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益抽象化、精神化问题的中国型塑

法益具有立法批判、解释机能,能够、应当、且需要存在。当前学界对法益抽象化、精神化之批判存在前提设置不当、循环论证及混淆对法益进行抽象化、精神化理解与刑法是否应保护某些抽象化、精神化法益的关系的问题。唯有完成法益抽象化、精神化问题的理性型塑,才能合理认知法益论,进而实现刑法处罚的正义化。即使刑法不当保护了某些抽象化、精神化法益,也只能证明法益的立法批判机能需要得到进一步发挥。若从外在形式与内在内容这两个层面上理解“抽象”与“具体”之意,则刑法法益的抽象化不止是个例,诸如侮辱罪、诽谤罪等罪名的正当化已然表明某些精神化法益值得刑法保护。

法益抽象化的肯定及其限制

法益抽象化已成为我国刑法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法益抽象化不会使刑法从自由刑法转向威权刑法。引起刑法扩张的不是集体法益,集体法益只是描述刑法扩张的教义学工具。法益抽象化涉及集体法益的还原性问题,抽象危险犯涉及处罚范围的合理性问题,二者并无必然关联。法益抽象化不会使犯罪本质由法益侵害滑向规范违反。语言的抽象性、立法活动的技术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性、人类需求的前进性决定了法益抽象化的必然性。法益应当尽可能还原为具体的物质性利益;不能还原为物质性利益的法益,应能够还原为经验性利益,具体包括基于生活经验的经验性利益和基于自然科学的经验性利益。抽象法益需借助明确的构成要件予以框定;且应配置相对轻缓的刑罚。

风险刑法视角下恐怖主义犯罪观念转型与规范完善

目前我国进入了现代风险社会,民众对风险高度敏感,焦虑和恐惧感上升。为了应对以恐怖主义活动为重点的新型风险,预防刑法应运而生并且犯罪圈也随之扩张。在预防刑法理论的指导下,适用预备行为实行化、帮助行为正犯化、立法抽象危险化等方式,可以在潜在性风险转变为实害结果之前将其纳入犯罪范畴,实现对法益的提前保护。但如果预防刑法过度扩张,实践中会出现犯罪界限模糊、陷入“刑法工具化”等问题。因此,我们在风险社会中应当对预防刑法进行合理的限缩,坚持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立场,加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完善反恐立法体系,理性科学地遏制犯罪,实现公民基本权利和公共秩序的最佳平衡。

目的解释的适用困境与补足——兼论罪刑均衡作为刑法解释目的

目的解释论为刑法解释开启了便利,在利益法学的知识背景下与风险社会的社会背景之下,目的解释论能够快速地将其认为具有可罚性的行为纳入到构成要件的解释范围内,在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其选择了后者,在对犯罪人人权保障与保护社会之间,其也是选择了后者,因此目的解释论本身就是在社会法益与犯罪人利益之间经过利益衡量得出的选择。然而,"何为目的?谁的目的?"使得目的解释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法益的抽象化发展使得目的解释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由此,需要通过对目的解释进行限制,将其目的局限在罪刑均衡原则中,才能使其满足刑法保卫社会,保障人权的机能。

风险犯法益侵害的二元违法性评价

风险刑法领域出现了处罚犯罪行为预备化、思想化,危险抽象化和法益抽象化、精神化的新现象。风险犯的产生对传统客观违法性论的法益思想带来了严峻挑战。有学者意图从行为不法理论出发解释风险犯设置和认定的合理性,但是,从结果不法来看,以行为不法思想解释风险犯也不尽合理。在当下的风险刑法学领域,有必要采取二元违法性论立场,坚持从主观不法和客观不法两面出发,综合评价风险犯的危险性。为了缓解风险刑法的负面效应,也有必要采用二元违法性论,坚守法益思想的底线,反对"推定"风险犯的违法性,坚持实质性地评价风险犯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