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法衔接”视角下从宽处罚建议的合理定位及规范适用

作为监察体制改革产物之一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紧密联系。由于制度效力定位偏差、被调查人程序权利保障不足、内容形式不明、司法机关对特殊情形应对方式不明等问题,使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能形成有效衔接。据此,应以从宽处罚建议应然内蕴为基础对从宽处罚建议进行合理定位:个案量刑情节提示的功能定位、不及于人民法院的效力范围定位、权力而非权利的从宽处罚建议权属性定位,并通过强化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双向互动、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以相对概括的实体从宽处罚建议为内容这三项措施,确保从宽处罚建议的规范化适用,消除“法法衔接”时的阻碍和断层。

论监察对象与职务犯罪主体的“法法衔接”

监察法与刑法"法法衔接"是确保法治反腐顺利推进的前提之一。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法法衔接"的问题逐步凸显。最典型的问题是监察法中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监察人员"与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等衔接问题。监察法与刑法在立法理念上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因此,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既应注重监察对象与国家工作人员的一致性,也要强调二者的差异性。并非所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都是监察对象。不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是否属于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都应纳入监察对象的范围。对于履行职务犯罪调查职责的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以刑法中的"司法机关及司法工作人员"论。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位阶对接和法法衔接问题研究

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处于高低不同的法律位阶序列,刑事诉讼法归属于惩治犯罪的国家基本法,而监察法归属于惩治腐败犯罪的特别程序法,刑事诉讼法位阶高于监察法。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国家法治化的战略任务,与人权保障的国家使命及正当程序价值理念,对于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进行位阶对接和法法衔接提出迫切要求。完成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位阶对接和法法衔接,需要理顺监察法与宪法、刑事诉讼法的高低位阶关系,并通过具体制度机制确保我国法律规范体系的完整性和有序性。

政务处分“法法衔接”的教义学分析

“法法衔接”是《政务处分法》制定和运行秉持的基本思路。在《政务处分法》立法完成之后,政务处分“法法衔接”的教义学分析才是国家监察体制实践的重大课题。政务处分“法法衔接”主要针对内、外部路径两个方面。其中,内部衔接旨在做好《政务处分法》与其他包含有专门性处分条款的各个部门法律之间的处分衔接,具体表现在政务处分权与处分权的关系、政务处分依据的违法行为的性质以及政务处分内部程序性事项的衔接。外部衔接旨在化解政务处分措施本身与其他法律部门惩戒手段的衔接问题,具体表现在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的政务处分程序、职务违法犯罪案件的政务处分构成要件以及政务处分从宽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

“法法衔接”视域下《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的分析与建议

在"法法衔接"理论的审视下,结合我国职业教育的时代内涵和发展规律,提出《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需要从立法根据、调整范围、违法责任3个维度进一步修订完善。在立法根据上,须与上位法律紧密衔接,力求立法的法律根据和事实根据精准、严整;在调整范围上,须与相关教育法合理衔接,对相关法律之间的调整范围作出较为清晰的划分;在违法责任上,主要是要与行政处罚法有机统一。这样才能确保职业教育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协调一致、功能互补、整体最优,以便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法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规范作用和指引价值。

我国《监察法》实施中的“法法衔接”问题及其应对

2021年出台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将监检衔接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但对于监察实务如何与检察、审判工作有效衔接,仍存在证据标准不一、程序衔接不明、外部监督缺失等问题。针对该司法解释的不足,应当从细节处进行微观调控,通过明确证据适用标准、建立证据转化机制、完善监察调查活动的外部监督机制,切实解决《监察法》适用中的“法法衔接”难题,实现反腐效益最大化。

“纪法贯通,法法衔接”的本质透视与现实保障

实现"纪法贯通,法法街接"是针对当前监察实践提出的重要要求,是贯穿监察体制改革的重点和精髓,要求做到纪法分开与纪法结合的有机统一,兼顾实质与程序的协同配合。将"纪法贯通,法法街接"的要求落到实处,既要培育思维方式、提升认识水平,又要建设内部运行体制、完善外部街接制度。

《监察法》所涉纪法贯通、法法衔接问题研究——以北京市公安局纪检监察实践为例

《监察法》的出台实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制度化、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迈上一个新台阶。监察机关作为国家宪法新设的反腐败工作专责机关,在全面从严治党大背景下,依托与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体制,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协作,运用法律和纪律两把"尺子",全面惩治已经涉嫌触犯法律的违纪行为和应当受到纪律处分的违法犯罪行为。研究《监察法》规定的有关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内容,关系到如何充分发挥党纪、国法"组合拳"威力问题,对切实实现监察全覆盖、监督无死角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立法原意下的监察对象范围及界定——从法法衔接的角度

监察对象的范围及界定,是一个涉及监察的精准性、统一性、政策性、严肃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监察法》有关监察对象范围的条文存在表述不够清晰和精确的问题。限于监察法规必须“根据法律”,《监察法实施条例》无权对《监察法》的规定做任何改变,只能对《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对象通过说明和列举作细化。但细化式的说明缺乏原理性指引且列举难以穷尽,因此仍亟需通过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为监察工作中监察对象的识别提供认识方法和理论指引,以准确反映《监察法》的立法原意,并指引列举之外的情形下《监察法》的正确适用。以《宪法》和《监察法》规定的监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为理解监察对象范围的根本指针,可以解读出《监察法》所隐含的监察对象的识别标准,还原出相关条款背后的立法原意。在此基础上,从《监察法》与《公务员法》《刑法》相互衔接的角度,通过完善《监察法》的立法表述,可以实现《监察法》对监察对象范围及界定的精确化和清晰化。

国有企业监督执纪中的法法衔接——“囚徒困境”模型对贪腐治理的启示

国有企业的监督执纪是我国反腐败治理中的关键一环。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社会责任及营利性质,加之贪腐者的投机心理,使国有企业成为贪腐犯罪的多发区。打破贪腐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将其陷入“囚徒困境”,令贪腐的代价远大于收益,才能最大限度地规避贪腐行为的发生。具体应做到将监察法与党纪、刑事法律等相衔接,坚持“有限度的”纪法融合,禁止对党员干部随意问责;限制监察权,与公诉程序之间进行明确的界分,不能混同;鼓励国有企业建立合规制度,引导其走向市场经济自行调整之路,构建腐败防范体系,以实现对贪腐行为的有效治理。

人大立法中的“法法衔接”的问题浅析

我国目前已经拥有着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我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根本保障。但是以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主义为导向的立法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来,容易导致重复立法等负面问题。这就需要密切关注立法过程中存在的“法法衔接”问题,这样才能有效提升立法质量,实现人大立法的权威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现状与反思——基于监察与司法衔接视角的考察

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面临着被调查人认罪认罚后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调查阶段的适用率不高等现实困境。为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监察与司法衔接中的适用效果,应当适当降低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性条件和程序性条件;明确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的法律效力及内容要求;保障被调查人的知情权、律师帮助权;引入调查阶段认罪认罚承诺书;设置梯度化从宽处罚量刑规则;构建层次化监察强制措施体系,从而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两法”中的有效衔接及功能发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反腐效能。

监察赔偿与国家赔偿法衔接中的问题及其解决

监察赔偿的性质是国家赔偿,但不同于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监察赔偿与国家赔偿的衔接问题是将监察赔偿妥善安置以及突破赔偿实践困境的一大难点。正确的立场是,既不能摒弃监察权的政治与监督属性,也不能无视其与国家赔偿体系的衔接关系,而是应当在《国家赔偿法》中独立构建监察赔偿的模式,细化监察赔偿制度。以追寻改革的变动性与法律的稳定性间的平衡为原则,剖析监察赔偿的核心制度构建,即明确监察赔偿应适用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及赔偿主体,以便完善“法法衔接”的诸多问题。

论“利益输送”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法法衔接

晚近以来,利益输送行为大量存在于公权力的运行场域,监察法将其规定为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等相并列的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行为,应当给予政务处分甚至刑事处罚。然而,我国当前刑法视角下的“利益输送”是一类职务犯罪的集合,而非对应某一特定罪名,因此监察法在对其进行评价时,与刑法个罪的衔接呈现出一定。基于利益输送职务违法的四种类型,可对利益输送型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从主客观层面予以解构,并从职务行为公正性以及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实现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界分,进而厘清利益输送职务犯罪与贿赂、贪污、渎职等犯罪的内在联系与衔接路径,以规范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行使、维护公共利益的分配正义。

监察互涉案件管辖模式的反思与调整--以《监察法》第34条第2款为视角

监察互涉案件在实践中产生了三类管辖模式,分案管辖模式应为此类案件管辖模式的“天然形态”,并案管辖模式是管辖制度灵活与变通的产物,专案组管辖模式则是折中后的特殊模式。三类管辖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着适用规范与范围不明的问题,且并案管辖模式的适用并未受到职能管辖范围的限制。应当回归《监察法》第34条第2款的本义,该条款应为分案管辖模式,且未为并案管辖模式的适用留下解释空间,“为主”与“协助”之界需以法定职能管辖为红线。对此,并案管辖模式仅可适用于监检型互涉案件,《监察法》第34条第2款例外情形的判断应引入“主罪”的考量因素,具体管辖模式的适用应权衡案件的关联性、复杂性、社会影响力、各案之间的办理进度等因素。

监察案件的立案转化与“法法衔接”

监察委员会权力来源的多元性以及集"党纪处分、行政监察与刑事调查"于一体的反腐工作模式,使得"法纪贯通""法法衔接"成为理论界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而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案件何时开始适用刑事诉讼法更是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问题。既不能以统一的监察立案作为适用刑事诉讼法的时间起点,也不能以监察委员会移送案件作为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时间标志,而应当考虑在监察委员会内部设置党纪政纪调查部与刑事调查部,在监察委员会调查程序中区分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分别设置监察立案与刑事立案两套立案程序,以便解决监察案件"法法衔接"环节的诸多问题。

《监察法》第33条之法教义学解释--以法法衔接为中心

“法法衔接”的实质是国家监察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衔接,其核心在于证据的衔接。《监察法》在吸收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将准入刑事诉讼的证据种类予以扩大,并强调监察取证应与刑事诉讼取证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这不仅符合职务犯罪调查的特点也契合了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但《监察法》的证据规则较《刑事诉讼法》更为粗疏,易引发理解上的歧义与误读。为准确把握《监察法》证据规则,促进“两法”有效衔接,应基于衡平司法价值秩序、贯彻审判中心理念并兼顾职务犯罪调查特性对证据准入资格、监察取证规范、非法证据排除进行深入解读,以期适应“法法衔接”之实践。

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衔接的反腐逻辑与反腐理念

新一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是习近平新时代反腐败思想的法治成果,是反腐败法律体系构建的重要步骤,进一步明确了司法机关在反腐败格局中的职能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法法衔接,具有至高的合宪性;职能互补,具有内在的合理性;破解难题,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国际合作,具有周密的战略性等突出特点。要使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法律规范成为监察司法人员的实际行动,应当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理念、依宪依法的法治理念,"纪法共治"的执法理念、"反腐一体"的统筹理念等重要理念。

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全球范围内通行,包括我国。尽管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直接界定“非法证据”,但通过对证据的客观属性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厘清其内涵。非法证据包括主体不合法和方法手段不合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确立,通过法律和司法解释的配合,形成了完善的立法体系。然而,监察委员会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仍存在挑战,需要借鉴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弥补不足。

法治中国建设中监察权运行机理的法理诠释与实践展开

2018年《宪法修正案》确立各级监委的监察权,以及《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监察官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等监察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创新实践。监察法治的创新实践可以从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传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人民监察思想和法治中国建设中反腐败事业的开创举措等维度进行运行机理的法理诠释。监察权的运行实践中尚存在多维主体认知惯习依赖、法法衔接阻碍不畅和质效评价滞后低效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不断提升多维主体的法治认知、及时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建构高效透明的质效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