推动制度体系的全面实施。

监察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初探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实践不断发展,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与时俱进,对纪检监察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研究监察法治人才培养的模式与实践,对发展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补齐学科构架和知识空间的短板,形成学术话语体系,促进多元学科融合创新,实现监察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专业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监察体制改变背景下的法治人才需求,总结监察法治人才培养的三种类型,即国家综合类大学点状化、政法类大学专门化、其他地方高校特色化,客观评价这三种类型所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短板。在此基础上,提出及时明确学科定位、科学设定培养方案、系统构建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方式的建设路径,让监察法治人才培养实践有章可循,推动各级纪委监委展开与高校的人才培养合作,实现教学育人、理论研究与监察实务的良性互动。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深刻的监察法治思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形成了立体多层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从理论维度上看,囊括了党的领导思维、人民主体思维、中国法治思维、全面反腐思维;从实践向度上看,强调将党的领导贯彻于反腐实践,通过法治反腐来增进人民幸福,促使监察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凭借高质量监督推进反腐工作高质量发展。监察法治思维体系集中表达了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基本逻辑与核心要义,即党以法治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全面监督。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监察法治思维并引领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促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更有制度体现,反腐为民更具制度效能,法治方式更有人才支撑,全面反腐更具法治保障。

新时代十年监察法治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监察体制改革是我国健全与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举措。在改革前,我国便已具有了深厚的监察法治基础。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监察法治建设历经了积累、创制和深化三个辩证发展阶段。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不断推进下,监察体制法治化革新应运而生,这不仅是宪法框架下的制度改革,更是通过以纪入法的方式,实现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的制度化与法治化。监察法治建设从传承到革新,是从成熟到深化的历程。对十年来的监察法治建设作出系统性回顾,评估已取得的成效和经验,是展望监察法治建设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党的自我革命”提法为监察法治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未来,应当持续优化监察制度规范体系与监察权的合理配置;完善派驻监督体制机制,做好“后半篇文章”;精准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净化产生腐败问题的土壤。

监察法治:国家治理的新模式

西方国家大多采用“权力分立”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这一模式有着诸多弊端,我国经过试点后,通过2018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宣告采用“监察法治(国家监察)”的新治理模式。监察法治模式是基于中国人的实用理性思维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经由多年的权力监督实践而形成的。监察法治模式的完全建成,还有赖于保持监察实效的持续性并由此促进民众对监察的信仰生成。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革命的特质。特别要注意,在国家治理上,权力监督和权力分工合作之间常常彼此对立,而监察法治能够有效化解这一困境。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监察法治论述研究

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为依托、全面依法治国为抓手,致力于实现法治中国的战略定位,为实现监督公权力反腐败法治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习近平阐述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关于监察法治论述,并付诸当下中国监察制度改革与发展的法治实践。建基于权力监督全覆盖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监察法治论述着力于腐败治理制度化,实现执政党长期执政;推进监察体制改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实现监察法治化;主张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进行宪法修正和制定监察基本法,确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定位和监察权运行的基本法治遵循;依据监察改革法治原则,强化外部监督制约与内部专门监督相结合的原则,从制度上实现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有效监督,推进监察权运行机制的规范化。

论监察委员会组织法

制定监察委员会组织法是推进监察法治的重要举措,是对“宪法与法律至上”这一法治要义的坚持,有助于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亦有助于完善监察法体系,理顺党规与国法关系,提高监察机关腐败治理效能。基于纪检监察合署办公这一立法基础,监察委员会组织法的制定存在一体模式与并立模式两种选择,二者各有优势。基于当下党政关系的定位以及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更适宜选择适度化的并立模式。监察委员会组织法需要基于体系思维进行制定,这是科学立法的基本要求,也是建构监察法体系的基本要求。一方面,需建构监察委员会组织法的内部体系,包括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依法监察、高效监察四大基本原则;另一方面,需搭建监察委员会组织法的形式架构,从而建构监察委员会组织法的外部体系。同时,监察委员会组织法还要与外部规范相协调,从而实现法制统一。

论对监察机关的司法监督与制约

2021年出台的《监察法实施条例》首次提出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应依法接受司法监督。在此之前,《监察法》已明确监察机关应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确立了司法机关在对监察机关的监督与制约中的重要地位,但在现行立法中,对监察机关的司法监督与制约内涵不明且实践中监督制约力度较弱,导致司法机关无法有效发挥其对监察机关外部“监督者”的作用。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将监察权运行的法治化作为着力点,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在明确司法监督与制约内涵的基础上充分激发司法机关对监察机关监督的活力:首先,应厘清监察监督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界限;其次,应完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再次,应注重对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的监督与制约;最后,应建立监察录音录像调取—移送制度。

监察权结构的再平衡——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法治逻辑

现代法治经验表明,监督的本质不是分权,而是权力博弈。基于权力博弈逻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塑造了集高效、权威和强功能于一体的监察权,确立了监察权在与被监督的公权力博弈中的优势地位。这对于构建高阶独立的复合性监察权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但由此形成的新“四权”亦天然存在着结构性失衡,导致一定程度的法治风险。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以监察权结构的再平衡为着力点,在价值理念上强化人权保障,以平衡前期改革偏重高效反腐的价值倾斜,在职权功能上完善监察权的再监督、有效问责与动态运行机制,以平衡监察与司法、执法的配合制约关系,从而实现从规则之治走向良法善治,促进监察法治的层次进化。

论“法治中国”的特色之“治”——监察法治

监察法治是国家反腐败治理过程中的特色制度路径和法治实践状态。监察法治实现了当下中国国家治理道德价值、实践价值、法治统一价值和理论价值的融合。其价值表征分别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集与弘扬、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监督升级、监察法体系化的逐渐成形和纪检监察学学科的入纲成目。但“法治中国”建设对监察法治升级还有多元的制度需求,即对“监察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对监察权依法正确行使的监督、对“监察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以及党对监察机关领导的强化和规范化。“法治中国”的未来进路主要在于:通过监察法治之“全”来实现反腐思维引领、通过监察法治之“治”形成反腐治理先手、通过监察法治之“信”形成反腐价值崇尚。

从“常态化”到“法治化”：监察谈话的类型、限度及规制

监察机关法定调查职权的"监察谈话"有别于党内的"纪委谈话"。监察谈话基于监察法治化之规制要求,对监察个案所暴露的轻微问题予以事前型规制(提醒型监察谈话)、对个案情节较轻的被调查对象予以结果型处置(处置型监察谈话)、对可能存在职务违法行为的被调查对象进行常态型监督(调查型监察谈话),由此实现了从"纪法区分"到"纪法衔接"、从"单一化谈话"到"多类型谈话"、从"红脸出汗常态化"到"监察谈话法治化"的三重制度改革与逻辑转变。基于监察法治化之需求,监察谈话制度的运行应避免过犹不及。面对既有监察谈话制度供给不足之桎梏,其规制体系应从主体限定、前提条件、程序控制、运行监督、权利救济五个方面予以补白、细化。

基于法定职权的监察谈话:政治属性与法治路径

在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反腐领域的谈话体系形成“纪律监督-法律监督”的二维共治格局。监察谈话是在传统执政党监督模式无法满足反腐常态化的背景下作出的改革,其深层次意蕴是将谈话法定化,打破“纪委谈话”的传统监督结构,变为在党统一领导下“合署共存”的制度,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基于政治属性的模糊性,监察谈话不宜以政治属性延伸的制度化内容作为权力行使的直接标准与依据。为避免在反腐败法治体系中陷入政治化的路径依赖,必须在法治主义的维度下对监察谈话的行使路径、规范路径、监督路径予以规制。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指导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理论,其中的监察法治思想具有特别地位。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旨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并因此形成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有为政府”模式。为防止权力集中导致的腐化,需要强大的监察权对所有公职人员特别是“关键少数”进行监察。但监察制度本身必须法治化,构建内部的自我分权,并置于党的监督、民主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监督和舆论监督等体系当中,具备强大的制度自我净化功能。习近平有关监察法治的论述勾勒出了监察法治的中国逻辑,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方案与理论解说,为解决人类历史难题贡献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监察工作信息公开的双重属性及其法治路径

构建科学合理的监察工作信息公开体系是实现对监督权进行再监督的必要保障,其深层意蕴是将监察工作信息公开体系化、制度化、法定化,打破传统的分散公开局面,转变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的合署共存制度。监察工作信息兼具政治属性及法律属性,但要避免在反腐领域陷入政治属性的路径依赖,必须以加强法律属性为目标,明确监察工作信息公开的规制路径、完善路径、监督路径。

民国监察官群体与监察权的现代转型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赋予监察权在国家政治权力架构中极为重要的地位。监察官作为监察权的人格化表现,是学界研究监察权的重要面向。相对于传统监察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官制有诸多创新因子,在吸收权能分治、专业监察、独立监察等近代西方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将“硕学通儒、独立监察、厚养其廉”作为中国现代监察官群体选拔和管理的重要制度设计,从而塑造了中国现代监察官群体的早期轮廓。民国监察官群体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传统监察权力从听旨俸诏到权力法定、从皇权依附到独立监察、从德行显著到专业兼顾的现代化转型之路。

监察法治话语与中国话语逻辑——以留置的对等英译问题为例

《监察法》以留置取代“双规”是法治反腐的重大进步,是党和国家契合中国特色实践进行反腐的智慧结晶。但“留置”措施这一创新的法律概念并无对等的英译表达,在中西话语体系斗争中,中国特色监察法治需要阐释中国语境下的监察法治话语和话语逻辑,逐渐消解国际反腐合作中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偏见。本文先从概念语义和法治语境下阐述“留置”的特殊内涵,并就学界的多种英译表达论述其表达的缺失。究其原因,中西不同权力体系下的话语逻辑存在根本不同,故在监察制度表达上体现出“有限”和“有为”之分。“留置”这一监察强制措施集中体现了中国“有为监察”的特质。而要实现对等英译,就是要在中国特色和国际表达间寻求一种平衡。

监察法治:我国腐败治理的特色路径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寻租,权力只有受到监督才能科学行使。当前,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对我国的反腐力量进行了整合,形成了集中统一、高效专业的权力监督机构——监察委员会。这是我国特色的权力控制模式——监察法治,其适合我国国情,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能够破解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矛盾,是我国腐败治理的特色路径,在监察法治实践中,明确监察机关在腐败治理中的定位,完善《监察法》与其他法律的衔接,加强对监察权运行的制约是实现监察法治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监察法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

我国传统法学理论并没有“国家监察法学”这个概念,新时代条件下应在国家监察法学层面开启监察法学理论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新篇章。监察法学如欲在现有学科体系中取得恰当地位并对改革实践发挥应有的理论指引和纠偏作用,必须形成整全严密的理论体系、科学完善的研究方法和独具特色的内容,其中尤为重要者乃是理论体系之科学构建。未来监察法学的体系建构,应当以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监督原则、民主集中制和公职人员廉洁义务为理论基点,以监察法治原理(包括合法性原则、民主正当性原则、功能优化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为理论指导,以监察基础理论、监察法律制度和监察实践应用等为研究对象,以监察法与监察法治、监察权(力)与监察权利、监察主体与监察对象、监察行为与监察责任等为基本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