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赋能数字版权保护的机理、实践困境与法治进路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为推动数字版权保护创造了新动能。数字版权在获权、维权和用权方面均面临一定的难题,区块链技术能够通过创新信任机制、简化侵权举证程序和降低交易成本,为数字版权的保护和发展赋能。但区块链技术易被非法利用,智能合约的僵化性和法律监管的缺位,以及相关法律规范的分散性和模糊性使得赋能过程面临诸多梗阻。因此,要合理确定区块链技术各节点的责任义务,严格维护版权人的修改权与撤销权,完善智能合约的法律监管体系,多方配合打造协同共治格局,为区块链技术赋能数字版权保护助力。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空间维度与法治进路——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经历了从重视发展到重视保护、从工程修复到整体修复的模式转变,但囿于行政分区分级对流域空间的束缚,尚未从根本上摆脱线性思维的制约,也未能基于空间主义形成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空间逻辑。在实践演进中,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凸显了纵向空间的行政性削弱、横向空间的从属性制约和要素空间的单一性掣肘,也在规范实践层面暴露出回应流域空间与生态空间耦合的精细化规范不足、针对流域空间与区域空间差异的回应性规范缺失、因应流域空间与城乡空间重叠的差序化规范匮乏等问题。《长江保护法》关于生态环境修复专章规定所建构的治理理念、体制机制与制度框架一定程度上蕴含了浅层空间逻辑范式,但其所隐含的空间逻辑更偏向于实质的物理空间规范,亟须在空间关系与空间理论的再审视中重构空间主义。亨利·列斐伏尔以三元空间辩证法为核心创设的空间生产理论引致了社会理论的空间化转向,为反思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权力运行、权益配置、组织机制及其空间结构提供了新的法理方向与方法论基础。基于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应当以空间生产理论为逻辑出发点,重塑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空间结构并在能动与实践中推进其空间化法治转型,实现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理念的空间转向、主体权责的空间衡平、规范协同的空间构筑以及评价制度的空间建构。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法治进路

随着生物安全被纳入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工作,尤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生物安全管理的要求,体现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不仅是建设现代化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背景下,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贯彻生物安全治理领域的系统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生物安全整体性治理所强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思想、权威性领导机制以及整体性组织协调机制也符合当前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现实需求。在此基础上,依托生物安全整体性治理蕴含的法治思维、法律保障机制、法治价值等法治逻辑,可从树立风险预防的法律原则、明确生物安全立法的整体性定位、强化政府生物安全治理的主导性角色等方面探寻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法治进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进路研究——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指引价值。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孕育、形成、发展、升华四个阶段出发,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脉络,阐释法治作为宏观的治国方略、和谐的社会状态和文明的法律精神,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民族平等的基本遵循、繁荣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民族团结的文化之魂。结合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进路在于坚持党对民族事务法治化的领导,进一步完善法治规范体系、优化法治实施体系、强化法治保障体系,发挥法治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力量。

共同富裕视角下激励第三次分配的法治进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及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第三次分配必不可少。国家为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以法律和政策的双重手段调整复杂多元的分配关系,通过建立稳定长效的第三次分配激励机制,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冲突。我国已逐步形成以促进慈善事业、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慈善资源分配为基本维度的第三次分配政策框架,具体政策的落实有赖法治充分发挥其促进、激励和保障作用。第三次分配发展面临治理范式与分配内容不适配导致治理失灵、分配方式存在缺陷导致分配效率不足、法律激励偏重外在致使分配效果不佳等现实挑战。在法治层面激励第三次分配发展,需要各类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构建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多重治理体系、优化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慈善资源结构、拓展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激励相容机制。

论行政督察的功能性外溢及其法治进路

作为中央监督地方政务的重要方式,行政督察在行政监督体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党政同责的实践创新,党政一体督察已逐渐衍生出特定的制度构造和工作机制。鉴于这种变化,理论上首先要回答党政督察是否仍属于行政督察的范畴,以便进一步厘清党政督察制度的法治逻辑。基于前者,借用功能性外溢理论可以对二者进行一体化解释,从而将党政督察看成是行政督察功能性外溢的表现形式。核心机理在于,党政督察只是在固有党政体制上改变了原有的层级互动关系,其工作场域和工作重心尚未超脱行政系统,督党的本质在于更好的督政。据此,党政督察的长效机制在于立足于行政督察进行法治模式转向。其中,在法治依据建设方面,需依托现有制度进行形式法补全;在法治权威确立方面,需有机融合和转换党中央政治性权威;在具体制度形成方面,需在融合的基础上适度区分党政一体督察。

地方人大开发区专门委员会制度的实践基础及法治进路

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开发区建设在实践中不断成熟完善,但是受开发区特殊行政体制影响,人大在开发区中的监督职能却尚未充分落实,二者之间的结合还未达到理想状态。为进一步理顺开发区人大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在开发区的特殊监督职能,必须站在新发展阶段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创新开发区人大工作模式,促进开发区人大履职向规范化、法治化方向发展。

新时代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法治进路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凝聚各族人民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本文通过考察新时代法治在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价值意蕴和建构基础,分析了当前我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尚待完善、法治实施力度需进一步加强和守法的群众基础需加强三个方面的困扰,并从立法、执法和法治宣传教育三个维度,提出了相对应的建议。

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的法治进路

步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助于克服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提高市场要素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充分发展。故此,为了平衡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健康运行之间的关系,需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从全面推进简政放权和合法规范"放管服"的维度,着力于在法治框架下,从经济规制与社会规制两大主要规制领域的改革入手,在确保互联网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做到健康可持续发展。

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协同治理的法治进路

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协同治理的法治化,是我国统筹生态保护与确保“双碳”目标愿景实现的优选进路,也是对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要求的积极回应。该进路立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二者之间所具有的可协同规制的内在同一自然属性,具有丰富的法律意涵。在理论溯源上,成本效益分析理论与超越还原主义的环境司法观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协同治理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撑。循此逻辑,成熟且自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协同治理的法治进路应从价值理念确立、法律规则创设及制度体系建构三个方面展开,回应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协同治理过程中提出的规范性要求并形成稳定的制度架构。

论地方财政重整及其法治进路

目前我国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潜藏着巨大风险,已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地方财政重整是我国地方政府运用有限财政自主权提高政府偿债能力以保障财政可持续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须走中国化的法治道路。探究地方财政重整法治化的理论溯源,不难发现:政府法治论塑造了地方财政重整法治化的平权观,权力制约理论揭示了地方财政重整的法治化逻辑,外部性理论提供了地方财政重整救助的法治化思路。为此,树立地方财政重整权行使的价值导向,规范地方财政重整实施程序,构建财政重整府际合作机制,是将地方财政重整纳入法治轨道的关键举措。

公安人性化执法制度创新的实践与法治进路——以丰城市公安局背景调查和跟踪回访制度为例的调查报告

背景调查和跟踪回访制度是公安人性化执法制度创新的新举措,丰城市两年多的实施效果证明其具有生命力和存在价值,但同时也有在执行不规范、调查方法需进一步完善等问题。为此,应建立系统的调查工作机制、确定执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完善跟踪回访制度,以创新公安执法人性化制度创新的法治进程。

城市治理中公众参与的价值考量与法治进路

在我国近年来的城市治理中,公众参与的丰富实践彰显了鲜明的“人民性”价值特质。公众参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治理局面形成的重要路径。在“新时代”背景下,人民城市建设不断深化推进,与之伴随而生的新问题也不断出现,公众参与的实际需求和法治诉求日益增强,更为有效的方法指引和制度支撑显得尤为迫切。如何引导公众科学、理性、规范地参与城市治理,需要结合“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从规则化、社会化、智能化、程序化等维度为人民城市的现代化治理提供更为优化的路径选择和法律制度保障。

机制创新与法治进路:基层纠纷解决的实践探索

当前基层地区传统纠纷数量持续上升,新型纠纷明显增多,纠纷主体日趋多元化,纠纷缘由更加复杂,纠纷涉及领域逐渐扩展。优化纠纷解决机制和寻求法治化解决纠纷是走出基层纠纷解决困境的基本出路。一方面,机制建构既强调中立、公正的解决纠纷,又要求不同机构呈现高度协同性与联动性;另一方面,寻求法治化解决纠纷必须要实现法治主义与严格依法而为、减少与预防纠纷、依法维权与维护稳定的协调统一。

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治进路

法治是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手段和目标之一。因此必须挖掘少数民族地区自身法治资源,结合少数民族地区自身条件,探索出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中法治建设的特有进程。

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媒介表达与法治进路——以晋宁“10·14”事件报道为例

近年来由农地冲突、拆迁补偿纠纷等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其背后折射出农村法治的严重缺失与不足。法治为公正、理性与有序地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最佳途径。本研究以晋宁"10·14"事件报道为例,主要考察分析媒体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媒介表达状况及法治进路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媒体优化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提升其普及法治精神、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等深度功能的策略路径,如在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法治价值取向"上,还应加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反思、多元主体利益关系分析、以及化解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法治思维路径探讨;在危机传播模式上,还应加强蕴含"可辩驳性"法治思维的"双向式对称模式"等。

世界银行“办理破产”指标化在中国的法治进路

中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办理破产”指标得分提升迟缓,直接影响了中国营商环境的世界排名。通过解构“办理破产”评估指标,认真反思“办理破产”在中国的指标化进程及其评估实践,“办理破产”指标化运动与中国破产制度改革存在理念障碍、衔接机制不畅、司法保障不力等困境,亟须从法治立场予以回应。应通过改进破产管理人制度和改进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机制、推进程序法治来完善司法保障制度、构建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的协同联动机制等法治进路,提升我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公民参与的法治进路探析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期和改革发展的艰巨阶段．法治国家建设不但是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公民参与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现代民主政治和行政民主发展的重要体现。

央地协同治理:应急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进路

中央行政主导下的应急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在应急事权界定的思路、应急权责划分的依据、应急权责履行的效果以及应急财力的匹配等重要环节存在现实困境。我国应急财政权责划分亟待实现从央地博弈到央地协同治理的模式转型。应当明确,应急财政权责划分协同治理模式的真正实现只能依靠法治进路。除了厘清央地协同治理的关键环节以提供必要前提,还需制度保障、激励相容、动力支撑以及利益协调等具体法律机制的构建。

体面劳动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之法治进路

新生代农民工寄居于城市,盼望在城市安居乐业,同时他们也是城市的建设者,他们渴求同城市劳动者一样体面劳动。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从体面劳动的四个维度,即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就业平等、社会保护及社会对话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是"不体面""欠体面"的。从依法治国的方略视角来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之进路,需要我们从宪法、劳动立法和其他法律制度方面共同努力,以期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体面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