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伤保险制度建构的法理基础论纲

建构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伤保险制度业已成为当前党和国家政策及社会法领域的重要议题,但亟需厘清其法理基础,其中工伤保险制度的性质定位是“总开关”。通过“源流考镜”,工伤保险制度缘起于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的变革,该变革下强化的个别雇主(损害填补)责任需要雇主责任保险制度等实现工伤风险分担的初步社会化,在这一过程中对雇主责任保险制度等的探索也形成了工伤保险制度的重要“技术储备”。彻底的风险分担社会化只能是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基于公法力量的介入,工伤保险制度得以初步形成,且单个雇主责任的保险化样变使其最初呈现出劳动法属性。随着“以超越于总资本之上的国家担负起防止、补偿(工伤)的最终责任”理念的发展,工伤保险制度超越劳动法属性而正确回归其社会保障法的本质规定性:保障所有可能遭受工作(职业)伤害风险的职业群体。体认到这一点,叠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同富裕的价值自觉,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伤保险制度建构的法理基础得以自然而然地呈现。

《学位法》视域下职业本科学位授权制度:法理基础、现实挑战与改革趋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的正式颁布,为职业本科学位授权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对推动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对学位指导原则、学位法律地位、学位基本原则、学位学术要求、学位培养目标深入分析,明确职业本科学位授权制度的法理基础。但现行的职业本科学位授权制度在实践中遭遇了实践性与理论性融合难题、法规适应性滞后、师资力量不足等若干挑战。据此提出加固法治化基石、构建常态化机制、深化许可化管理和建立标准化体系等改革趋向。

反技术兴奋剂规范的法理基础、逻辑补位与体系构建

体育领域的技术不当应用起到了类似于兴奋剂的效果,不仅违背了反兴奋剂规范的整体立法宗旨,阻碍了体育公正,消解了运动员的主体性,也危害了体育项目的长远利益。在现有规范体系下,国际、国内的上位法均未承认技术兴奋剂的法律地位,导致了诸多弊端。我国应从法律角度合理界定技术兴奋剂的构成,特别是其与不公平优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方面入手:(1)推动《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承认技术兴奋剂的违法性;(2)推动国际体育仲裁院形成统一、协调、连贯的裁判立场;(3)推动各单项体育联合会制定更具约束力的监管措施,构建反技术兴奋剂的立体规范体系,切实维护我国的正当体育利益和全世界的体育公正。

论民法典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与责任构成

我国《民法典》分别针对知识产权侵权、环境侵权和产品侵权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三种惩罚性赔偿责任都具有共同的现实基础,即都属于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民法典》及单行法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之前,知识产权、环境和产品这三个领域侵权现象频发,我国也对其作出立法回应,但法律效果欠佳。惩罚性赔偿的责任构成需要具备如下要件:主观要件方面,除法律作出特别规定外,行为人要具有故意和重大过失;客观方面,通常应具备严重损害事实,如果侵权类型有特殊的性质或规范目的,则可以考虑情节严重;法律后果方面,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要根据行为人实际造成的损失或违法所得、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维权成本和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的处罚程度等因素确定。

自甘风险规则的法理基础与教义学构造——以群众性冰雪运动为考察对象

后冬奥时代,大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持续高涨,但该类运动的高危性也使活动参与者的安全保障与行为自由产生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是对实践难题的制度因应,首次将自甘风险规则写入成文法,将文体活动创设为新的风险分配场域。为明晰适用路径,对群众性冰雪运动的自甘风险规则展开教义学分析,提出将运动参与者间的碰撞风险作为固有风险的内容,将兼具文娱性与危险性的冰雪文化活动纳入文体活动,适当扩大涵摄范围;以客观标准为主,对受害人的“自愿参与”进行综合考量;正确区分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法律过失与体育过失等主张。通过厘清自甘风险制度的法理基础和教义学构造,明确其在群众性冰雪运动领域的适用路径,合理划分各主体之间的责任,从而保护群众对冰雪运动的参与热情,加快“健康中国”和冰雪强国建设。

新兴权利的法理基础与完善司法保护探析

新兴权利相较于法定权利而言,其并未被现行法律所明文规定,新兴权利属于综合性概念,它不是对某个具体权利的界定,而是对一系列权利诉求的统称,是涵盖不同性质、类型以及内容丰富的权利集合体。就新兴权利的概念界定以及特点总结而言,其具有规范性、增益性以及非法定性的特点。新兴权利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生成的权益需求,与人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对新兴权利的价值评判,应坚持维护正当法益、促进发展创新、平衡多方主体利益的原则,为其成为法定权利,提供理论基础。新兴权利的司法保护,可以通过利益衡量、法律发现以及法律解释的方法予以解决,同时兼顾可行性与合理性。

论信义法律关系的形成及其对我国的现实意义——评《信义法的法理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专门提出了完善“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并“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强调社会信用对推进我国社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及推动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应当说,诚信或信义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但我国法律意义上的诚信或信义制度则属于自英美法借鉴而来的“舶来品”。“信义法律关系”及“信义义务”作为英美法学的重要部分,已有数百年历史,信义关系的范围也已经从传统的信托法律关系、本人代理人关系、公司与董事间关系等,逐渐扩张至律师与委托人间关系、医生与患者间关系等,近年来更是已进一步扩张至夫妻、监护关系等。《信义法的法理基础》(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Fiduciary Law),是美国布鲁克林法学院安德鲁·戈尔德教授、美国圣母大学法学院保罗·米勒教授合著作品,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英美法上信义法与信义法律关系这一重要主题的译介作品。该书主要内容围绕信义法律关系及信义法的性质、信义义务及其扩展适用,以及信义法与公私法的融合及边界等内容展开。就我国研究英美法和推进我国诚信体系建设而言,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法理基础、权利构造及规范表达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规范是构建完善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关键因素。文章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属性、法理基础、权利构造和规范表达等方面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规范开展研究。国有自然资源所有权说、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说和诉讼基础二元化说都无法完全解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理基础。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规范并非民事公益诉讼,而是特殊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构成要件不宜包括违法性要件,不宜盲目扩大请求权的适用范围,并应适当弱化“国家重大损失”概念,强化国家利益的维护。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功能定位应界定为维护国家利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未来实施应贯彻陆海统筹理念,深入研究特定损害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的鉴定评估和司法审查,制定专门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探寻农村集体经济开放发展的法理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同时强调,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根据2023年立法工作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于今年12月审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该法旨在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行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高质量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

高速公路收费的法理基础与现实改进研究

作为公共运输网络的一部分,高速公路是否应当收费一直存在争议。因此有必要从法律规范上回应质疑并进行高速公路收费的法治化构建。高速公路收费的法理基础可从经济法视角下高速公路的准公共产品特质、行政法视角下高速公路收费的二元属性、宪法视角下对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的合宪性审查进行透视。就当下来说,高速公路收费仍存在收费内容混乱,决定主体不当以及收费期限模糊等问题,未来可以考虑适用分时段差异化的收费政策,明确收费主体和期限,加强信息公开以优化高速公路资源配置。

行政执法规范化背后的法理基础

现实生活中,少数人阻挠执法、抗拒执法的现象和部分执法队员暴力执法的事件常常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执法人员是否按照合法程序执法和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是否疲软的问题也不断引起热议。但就我国行政执法案件的总体情况而且,执法活动日渐规范化,程序化,合理化的大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在立法机关、决策机关、监督机关充分运用法理基础的原理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改进后,行政执法工作也可以让老百姓赞不绝口,从而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论刑法中法律拟制的法理基础

通过深究刑法中的法律拟制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刑法中法律拟制的法理基础主要有五个方面:通过设置法律拟制,可以避免法条冗繁、维护法律稳定、解决司法疑难问题等,从而节约刑法实现成本、促进刑法效益和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刑法经济性;法律拟制是立法者追求实质正义的生动体现,而罪刑均衡是实质正义在刑法中的具体表达,正是以实现罪刑均衡为目标引领,立法者方才设置了诸多法律拟制条款;在刑事法领域,我们需要运用类比思维来解决新问题、开拓新思路,以使我们的刑事法律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也能够应对不断产生的新问题,而刑法中的法律拟制其实就是类比思维在刑法领域的生动写照;法律拟制不论对于制定法还是判例法而言,均是一项实践操作层面的典型立法技术;法律拟制也是刑事政策得以通过刑法予以充分贯彻实施的重要途径。

论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有其深厚的理论作为前导和立身之根基。从法学理论上来讲,人民主权理论和知情权理论,正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立论之根本,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共同发挥着指导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重要作用。

论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

金融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制度是在民法社会化这一大的理论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制度本身符合并有利于实现公平、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等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就金融控股公司这一具体领域来讲,在特定情形下把子公司视为母公司的代理人并由母公司承担子公司行为所产生责任的"准代理"理论是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正当性的直接法理依据。

探寻全球正义的法理基础——围绕罗尔斯正义理论国际意涵的争论

罗尔斯的《正义论》与《各国人民法》在正义理论的适用对象和范围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因而被批评为在国内与国际正义问题上存在理论上的不一致。一些世界主义者就国际正义的承担主体、作为集体的各国人民能否与国内正义理论中的个人截然分开,如何看待各国人民间的差异和平等权,如何把罗尔斯国内正义上反自由至上主义的差别原则应用于国际正义,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看法。罗尔斯本人对于此类批评也作过简要的答辩。这些有关国际正义的法理基础的争论和阐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WTO例外条款及其法理基础

WTO制定的规则要在各主权国家之间适用这一点,决定了它的法律框架必须为自由贸易原则确定若干例外,即所谓WTO的例外条款。各成员方只有在符合WTO有关规定时才可以援引例外条款,而且必须善意地行使这个权利。应该说例外条款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稳定WTO体制的作用,促进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法安定说”是WTO例外条款存在的法理基础。

再论罪名变更的法理基础及其模式选择——刑事一体化角度的思考

在法院能否变更起诉指控的罪名以及如何变更起诉指控罪名的问题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立法上的差别和理论上的分野。我国目前在程序设计上对法院的罪名变更权缺乏制约,理论界提出的种种改革方案也都值得商榷。我国罪名变更制度的建构,应当立足于我国特有的法文化传承和法治土壤,应当建立以四要件犯罪构成模式为基石并与诉因制度相整合的“诉因制度本土化”模式。

检务公开的法理基础

检务公开的法理基础是指检务公开在法律精神和原理上的依据,其不同于检务公开的现实需要和价值功能,也有别于检务公开的"重大意义"。检务公开的法理基础在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和检察权的监督,以此观照检务公开的实践,应该充分关注检务公开的广泛性、真实性以及接受反馈的制度化。

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之法理基础

立足法律规范的体系性解释,可以看出我国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具备充分的实证法律依据,相关权威文件只是主事机关对举报权利的具体落实。从举报权行使的成本补偿、风险防范及收益对比上看,政府有必要对举报者施以物质奖励,进而引领社会风尚、节约行政成本、提升监管效益。有奖举报制度的推行能够有效弥补行政执法资源的不足,构建一种公私合作的新型监管模式。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形势日益严峻的当下,充分挖掘本土制度资源并加以推广适用已经刻不容缓。

公众参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法理基础及制度安排

由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在整体权益上具有公权性质,因而,政府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肩负着最主要的责任,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要保护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仅依靠政府之力并不足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因此,政府以外的其他群体、组织乃至个人的理解、合作、支持、配合、参与、协助、援助、督促等都是必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地将公众参与确立为其基本原则之一。本文从公众参与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法理基础入手,探讨了该原则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环节、行政执法环节、监督和救济环节中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