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理学发展的理论诠释——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法理学在三十年的发展中逐步从萧条走向繁荣,从理论的单一化走向理论的多元化,并且在理论前提的变迁中日益呈现出自主性的品格,这表现为法理学的知识面貌、思维方式、论证风格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法理学在培育人们的理论思维、指导部门法学、构造法律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是衡量法理学是否有用的重要标尺。中国法理学应当发展出自主性的法律理论,这就需要法理学融合多元理论、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理念并调整自己的话语方式,创造真正具有独立性思想品格的法理学。

现代化范式与中国法理学的“理想图景”

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理学的研究概括为"现代化范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现代化范式不能简单地否定,它是中国现代化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30年法理学的发展存在着三对基本矛盾,即政治与学术的矛盾、普适性与本土性的矛盾、研究法律与尊重法律的矛盾。进入21世纪,中国法理学研究应当实现从过去简单地将西方作为中国法制和法治建设的榜样、楷模或标准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向关注中国问题、用中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的转变,确立中国法理学研究的中国意识。

学术与政治之间——新中国法理学独立品格的艰难形塑

中国法理学在政治框架限度里已有了相当发展,逐渐从建国初期政治话语的附庸之中解放出来,在对政治话语的追随和演绎之后初步展现了自身的生成逻辑和独立品格。改革开放是法理学发展的新起点。除了各种外在政治事件的促进和互动,法理学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可循,即大体上经历了"初步苏醒"——打破极左思潮的束缚,确立自身独立学科地位、"不断觉醒"——贡献依法治国理论,承担自身学科使命、"趋向自觉"——对自身发展自觉进行反思这三个过程。历经这些艰难过程,法理学的独立品格正在逐渐形成,其内涵主要是反思与批判的精神,这也是其时代使命所在。

英美法理学与中国法理学

西方法理学对中国法理学的影响十分深刻。由于语言对学术传播的决定性影响 ,在西方三种法理学中 ,英美法理学对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影响最大。在论题、概念、理论、方法等方面 ,英美法理学对当代中国法理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 ,由于文化和学术传统的不同 ,英美法理学的学术风格对中国法理学的影响甚微。其实 ,英美法理学的学术风格对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 ,特别是对于解决法理学与法律实践的脱节问题 。

中国法理学及其贡献

在"西法东渐"过程中出现的中国法理学,是中国法学教育体系的独立学科,在研究风格上属于统合法学,而主要内容是政治法理学。在过去的七十年中,中国法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社会贡献主要在于:从不同的角度为法治正名,使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为法治之理及法治话语的建构奠定了知识论基础;促进了民主、自由、公正、平等、人权等法律价值的传播;权利本位观念的引入,促进了权利体系的形成。中国法理学的学术贡献在于:运用整体、整合思维模式成就了"统合法理学"的出现,文化观念的引入是对法本质的多角度探索,引入法律方法论对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具有重要作用。

不曾生,何谈死?中国法理学的死亡及其生的可能

与世界上三十三个国家仅对基金会的行政管理费做原则性规定,或将之与基金会的收入挂钩不同,《慈善法》第60条,以及《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第2款不仅规定我国的基金会行政管理费不得超过10%的最高比例,且将之与基金会的支出挂钩。这一规定看似是技术性的差异,但其背后却隐藏了我国慈善事业与西方诸国的两元差异:社会定位与功能定位之差异。在社会定位上,外国将基金会视为政治之平衡器,而我国则将基金会视为是社会福利事业之补充;在功能定位上,外国基金会偏向资金之管道,而我国基金会则是社会福利项目之执行者。这种二元差异深刻的根植于中西社会的传统之中,恐难以通过简单的制度改革突破之。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法理学:回顾与展望——基于对国内法理学教材的分析

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与中国的法治建设密切相关。现有的法理学综述性文献并未整体性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共识。以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代表性的国内法理学教材为分析样本.通过对比名称、内容和体例上的演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法理学发展情况,总结出中国法理学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三项成就。即确立并提升自身的独立地位、实现研究范式转换、理论探索多元化趋势加强。展望未来中国法理学,明确为突出“中国”命题,必须加快话语表达方式的转换、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实现中西方和马克思主义三元理论融合。

以器御道:中国法理学的分析性品格之塑造

分析性是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但对于法理学来说,分析性品格却有着更为深层的意义。首先,法理学追求法律实践的根本性之"道",对基本概念的理论清晰性有着更高的要求,分析性作为一种具有工具意义和建构意义的理论探究之"器",有助于展示法理学概念的复杂结构。其次,法理学对法律作为一种价值性制度实践的本质有更整全的揭示和挖掘,分析性有助于厘清法律背后的价值网络的基本结构,为部门法研究提供价值论证意义上的支持。最后,法理学之方法论问题越来越呈现出其元理论内涵,而分析性是确立法理学之方法论立场的必要工具。中国法理学承担着理论建构和回应法律实践之难题的双重使命,分析性品格有助于强化其实现该使命的力量,在法理学之不同理论立场之间寻求一种妥当的对话方式。

中国法理学的命运

改革开放２０年来，中国法理学界的许多长者前辈孜孜以求，为法学界解放思想，冲破禁区，革故鼎新奉献了毕生心血；一批中青年学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法理学的发展增砖添瓦。两代人的共同努力，换来了中国法理学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但是，以当代国际法理学水准衡量，...

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理学──1995年法理学年会述评

走向２１世纪的中国法理学──１９９５年法理学年会述评卓泽渊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７日至３０日，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约１００名专家、学者齐集昆明，由云南大学法律系等承办了１９９５年年会暨纪念法理学研究会成立１０周年学术讨论会。是会以“走向２ｌ世纪的法理学”...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李达作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探索者和追求者,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树立科学的法律观;运用唯物辩证法阐释法理学基本理论,确立法理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以国家与法律的关系为切入点,尝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理论框架。李达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探索,对新时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法理学观念溯源

在现代法理学中,关于法律本质的讨论,观察视角都局限在"人"而忽略了"天"。在"法律到底是谁的意志"这个法理学核心问题上,中国传统法理学的核心观念既不是"君权神授论"也不是"圣贤意志论",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天人合一论"。她的逻辑是:天意通过人意表达。如果人意与天意相合,就是"顺之则昌",由此产生的立法、法律和司法具有公正性、权威性、适用性和持久性;如果人意与天意相悖,就是"逆之则亡",由此产生的立法、法律和司法具有偏私性、随意性、龃龉性和短命性。"人意"中的人,其上升为法律的意志如果不合"天意",都不是适当的法律。而在中华文化中,天下人民全体公正的诉求体现的就是天意,公心就是天心,民意就是天意。所以不论"君主"如何产生,"君意"必须顺应民意,君心必须体悟天心,否则就是违反天意,难免社会动荡,民生艰难,自取衰亡。古有法治和礼治之争,今有法治和德治之争。其实都是盲人摸象式的争论。准确理解和运用中国传统经典法理学,不但会为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提供一种可能圆融无碍的理论解释,也将为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提供逻辑畅通的理论依据。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前景展望

进入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正在进行新一轮开疆拓土、思想解放、理论创新运动。在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大变革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呈现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发展新图景。新图景表现在八个方面: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华传统法律文明的当代复兴,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格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汹涌来袭,部门法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大众法理学和草根法理学的兴起。这些都将给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发展带来新动能、新增量,使之以新形象、新成就屹立于世界法理学之林。

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央论》读后

一、作为法学家的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一般认为他要么是戊戌革命的骇将,要么是维新变法的先驱,总之,应是大政治思想家和伟大革新家,断未曾想到梁氏竟然还是卓然不群的法学大家。笔者管见,梁氏在法理学之造诣,堪与沈家本齐名且又过之。这一认识是直到新近看到范忠信《梁启超法学文集》之后才得出的。纵观梁氏一生的法学著述,至少在300万言以上。仅就篇幅而言,梁氏法学著述不亚于同时代的沈家本之《历代刑法考》、

对本世纪末，中国法理学发展的一点思考

对本世纪末，中国法理学发展的一点思考刘升平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法理学研究会总干事到本世纪末，中国法理学将发生许多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将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由国际国内形势巳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变化这两个方面因素所决定的。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可抗拒...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法理学回顾与反思

过去40年中国法理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依然面临严重挑战,对中国法理学进行深刻反思必要且迫切。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年会主题是一个重要样本,由此切入对中国法理学过去40年关注和研究的主要议题进行回顾和剖析,通过主要研究领域状况审视中国法理学界自我反思与批判意识的不足。要追问中国法理学向何处去,首先要回到法理学的理论元点,通过对其阐释和讨论,开启中国法理学学科可能的论辩路径,使思考这一问题更有理论和学科意义。

从权利本位到法理中心:中国法理学的变革之路(1978—2018)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宏观理论层面,中国法理学经历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权利为本位再到法理中心三个阶段的两次范式转型。本文先从观察者的立场回溯权利本位范式的提出及其嬗变,再以参与者的视角对法理中心范式的提出及其发展进行展望。第一次变革的理论切口是理论基石,通过以权利为本位建构起了一套循环通释、意义互决法学范畴体系,完成了由国家与法的理论向法学一般理论、基础理论的历史转型。进入新时代,第二次变革的理论切口是研究对象,以法理为中心主题,通过研究方法的自觉,将解决中国法理学逻辑连贯性与思辨论证性缺失的问题。法理中心范式在问题意识、研究重心、发展驱动三个方面,助力中国法理学由“法之理学”到“法理之学”的转型升级。两次变革在新时代背景下趋于合流,正在共同形塑中国法理学的最新结构。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法理学再出发,应当瞄准权利、探索法理:以法学范畴体系为质料,赋予其中国法理之内涵。

开创跨世纪法理学研究的新局面——近年来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开创跨世纪法理学研究的新局面———近年来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①刘瀚李林近年来，中国法理学界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勇于改革，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方面、在确立依法治国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