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益转向:商业秘密私权确立之刑事应对

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和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纳入和完善了商业秘密条款。考虑到法律规范的体系和分工,针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政策也需相应调整。管窥以上两部立法,可以预见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政策由强势向弱势回归的趋势。商业秘密权本质上属于私权利,应当主要通过民法和行政法来规制。从经济学理论视角,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具有相当之正外部性。所以,对商业秘密的私权侵犯不应再是刑法法益考量的重点,社会整体科技创新环境、诚信创业激励机制指明了刑法法益社会化的方向。

网络参与行为刑事归责的“风险犯”模式及其反思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我国《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将网络参与行为纳入了我国刑法的规制范围。对此类行为进行刑事归责面临的核心矛盾是互联网环境下法益侵害社会化与刑事责任个别化的冲突。作为刑事责任个别化的基准,行为不法应当具备刑法规范上的明确性与确定性。"网络帮助行为正犯化"以及共犯归责的模式,是以无法类型化的法益侵害风险作为认定行为不法的依据,继而将责任内涵空心化,完全依赖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的政策性规定以限定该罪处罚范围,实质创设了"风险犯"的归责模式。应当从以风险为中心回归以法益为中心,明确该罪保护的新型法益是法定主体的信息专有权。该罪所规制的,是侵犯法定主体信息专有权的预备行为,应适用抽象危险犯的正犯归责模式予以归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