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河道非法采砂行为的刑法定性——基于法益理论的教义学展开

在确定某一行为构成何种罪名之前,首先要确定其所侵犯的法益,并以法益来指导构成要件的解释。河道砂石除了属于一种自然资源外,还兼具多重属性,所以理论界对于非法采砂行为侵犯的法益类型莫衷一是,也使得司法实践中在应对非法采砂行为的刑法定性问题时,做法不甚一致。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行的《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通过对非法采砂行为扩大适用非法采矿罪的形式予以惩罚而力求在司法裁判中统一罪名适用。但是,该解释所采取的是将财产性法益、秩序法益、生态性法益和公共安全法益统一规定的做法,未能为非法采砂行为的刑法定性提供合理的标准。基于司法实践的现实考量与法益理论的教义学分析,在对河道非法采砂行为进行刑法定性时,要以行为侵犯的具体法益为依据,根据行为符合的犯罪构成要件,以确定构成的犯罪罪名。同时,应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完善相关司法解释,优化配套衔接模式。

法益恢复理论视域下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建构

我国企业环境刑事合规治理中面临着自身属性较为复杂难以追诉、刑事治理在主体认定和后续治理存在困难和现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存在立法与实践缺憾的司法难点。法益恢复理论侧重于事后修复,可以适用于环境犯罪治理,其因与企业刑事合规存在理念上的契合而可以进行结合适用。在未来环境犯罪刑事合规的模式构建中,应首先考虑法益恢复程度和其他因素,明确适用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适用底线,同时推广涉及心理契约模型的多元共治理念作为建构思想,从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角度,分别从人大、检察院、法院的不同主体和立法、公诉、审判的不同阶段出发,综合开展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制度优化。

论法益的宪法基础——兼及《刑法》分则之检视

法益概念是自然法世俗化和自由主义作用于刑法(学)后的产物,其创设意在划定刑事可罚性之界限,以此限制公权力、保障人权。然而,法益的发展历程却始终存在着价值空洞化、概念精神化等弊端,导致其沦为立法者扩张刑罚权之工具。现今刑事立法之正当性检验仍离不开法益,然单纯依靠传统的法益概念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宪法的实质法治国精神、最高的法律效力以及高度开放与包容的性质决定了,法益只有依附于宪法才能真正发挥出法益保护原则之规范效力。故文章先通过梳理法益理论发展历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探寻法益保护原则失效之成因;然后证立唯有以宪法为基础方可振兴法益保护原则;进而在宪法精神的指导下以基本权为核心重塑法益体系;最后,通过以宪法为导向的法益理论检视我国现行刑法分则条文。

中国刑法领域“法益理论”的深度思考及商榷

"法益"理论在中国刑法学领域的盛行,正好反映了中国刑法学创新能力的枯竭和某些似是而非、换汤不换药的刑法学观念的僵化与保守。犯罪和刑法以其固有的本质在其发展的轨道上向前运行的轨迹表明,即使在所谓的"作为社会关系的犯罪客体"、"法益"或者其他的说辞产生之前早就存在了,而且也不会改变。"法益"不过是在评价一种行为是否需要被规定为犯罪的一种价值观念的反映,起着价值引导的作用,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事实,也不能成为特定的规范内容。"法益"理论只是用来解释立法根据的一种理论性表达和一种体现刑法价值的标记性符号,它并没有提供新的知识信息和理论价值。就刑事立法而言,刑法的本质在于保护一定的社会利益、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就刑事司法而言,犯罪的本质在于刑事违法性。现代刑法原理表明,社会利益、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是引导立法者设定一个又一个犯罪规定的原动力,犯罪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根源于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保护的社会利益的侵害,植根于对社会成员即社会主人意志决定的价值选择,植根于对刑法规定的内容和规定的形式的违反和触犯。

论作为犯罪客体的法益及其理论问题

关于犯罪客体问题,理论界存在大量分歧意见,提出了众多不同观点。就其合理性而言,法益说比较妥当,即犯罪客体,应当是指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由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法益犯罪客体的存在根据主要在于:法益说深刻揭示了犯罪之所害的实质;法益说切合了现代民主政治和人权观念的新发展;法益具有其特殊的机能;法益说完全切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但是,法益理论本身也面临许多挑战与悖论;尤其是法益的价值构造与价值取向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法益理论的检讨性反思——以敲诈勒索罪中的权利行使为切入

当行为人的利益受损,如果有正当的权利基础,其索赔行为就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权利可以是法定权利,也可以是道德权利。如果行为人主观上认为自己有索赔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在客观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或道德基础,这就是假想的权利行使,可以按照禁止错误的处理原则来对待。如果一种错误在道义上不值得谴责,这种错误就是无法避免的,属于责任阻却事由,如果错误在道义上值得谴责,这种错误就是可以避免的,无法排除责任故意。在行为人利益未受损的情况下,行为人放弃权利要求他人给付财物,这被称为敲诈行为的悖论。对此悖论,道德理论中的禁止剥削原则可以提供合理的解释,因为行为人对被害人和第三人的双重剥削,所以具有惩罚的正当性。对于敲诈勒索的权利行使,单独的法益理论很难做出合理的说明,只有在伦理道德的视野中,我们才能厘清该问题的本质。

多数决可以替代论证?——对法益理论(后)现代批判之回应

面对质疑法益理论的声音,诺伊曼教授以人的法益理论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回应。首先,在行为犯罪化的标准上,"法益"理论不同于"权利侵害"理论、"行动犯"理论和"规范违反"理论;但是,这些理论虽然在路径选择上存在差异,彼此之间却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其次,法益是社会规范性共识的产物,其正当性建立在符合法秩序和宪法基本原则体系的基础之上;法益理论对犯罪构成要件缺乏正当性的批判,超越了合目的性的刑事政策场域,其关切点更加倾向为审查刑法条文的规范性品质提供论证标准,民主的本质在于论证,而不仅仅是多数人的决定。最后,法益理论与宪法并非二者择其一的关系,而是具有无法割裂的、事实上的关联:一方面,法益理论,尤其是体系超越的法益概念,在宪法比例原则的审查框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否则比例原则的审查将会沦为一种循环论证;另一方面,宪法规范和宪法价值在当下也越来越影响着法益理论对法益的评价和权衡。

人的法益理论与规范的个人主义

人的法益理论是德国法益理论的一种有力观点,该理论认为只有在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能够还原成个人利益或者法益时,相关的刑法规定才能获得正当性。但是,这一理论存在重大缺陷。首先,无论是利益还原主义还是法益还原主义,都无法否定刑法同时也保护超越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或者普遍利益。其次,人的法益理论没有给出明确的筛选标准,也就是根据什么标准来认定哪些利益可以成为刑法要保护的法益。最后,人的法益理论的支持者们想以宪法作为锚定点,并以此展开后续的论证。但是,从审查技术和观念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努力终归是少有成效的。综上所述,人的法益理论当前有很大的漏洞,如果该理论的支持者们想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那么就必须填补这些漏洞。

国际刑法的一般功能:法益原则与损害原则的妥当平衡——再论国际刑法的基础理论

国际刑法至少遭遇四重疑问:"概念与意义""超国家的刑罚权""一般功能"和"刑罚的目的"。当然,任何刑法理论都可能会面临这些观念上的根本问题,但这些问题却是今日的国际刑法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理念问题。这些问题彼此相关,尤其是如果没能解释超国家的刑罚权,就去思考最后两个问题将毫无意义。一如在其他地方所提及的,通往一致性的国际刑法理论的原初贡献在于,超国家的刑罚权是建立在国际秩序基础上的超国家性和康德哲学人性尊严观念基础上的国际公民基本人权的联合体。以此为基础方能探讨国际刑法的一般功能。鉴于国际刑法尚未取得独立学科的地位,探究需要从国内刑法理论的讨论开始。本文聚焦于两个最重要的犯罪化理论即法益保护理论和损害预防,继而检验这些国内法理论能否转换以及如何转换到国际刑法中。

后《国家情报法》时代的国家安全情报法律体系建设--以“法益”理论为视角

[目的/意义]迄今,《国家情报法》已经施行三年有余,鉴于“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因此,利用“法益”理论,可以重新对《国家情报法》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评估,并为后《国家情报法》时代的国家安全情报法律体系建设提供行动方案。[方法/过程]以“法益变迁”为基本切入维度,可以识别出后《国家情报法》时代的国家安全情报法律体系建设可能面临的问题。[结果/结论]应以“一体多元”作为后《国家情报法》时代安全情报法律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以“逻辑自洽”作为后《国家情报法》时代安全情报法律体系建构的实体路径;以“价值调适”作为后《国家情报法》时代安全情报法律体系建构的立法理念。

德国刑法学中法益保护理论的现状

法益概念经过了权利侵害说、财保护理论的发展,最终通过宾丁作为实证主义表现而固定下来,但真正带来决定性进步的是韦尔策尔对思想理论与结果理论的区分,并将法益理解为规范保护的对象。法益保护理论的机能并不在于将启蒙主义自然法思想移入刑法中,而是将结果伦理思想贯彻到刑法中。由于刑法不是为了追求什么政治性志向,跨实证的法益概念作用非常有限。韦尔策尔意义上的法益保护理论具有明确构成要件、体现结果伦理导向及实现政治过程的自我联结的机能。但法益概念与法益保护理论同样存在一些局限性。

法益解释机能的司法实现——以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判定为线索

法益理论解释机能的实现有赖于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个案或类罪的法益判定。法益判定的逻辑过程主要包括法益类型识别、法益位阶度量及法益价值量确定。法益类型识别是法益解释机能司法实现的逻辑起点、法益位阶度量是法益解释机能司法实现的价值依据、法益价值量度量是法益解释机能司法实现的技术路线。污染环境罪所侵害的实质客体包括生态法益与秩序法益,其中生态法益是该罪侵害的核心实质客体,也是该罪司法判定过程中法益识别与度量的主要对象。人的生态法益是污染环境罪法益位阶度量的首要标准,但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其它主体的生态法益也应作为度量标准。生态法益价值量的判定需与人身法益、财产法益进行转化,并应以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科学确定生态价值的损害程度。

论法益在现代刑法中的新趋向分析

法益理论是刑法的的理论基石,一向被认为是不能动摇不能颠覆的。但是随着现代社会逐渐进入后工业化社会阶段,法益理论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法益理论陷入了维系自身机能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法益理论应当以吸收规范理论的合理内核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道德理论下的敲诈勒索罪

近年来,敲诈勒索案时有发生,但司法实务中不仅对敲诈勒索罪的定罪有较大争论,在量刑上也无较为明确统一的认识.我国现行通说观点是法益理论,但在应对敲诈勒索罪的过程中,若涉及到行为人行使自认为的权利时,敲诈勒索罪与非罪的界限就较为模糊.从社会公众的角度考虑,行为人在行使正当的权利;从法律人的角度来看,行为人就涉嫌敲诈勒索罪.法益理论无法解决社会公众与法律人之间的冲突,因此在法律理论无法解决时,需要采用道德理论来解释.在行为人因利益受损而享有权利基础并向受害人索要财物,一般不涉及敲诈勒索罪,只有在行为人自认为的权利不能被道德所容忍,才可受到刑事处罚,且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若行为人的利益未受损而以放弃权利的方式索要财物时,一般均构成敲诈勒索罪,因为该行为是对被害人和第三人的双重剥削,需要处以刑事处罚.

刑事诉讼中私人不法取得证据之法律效力

私人取得的证据能否作为司法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规定。在实践中,私人取证的现象大量存在,但同时也存在私人在取证过程中侵犯被取证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关于私人不法取得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有不应排除说、法律程序一元说、法益权衡理论等理论学说,而法益权衡理论更为合理。根据法益权衡理论,应建立私人不法取得证据分类排除机制,以切实保障被取证者的合法权益、被告人不受不当定罪的权利和国家追诉利益。

论刑事诉讼中私人不法取得证据的效力

私人取得的证据能否作为司法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规定。在实践中,私人取证的现象大量存在,但同时也存在私人在取证过程中侵犯被取证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关于私人不法取得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有不应排除说、法律程序一元说、法益权衡理论等理论学说,而法益权衡理论更为合理。根据法益权衡理论,建立私人不法取得证据分类排除机制,切实保障被取证者的合法权益、被告人不受不当定罪的权利和国家追诉利益。

法益保护理论中国化之反思与重构

法益保护理论是费尔巴哈权利保护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以启蒙时期形成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并以作为法治原则和刑法首要原则的罪刑法定原则、阶层式犯罪论体系以及以文义解释为限度的刑法解释方法体系为逻辑前提。法益保护理论中国化过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法益侵害说与社会危害性说的关系,就此形成了话语转换型和批判型两种解决思路。前者是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延续,对法益保护理论中国化助益不大,后者才是真正的法益保护理论中国化之路,但具体建构不足。法益保护理论中国化不但要求提升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地位,而且要求提倡与贯彻符合中国国情的阶层式犯罪构成理论,同时应当坚持形式解释论,确立以文义解释为桂冠的刑法解释方法体系。

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研究

法益是讨论法律问题的概念基础与基本范畴。通过研究法益的发展,从法益的提出、法益理论的历史发展、法益的作用和意义等多角度探讨法益理论在环境犯罪中的作用。研究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归纳当前我国刑法环境犯罪在立法和司法保护中的缺失,指出有必要借助刑法手段,引起公众对环境法益的重视,并有针对性地从立法、司法等角度提出完善的建议。

从共犯论到法益论:帮助行为正犯化再审视

在共犯论框架内讨论帮助行为正犯化立法的研究思路目前存在根本性偏差,有必要摆脱共犯教义学的束缚,转而从法益论这一更为基础性的理论层面对其进行审视。基于帮助行为自身的法益侵害危险性差异,大体可将帮助行为正犯化立法划分为"帮助行为的绝对正犯化""帮助行为的相对正犯化"和"中立帮助行为的相对正犯化"三种类型,并不存在单纯的"帮助犯的量刑规则"。站在法益论立场,对于帮助行为相对正犯化立法有必要确立"以处罚犯罪实行行为的帮助为原则,以处罚犯罪预备行为的帮助为例外"的教义学限制规则。前者与共犯论构成竞合,后者实际上属于犯罪参与的前阶段问题,应当适用预备犯的刑法教义加以解决。

行政刑法的时代面向——品读《行政刑法的一般理论》

伴随着行政犯时代的到来,借以行政犯为基点而展开的刑事立法论、法益理论、刑事疑难案例研究等讨论成为司法实务与理论研究的新增长点与热点。刘艳红、周佑勇两位教授合著的《行政刑法的一般理论》第二版比第一版增加了三个章节的内容,不仅回应了学界在行政犯研究中所出现的争议,也使得本书的体系更加教义化,更具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