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刚性维稳”到“法治维稳”—论当代中国维稳模式的变革

当代中国基层维稳实践中的"刚性维稳"以"权力本位"的人治思维模式为构建方式。这种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以消解法治为深层代价的短效性维稳模式极易陷入"维而不稳"的困境。要摆脱此困境,必须使维稳回归法治之路,强化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突出法治的民主基础和"权利本位"特征,奉行"法治维稳"的底线思维。

法治、维权与维稳

当前,我国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稳定风险期,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法治是维权与维稳的结合点。通过法治实现维权和维稳的统一,要求政府依法办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使权力,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要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要树立法治底线,不能突破法律底线维稳和维权,同时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也就是要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一体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新形势下维稳工作的法治反思

民众如何表达利益诉求是国家在社会稳定与法治层面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上世纪70年代末的市场化改革之后,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带来更加多样和活跃的社会景观,高速经济发展的外部性也逐步显现,包括环境污染、征地纠纷、劳资纠纷在内的社会矛盾也日趋加剧。各类基层社会矛盾的出现提升了社会成员的权利救济和利益表达的需求。国家通过各类规范性文件要求各地方、基层政府积极引导信访群众以逐级、有序的方式实现权利救济,实现基层社会矛盾的属地化管理与及时终结。本文主要分析新形势下维稳工作的法治反思。

新形势下维稳工作的法治反思

稳定工作重如泰山,维护社会稳定是政府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是我国当前的形势需要。由于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或者不正确的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观点,致使稳定成为上级政府考核下级政府社会治理业绩的“一票否决权”,从而弱化了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和民生保障系统工程,出现了“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现象。我们必须综合施策,依法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邓小平社会政治稳定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邓小平社会政治稳定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系统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稳定、为什么需要稳定、如何实现和维护稳定等问题。邓小平追求的稳定是以发展为目的的动态稳定、底线稳定和系统稳定。全面深化改革,要在发展中坚持邓小平稳定思想,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维稳的转型及转型安排

经历十年纠纷矛盾多发期,我们开始探索新的处理矛盾机制。由政治维稳向法治维稳转型,是当前重要的政策选择。法治维稳在允许纠纷矛盾存在的前提下,致力于用规则预防和化解纠纷矛盾,做到维权与维稳并重。不过,要顺利实现转型,既要在实质上建立事先的预防纠纷发生的机制和事后的有效处理机制,也要做好转型期的安排,为管理者设置合理的评价标准、恰当引导当事人的行为和建立救助制度。

关于积极应对拆迁改造类涉稳事件的思考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改革各项事业已全面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伴随改革而来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加剧,众多涉稳事件层出不穷。随着土地、房价的快速升值,其中拆迁改造类涉稳事件占相当比例。尤其是东部省份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资源远较内地省份稀缺,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一步加快,拆迁改造类涉稳事件发生的密集度大大增加。对此,需要未雨绸缪,深入研究此类涉稳事件的新变化、新特点以及形成原因,剖析以往刚性维稳方式、政策法规等存在的不足之处,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树立法治理念,创新法治方式,在法制框架内积极应对拆迁改造类涉稳事件,全力保障我省"三改一拆"行动,实现城市美好家园建设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