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法治认同的阻却因素和实现路径

法治认同是促进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市域社会治理为法治认同提供了社会场域。在实现法治认同的过程中,存在法规不健全、公众法治观念淡薄、政府单方治理等诸多阻却因素。应加快市域社会治理建章立制、培育公众的法治观念、调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以实现协同治理,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新媒体对中国公众法治认同的消解及其应对

法治的本质决定了法治需要公众内心对其的真诚认同和实践中的自觉遵守。法治认同既可以视为法治的状态要求,又可视为公众对法治价值的内化过程。新媒体为公众法治认同提供了重要场域和载体。然而新媒体之于公众法治认同是一把双刃剑。由于现代法律复杂化形成的认知壁垒、新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以及公众的非理性等原因,新媒体在法治信息传播和法治价值引导中,消解了公众的法治认同,具体体现为公众法治认知的偏差、法治情感的绑架和法治共识的破裂,从而造成公众法治认同与法治发展错位的非正常现象。因此需要在尊重法治发展与新媒体传播的客观规律基础之上,从法律、新媒体以及公众三个层面形成应对新媒体对公众法治认同消解的路径,以利于公众通过新媒体重塑对法治的主观心理认知,强化公众法治认同。

大众媒介构建法治认同的维度与现实进路:以新闻评论为例

法治认同的普遍缺失是当下我国法治建设的短板。大众媒介提供了交流协商的场域,有利于将法治意识植入社会活动主体的主观认知。本文以新闻评论为例,展现了大众媒介对法治认同的构建作用,即:认知维度上,促使法律知识向常识转化;身份维度上,唤起现代法治中的公民意识;利益维度上,搭建"法治保障公民利益"的心理图式;价值维度上,凸显法治价值的阐释框架。新闻评论为建构法治认同提供了现实进路,表现在:内容方面,评论以明辨是非、彰显价值为显性诉求;以建构意义为隐性诉求,具有较强的"符号权力";表达方面,评论以理性论证保障意义的有效交换;作用机制方面,评论作为社会的反思性中介参与了公众的认知循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以“法治认同”替代“法律信仰”——兼对“法律不能信仰”论题的补充性研究

法律信仰不适应中国,我们应该用"法治认同"代替它。法治认同内含着对主体价值的尊重和权利的维护,它适应了中国公众法治素质的实际状况,有利于对中国法治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保持理性的认识。"法治认同"尤其要求当权者对法律的遵守和服从,有利于实现认同主体的普遍性;它为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恶法亦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撑。市场经济对法治认同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对人们正当利益的承认和维护,是法治认同形成的现实基础;政治的秩序性、民主性、合法性,与法治认同的形成密切相关。

新乡贤的法治认同和法律意识

江苏省丰县梁寨镇新乡贤工作室,既是乡村社会综合治理精细化、内生化、人本化和法治化的制度性创新,也是村民自治组织和制度的创新,具有新制度性出场意义。基于实证调查研究,可对新乡贤的法律素质作出准确的把握与评估。从总体上看,新乡贤高度认同依法治国方略,高度认同乡村治理秩序法治化目标,渴求法律知识,这对科学把握乡村普法的内生性力量和有效对接点有重要启发。新乡贤调解乡村纠纷、化解村民矛盾的最大底气在于法律,这对促进乡村法治力量的良性成长,同样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法治认同培育的理性逻辑

法治认同作为社会认同的一种,需要社会公众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形成对于法治的理性认知和情感,并把这种理性认知和情感转化为自身的行为选择和具体行动。在这一过程中,理性的社会群际关系是培育法治认同的社会心理基础,人们对法治整体化范畴的认知和社会性自我归类意识的培育是当代中国社会法治认同培育的关键所在,培育人们的法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思维与法治观念和理性的法治行动,是当代中国社会法治认同培育的实践展开方式。

“抗争”港青法治认同误区及宪制求解--“旺角暴乱”引发的思考

"占中"之后,反应最为激烈、最具"抗争"意识的是香港青年群体,表现出不容忽视的分离主义、暴力主义倾向。"抗争"港青法治认同误区在于固守法治一元思想,拒绝法治多维解读,缺乏市场自发型法治与政府促进型法治比较,难以凝聚法治共识。依循"一国两制"发展香港既有自由主义法治范式,全面体察法治国情,增进区域法治交融,是全球化境遇下香港青年必须面对的时代使命,也是确保香港法治良性发展和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然要求。

青年大学生群体法治认同实践的困境破解--从认同的双向规约性生发机理展开

法治中国化的推进如果缺失社会成员对法治的社会心理基础即法治认同将会举步维艰。法治认同是认同实践在法治维度上的拓延,其对法治化进程发挥内在驱动力的作用。法治认同铺垫法治社会构建所需的社会心理基础,有利于实现对法治认知的纠偏和对实态化法治的审视与修正,并促成法治推进过程中对利益冲突的调整与化解。法治认同的生发机理在于认同主客体间二维向度上的互动规约,从而达致主体的法治化与法治的主体化,在认同过程中还需关注利益感受和情感归依这两个参量的影响。大学生群体的法治认同实践应从其所处的特定成长阶段出发,以利益与情感为导向,注重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补缺法治认同的实践短板,强化家庭的功能释放,科学地创设出认同实践的软环境。

全面依法治国视阈下大学生法治认同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

法治认同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前提,也是公民法治观念、法治信仰以及规则意识等形成的重要心理基础。大学生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生力军,其法治认同程度关涉培育时代新人、全面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成效。大学生的法治认同遵循特定的内在形成机理:需要导向机理、主客体互动机理和系统协同机理,为此提出应从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及学生五个层面,构建“五位一体”的大学生法治认同路径体系。

反腐败的理论内涵及发展趋势——反腐败的法治认同功能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反腐败是当前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对腐败涵义的诠释较多,但对反腐败涵义的诠释重视不够。反腐败是人类维护和改善共同体生活的一种斗争形式,所有的社会成员或组织都可能成为反腐败的主体,反腐败的本质是通过规范权力运用以塑造社会,反腐败的未来发展是充分实现其法治认同功能。深入探察反腐败的理论内涵,可以为反腐败的"标本兼治"提供有益的启示。

反腐败斗争中法治认同的结构与功能

反腐败斗争肩负着双重任务,在不间断的自我完善中担负起社会建设的重任,而法治认同就是反腐败发挥其社会构建功能的着力点。反腐败斗争要与法治社会建设协同并进,必须在清除腐败的同时关注人们法治认同的形成。良好的法治认同应该是以对依法共治的认同为核心,以对法为治体、治为法本的认同为经,以对明德修身、德为治先的认同为纬的立体结构。反腐败斗争中只有形成这样结构的法治认同,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真正发挥其政治清明的维持功能、社会规范的改善功能和思想文化的塑造功能。法治认同联接了反腐败的不同阶段及其任务,把反腐败作为实现社会法治认同的重要抓手,不但是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公民法治认同感研究

社会治理共同体彰显了公民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社会秩序构建需要公民良好的法治认同感。社会规范的共生与冲突关联着公民法治认同感,结合社会规范冲突的视角,对个体法治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围绕公民法治认同感构建,从法治认同的基础、核心、融合、实践各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发挥公民作为理性主体的功用,加快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大学生法治认同观念培养路径探析

探讨法治认同内涵,分析当前大学生法治观念现状,认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法制部分教学中通过探寻法律最基本的价值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平等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通过宪法及行政法教学内容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宪政意识、政治制度的认同意识,通过现代市场经济法律内容的讲解可以培养大学生的自主意识和权利义务意识,通过法律规则的训练可以培养大学生的规则意识。

都市社会语境下法治认同模式的构想

城镇化进程的全面启动与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推进使得都市社会中的法治认同成为一个重要论题。一方面,都市社会的发展消解了传统法治认同模式赖以存立的共同体,另一方面都市化的进程又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并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进而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共同体——媒介型共同体。媒介型共同体以异质性的不断生成为其正当性基础,以多重空间分配与构造为其基本特征,并且超越传统的依托于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模式,形成了一种依托于都市和全球的新型共同体。都市社会中的法治认同要求利他主义的都市法律主体,立基于"都市—全球"的互动结构,以空间分配促进都市法律主体对于都市法治的认同,最终指向都市法治的实现。

反腐败斗争中法治认同的形成机理分析

法治认同是法治社会运行的基础,反腐败斗争应该关注人们法治认同的形成。法治认同的形成与反腐败的目标、手段、体系、绩效等多方面因素相关,反腐败斗争要促进法治认同的形成必须满足一系列基本条件:反腐败目标的集成化、反腐败手段的合道德性、反腐败体系的法本位结构、反腐败致治的良好绩效以及反腐败对社会生活的合理引导等。把握反腐败法治认同的形成机理,有利于促进反腐败斗争与法治社会建设的协同发展。

以促进法治认同的生成观测中国高校法治教育之完善

新时期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的目标,而法治认同作为法治素养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水平高低影响着个体法治素养的高低。法治认同作为社会认同的一种,需要个体具备对法治的理性化认知后,于情境化的群际关系中获得积极情感体验,并内化为自我的心理结构并最终转化为实践。高校法治教育对法治知识供给不足和教育教学过程缺乏情境性和实践性等缺陷,导致了高校学生无法形成完整法治认同。通过对域外法治教育提升学生法治认同水平相关经验的对比提纯,高校可以采用情境教学模式完善现有的教育模式,实现提升学生法治认同水平的目标。

浅析和合视域下的法治认同

根据社会学和心理学观点,法治认同不仅是形成法治信仰桥梁的社会认同,还属于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心态。“关系本位”作为法治认同的文化基础重在调节个人与群体,以及本群体与他群体之间的关系。和合学则是一种基于自然、社会、人际、人自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冲突与融合,以和合义理为依归,给予人们以新思路。在实现法治认同过程中应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内涵。因此,本文以和合文化为积淀探寻了公众对法治认同的理论逻辑与方法。

当代中国法治认同的内涵、价值及其养成

法治认同是公众对法治建设客观历史进程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与判断。从内涵来看,法治方向是法治认同的限度,法治意义是法治认同的深度,法治目的是法治认同的高度,法治内容是法治认同的广度。从价值来看,法治认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因素。在法治认同养成上,法治建设健康发展是基本前提,公众参与法治进程是有效措施,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是培育基础。

我国中小学生法治认同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近40年的普法运动中,青少年一直是普法的重点。2013年和2017年进行的针对中小学生法治素养的全国普查显示,从知识角度看,中小学生对日常生活中的法律知识有所了解,但是仍然存在知识断裂、缺乏体系化的问题。从法治理念看,中小学生已初步形成对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法治价值的认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的愿望强烈,但是普遍缺乏程序正义的理念,用法能力不足。从行为选择角度,中小学生初步建立对法治的认同,但是并不稳定,极易受到好朋友等社会关系和社会上不法现象的干扰和影响。从动员型的普法运动走向学科式法治教育,需要重新界定法治教育的社会性、专业性、生活性的关系,科学设定知识内容,弥合认知断裂,形成基本完整的法律常识性的知识链条。强化宪法教育,唤醒公民身份意识,解决主体地位模糊的问题。通过参与班级、学校民主治理等小共同体的法治实验,搭建价值认同到行为选择的转换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