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中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探讨——以过失“威胁犯”的引入为视角

近年来,污染事故的高发引起了刑法学界的重视,许多学者提出在环境污染犯罪中设置过失危险犯,但该理论却存在固有缺陷,遂异议蜂起。刑事立法虽也在亦步亦趋地朝学者的吁求靠拢,却始终是小改小修,未将法益保护前置化的精神彻底贯彻于条文中。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拟扬弃过失危险犯的旧理论,提出过失"威胁犯"的全新概念,并以此为切入点,在借鉴诸多学者理论精髓的基础上,重点论证污染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外国先进立法,对构建污染环境犯罪的事前预防机制提出具体立法构想,以期为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改革与完善贡献绵薄之力。

法益保护前置: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路径选择——以帮助行为正犯化为研究视角

食品安全领域犯罪频发,我国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法网粗疏,致使诸多引发食品安全风险的帮助行为规制遭遇困境。发达国家如美、德、日等国的刑法,通过将帮助行为正犯化等路径实现法益保护前置,建构了从农田到餐桌的严密刑事法网,有力地保护了食品安全。我国刑法对侵害食品安全的帮助行为,立法上没有进行直接惩罚,实践中即使有帮助行为涉嫌食品安全犯罪,也是依据共犯等理论进行惩罚。食品安全保护的重要性、帮助行为的高风险性、惩罚帮助行为的依附性、帮助行为正犯化的可行性,决定了我国刑法应以刑事法治内在要求和外在要求为前提,考量帮助行为和实质损害之间的规范关联性、帮助行为与实质损害行为的因果关系、帮助行为的风险系数等,在附条件情况下实现食品领域高风险帮助行为正犯化,严密食品安全保护刑事法网,保护民生。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法益保护前置化

"两高"颁行的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为全面治理网络诽谤犯罪提供了可行标准。《解释》对网络诽谤犯罪的"情节严重"判定标准作出扩张,其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标准实现了网络诽谤犯罪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在适用网络诽谤犯罪法益保护前置化的规定时,司法人员应对"危险向现实损害转化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恪守刑法谦抑性原则,综合运用民事、行政与刑事机制来治理网络诽谤行为。

刑法中的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环境刑法维度的思考与应对

现代性在为人类社会带来物质繁荣和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危险源和与之相关的高度危险行为,风险社会逐步形成。刑法作为权益维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在对此作出积极回应,由此出现了法益保护前置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蓄积犯、预备犯、危险犯尤其是抽象危险犯的扩张,刑法功能向积极的一般预防倾斜等。环境刑法作为近几年的新兴学科,刚一发起便备受关注,法益保护前置化的趋势对环境刑法带来的冲击要求我们必须反思立法,并考虑是否应将法益保护前置化的一系列主张在环境刑法理论中予以运用。

法益保护前置化下危险作业罪的规范解读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危险作业罪,是法益保护前置化在刑事立法中的体现。增设该罪既满足了积极刑法观下严密刑事法网的需要,又体现了责任事故类犯罪的特殊性要求。在教义学上,危险作业罪的主观罪过是故意而非过失,危险行为应当在本罪规范保护目的下进行实质理解,“现实危险”的判断应当坚持重大性和紧迫性,并在综合行为当时各种客观情况的基础上,引入专业认定标准。在司法适用上,应结合危险作业罪的实务判例确定“现实危险”的认定规则,系统性地把握危险作业罪的“罪数形态”,并在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加强检察监督力度,以完善该罪的“行刑衔接”处理机制。

我国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

环境污染为典型的社会风险。刑法作为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后防线,理应对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回应。环境风险为风险社会的重要标签之一,将环境犯罪法益保护的前置化既有其正当性,也有可行性。目前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缺乏风险意识,环境犯罪罪名体系尚待完善。应考虑增设环境侵害危险犯以及破坏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犯罪罪名,完善环境犯罪罪名体系。

我国刑法对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研究

为了应对风险社会下人们对法益保护提出的更高需求,我国近年来的刑事立法大体上采取了两种方式的对法益保护的前置化,一种是从既遂犯、未遂犯到预备犯的刑法前里化,另一种则是从实害犯到具体危险犯再到抽象危险犯的前置化。这两种方式的前置化可以从刑法在时间上的提前介入、在空间上对所规范行为范围的扩张两个角度进行理解。基于对刑法前置化的理论基础的分析,刑法对法益保护的前置化,是刑法为应对风险社会中的新型法益侵害危险所作出的必要调整,是我国刑法发展在现阶段的必经之路。但刑法的前置化不是无节制的,应当进行必要性和正当性考察,避免过度前置化对个人自由造成侵害。

论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及其司法意义

高空抛物罪保护的法益具有创设性、模糊性与抽象性,应立足于合理限制高空抛物罪入罪范围,将其保护的公共秩序界定为公众物理层面生产、生活状态的安宁性,不包括公众精神层面的安全感,入罪的实质标准为是否给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创设了抽象危险。我国刑法291条之二中的“高空”与“物品”的判断在于从某一高度抛掷的某一物品凭借重力加速获得的动能是否具有致人轻伤的能力,“情节严重”则是对抛掷区域和时间是否有出现多数人可能性的判断。

我国轻罪刑事立法扩张的问题与应对

随着罪名的增多,我国轻罪刑事立法呈现扩张化趋势。关于轻罪刑事立法扩张,依循积极刑法观与消极刑法观相应地存在支持与反对两种不同立场。积极刑法观主张积极扩大轻罪的范围以应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消极刑法观则反对轻罪刑事立法扩张,主张限缩法定犯的数量,对于新的社会现象不应当一味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避免应对式立法。比较而言,消极刑法观更为合理。从消极刑法观立场出发,轻罪刑事立法扩张存在不少问题:于刑法内部而言,冲击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导致一般预防效果降低,法益保护过于前置引发过度犯罪化,刑罚与罪行不匹配有悖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于刑法外部而言,不当压缩了其他部门法的范围,造成部门法之间的规制界限模糊与冲突;于司法实践而言,轻罪刑事立法扩张导致办案压力增大、案件质量难以保障、监禁刑居高等问题。对此,需要从两个方面予以应对:对于已经立法的情形,通过设立《轻罪法》与完善出罪两大路径予以解决;对于未立法的情形,则应当保持克制与谨慎,其他部门法能够规制的行为且无刑事立法必要性的,则不立法。

风险社会视阈下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刑事立法立场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所潜藏的风险,是风险社会下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新型风险之一。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具有巨大的安全性风险,包括对通过该技术孕育的婴儿和人类后代产生的不可完全预知和控制的双重风险。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具有颠覆性的伦理风险,一方面隐藏着引发基因歧视的风险,另一方面会引发对人类后代人格尊严的严峻挑战。基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所具有的上述风险,应当运用刑法手段禁止该技术用于人体试验及有关应用行为:将人体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人体试验和应用行为定位为抽象危险犯,实现法益保护前置化;通过合理设置量刑幅度、设置财产刑和从业禁止的方式,实现犯罪预防目的;清晰划定基因治疗的禁止范围,以免刑法过度剥夺公民自由。

恐怖活动犯罪的司法认定及适用

恐怖活动犯罪的准确界定,有利于实现《反恐怖主义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反洗钱法》等法律的有效衔接。恐怖活动犯罪的实施方式非常广泛,既包括暴力手段,也包括非暴力手段,与其他犯罪之间并无区别。恐怖活动犯罪的根本特征在于其特定的犯罪目的,即恐怖活动犯罪是基于恐怖主义实施的,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恐怖活动犯罪的具体认定和适用,不能脱离《反恐怖主义法》和《刑法》。

近年来我国犯罪化的走向——基于对刑法修正案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刑法立法以犯罪化作为绝对主导方向。从近十年来刑法修正案的内容可以看出犯罪化的走向主要体现在对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破坏市场秩序、侵犯公民权利行为的犯罪化非常活跃,呈现出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法益保护前置化等特点,将很多原来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予以犯罪化,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并将刑法保护法益的时间提前。这体现了刑法立法对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以及越来越能明显感知的社会风险的回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刑法立法的滞后性与社会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于近年来犯罪化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反思,注意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问题,防止刑法法益保护的过度前置化,同时注重人权保护。

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反恐刑事立法检视与应对

恐怖主义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依法反恐是世界各国共同的选择,我国同样积极采取法治手段特别是刑事法治措施、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和立场,对恐怖主义行为进行类型化归纳、给予犯罪化评价和开展精准式打击,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与危害。考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出台以后的反恐刑事立法,呈现出对恐怖主义及相关行为处罚范围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处罚时间点不断前移等特点和趋势,犯罪圈进一步膨胀,刑罚圈进一步扩大。认真检视既有反恐立法,仍然面临共犯行为正犯化、预备行为实行化、“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定位在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衔接与协调中失衡引发过度扩张隐忧、反恐刑事立法与反恐行政前置法相互抵牾等质疑和冲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需要强调社会综合治理,细化反恐刑法与反恐行政法之行刑全面、精准衔接,实现步调一致和高频共振;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统领并正确理解和依法把握“打早打小”的反恐刑事政策要求,防止过度化、扩张化;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刑法基础理论精细化解释以化解面临的质疑;适时适度跟进最新反恐形势,进行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在内的“立法”更新,以依法、全面、有效、精准开展合力反恐、全球反恐。

贩卖毒品罪的几个争议问题研究

在步入风险社会后,法益保护前置化、预备行为实行化进入刑法研究范畴,根据风险刑法原理,"贩卖"毒品的行为应该包括"为卖而买"和"出卖"两种方式;在贩卖毒品数量的计算方面,应按照《武汉会议纪要》的规定,将吸毒者购买的毒品数量作为贩卖毒品数量,并允许被告人反证推翻;在犯罪既遂标准方面,以抽象危险犯和目的犯为视角,提出"目的支配下的实际控制说";代购行为和居间介绍毒品买卖的行为是否构成贩卖毒品罪,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看被告人是否具有牟利的目的,牟利不等于总体上收大于支,而在于是否从中获得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等好处。

传统危险犯分类理论的困境及其出路

传统危险犯分类理论将危险犯二分为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但是,抽象危险犯的司法认定逻辑难以完全实现控制风险与保护法益的平衡,严格责任的倾向加剧刑法的工具主义风险。而具体危险犯规制的是一种现实危险,并不能弥补抽象危险犯的不足。解决该问题的有效路径是在肯定传统危险犯分类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准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准抽象危险犯的司法认定逻辑在肯定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同时,强调司法人员结合个案将抽象危险性作为犯罪构成要素进行实质判断;强调实质性入罪标准的同时,实现刑罚对抽象型危险进行打击的预防性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