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田野调查的若干思考

法社会学十分重视田野调查.法社会学的田野是一个场域,也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思维.法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目的在“实”,即了解法事实、理解法事实、分析法事实、解释法事实.法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基础在人、时、钱,即人力、精力、财力,需要有合适的人选、足够的时间、充足的经费.法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困难主要表现在进入田野的困难、融入田野的艰难、发现田野的磨难、表述田野的犯难、反思田野的疑难、总结调查的为难.法社会学田野调查常采用实地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座谈了解法、书面材料搜集法等调查方法和技术.进行法社会学田野调查,需要思考空间与时间的关系、他者与自我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表达与放弃的关系、理解与改造的关系,形成田野调查的沉浸论、主体论、民众论、适当论、克制论等.进行法社会学田野调查,调查者需要关心田野、树立信心、真心待人、用心观察、耐心说服、具有恒心,这是法社会学田野调查成功的关键.

法教义学与法社会学如何走向合作?——基于层展论和实践理性的分析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已摆脱早期的截然对立而开始走向合作,但目前许多学者所倡导的“合作说”缺乏坚实的元理论基础及明确的实践主张。在元理论层面上,通过运用层展论分析社会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可知,在认识论意义上法律独立于社会,而在本体论意义上法律的存在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由此观之,法社会学忽略了法律和社会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分离,法教义学则一定程度上以遮蔽法律对社会的本体论依赖为前提。在实践层面上,通过实践理性之目的考量可知,在常规案件和个别疑难案件中都应运用法教义学进行裁判,法社会学此时起到辅助作用。但在出现大量极端案件致使(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长期大面积崩塌的情形中,需要由法社会学发挥主要作用,以引导法律秩序回归稳定。

论我国混合法系研究方法的创新——以法社会学为视角

分析法社会学方法应用于混合法系研究的必要性,基于法社会学与混合法系研究的契合度,探索将法社会学方法应用于混合法系研究的途径:引入“活法”概念、引入“动态发展观”、引入“经验事实验证法”等,创新混合法系研究方法。

法社会学田野调查的中国命题

法社会学田野调查作为一种强调实效性与应用性的科学研究方法,必须精准把握并紧紧围绕中国命题,才能更好服务中国法治建设,为实现中国人的理想生活提供学术支撑.法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根本命题在于夯实法治的社会基础,着力于反映中国社会的法需求和法律实施的社会条件以增强法治的适应性基础,发现并整合能产生出微观法秩序的本土性法资源以增强法治的内生性基础.法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基础命题在于呈现法治的本土实践,即通过事实描述的方法客观清晰地展现法治建设的实际景况,进一步揭示法现象背后的法秩序、法文化和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素.法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拓展命题在于贡献法治的中国智慧,在描述和解释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出富有本土性智识的研究成果.紧扣中国命题开展法社会学田野调查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向更高水平发展,实现更具有中国味的良法善治并丰富人类法治文明中的中国话语有较大意义.

乡村调解机制变迁的法社会学原因和路径分析

调解制度在我国历史悠久,其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以“熟人社会”为显著特点的我国乡村地区,对于纠纷解决、矛盾化解,调解制度更是起着诉讼无可比拟的作用。本文运用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理论,探讨在国家和社会逐渐转型背景下,我国乡村调解机制运行的困境及成因。针对乡村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基层法律意识比较薄弱、法律资源不足等问题,建议从加强基层调解队伍建设、促进习惯法与制定法的融合衔接、完善现代乡村调解程序等方面优化我国乡村调解制度,为乡村社会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探究卢曼早期法律思想的宗旨与意义——在纪念卢曼《法社会学》出版5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的致辞(摘编)

对像卢曼这样的世界性思想家的研究和探讨不应大而化之,也不应仅停留在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批判层面,而是应该结合中国本土问题意识,以学术共同体集体合作的形式系统地展开精密研究,进入学说继受的新阶段,推动和滋养中国本土问题和研究的进步。卢曼的思想发展轨迹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法社会学》是卢曼思想第一阶段的典型代表。自第二个阶段开始,卢曼的思想走向转折与过渡,并在第三个阶段完成转向。但是,第二、三阶段的转向发展并非指全盘否定第一阶段。相反,卢曼在其思想发展早期埋下的诸多伏笔在第二、三阶段通过新概念、新命题的展现得到了强调。探讨以《法社会学》为代表的卢曼早期法律思想,对寻找其后续各理论谜语的重要线索以及理论创新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法社会学田野现场观察的思考

法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现场观察是调查者到所观察对象的社群和相关法活动中去,在参与具体法事件、法活动中进行观察、调查,了解其具体运行,理解其内在的功能和意义。现场观察法尤其适用于研究人类社会法规范、法秩序所体现的社会文化背景,从局内人而非局外人的视角研究事件、案件或者活动的发展过程、规范形态、人与事件的关系等。确定进行参与式观察后,法社会学田野调查者需要提前进行一定的准备,如就这一主题查阅相关的文献,检索相关的资料,了解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情况,并拟订现场观察的田野工作计划等。调查者在现场观察时需要全力融入,确定观察的内容、重点和时间顺序,处理好参与其中与全面观察的关系,安排好单纯眼观与个别访谈的关系,协调好观察与记录的关系,尽可能避免观察的遗漏。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权交易监管机制的法社会学分析

后《巴黎协定》时代,我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向国际社会作出了“双碳”承诺。为兑现这一承诺,我国正努力开展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但由于起步较晚,在碳交易市场的建设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包括交易规则、应对国际贸易、监管机制、市场定价等方面。针对碳交易市场监管机制在法理审视中所显现出的监管范围狭窄、缺乏正确激励机制、社会监督不足等问题,文章立足于法社会学视角,剖析其理论内蕴,提出通过合规激励机制的引入、扩大监管范围等措施,并在监管机关加强监管主动性与持续性的共同作用下,促使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稳步推进,最终实现我国的“双碳”承诺。

论中国法学新兴学科的生成与发展——以法社会学为分析视角

社会发展推动学科建设,当代中国法学新兴学科可以分为第一代新兴学科和第二代新兴学科,分别对应着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第一代法学新兴学科包括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环境资源法学和知识产权法学,第二代法学新兴学科包括科技法学、网络信息法学、金融法学、财税法学、教育法学、卫生法学、文化娱乐法学等,它们不同于传统的部门法学,而是体现出行业法、产业法、领域法和应用法学的属性,同时也具有学科交叉的特点。

对法律规范的社会学观察——论卢曼早期法社会学思想

卢曼的法社会学有早期与晚期之分。卢曼晚期的法社会学通常被认为代表卢曼理论成熟时期的观点,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借鉴。相较于此,卢曼早期的法社会学理论则在全球范围被普遍忽视。然而,卢曼早期法社会学理论具有不可被替代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卢曼早期法社会学理论可以分为内容和方法两个层面。就研究内容而言,卢曼早期法社会学理论最大的贡献是对法律规范作出了独树一帜的社会学描述,并从新达尔文演化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法律与社会共同演化的理论;就研究方法而言,锻造意义的概念作为意识系统和社会系统共同演化的机制和基础,等置功能比较的方法和现象学化的一般系统理论是卢曼早期法社会学方法论的特色与贡献。

法社会学视野下中小学法治教材中法治案例的分析

法社会学功能论视角下,法律与文化等共同组成社会的有机整体,法律的变迁和社会其他部分的变迁相互影响。中小学生法治教育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课堂教学是中小学法治教育的主渠道,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主要载体和依据,案例对于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起着关键作用。在法社会学视野下,对教材中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法治案例在教材中受到的重视程度不足、案例质量低下、案例的表现形式不够丰富。为提升法治安全的教学效果,教材应增强案例的生活性、注重案例的典型性和综合性、丰富案例表现形式和载体,以求进一步完善案例的设计,更好地发挥案例教学在中小学生法治教育中的作用。

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权的法社会学分析——以“人脸识别第一案”为切入点

目前,随着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广泛扩张,由此引发的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危机日益受到高度关注,在当下我国的法治体系中关于隐私权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欠缺,我们仅仅通过概念法学的角度很难理解这些问题。因而本文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首先介绍了隐私权的主要特征,以法社会学为基础探讨了隐私权所体现的具体价值及社会表现。随后,以被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郭兵起诉杭州野生动物园一案为切入点,探讨了由本案引发的一些关于今后不断完善隐私权的思考,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我国社会目前隐私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最后,运用法社会学的理论分析了今后我国社会隐私权的法律建设和方向。

回顾与反思:法社会学研究的不同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社会学研究有着不同的导向。法社会学研究的法理学导向侧重点在法律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建构,把法律看作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关注的是理论法社会学,而不是经验研究;法社会学的比较法导向,像其他导向一样,取决于研究者的学科基础,比较法社会学包括各国的法社会学的比较研究和比较法的社会学研究。由于所掌握的材料有限,国别的法社会学只能是临时性的,而比较法的社会学建立在不同国家法律制度相互接触和相互影响的基础上,有赖于全球化的发展。法社会学的指标导向试图把研究对象指标化,通过数据、数字对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法律现象进行比较,根据官方提供的客观数据或被调查对象的主观评价进行评估。上述三个方面的导向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也都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回归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增强文化自信基础上的理论自信是中国法社会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关系网络对乡村纠纷过程的影响——基于CGSS的法社会学研究

后乡土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也在发生巨大变化。2006CGSS调查结果显示,乡村纠纷的整体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但土地征用和基层选举纠纷尤为突出,表明城镇化扩张和现代权威的渗透正打破乡村内部的均衡。乡村纠纷解决或秩序构成机制则从乡土性向后乡土性转型,即从礼俗化转向行政化和法制化。乡村社会虽具"强关系"特点,但关系网络对纠纷过程其实影响并不显著,官方正义系统的可接近性高低可能对人们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影响更大。

法治意识、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选择--基于2005 CGSS的法社会学分析

法治意识是指人们对法律性的认识及观念,中国社会在推进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居民的法律权威意识和法律合理性意识都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同时也表现为规范主义法律意识与工具主义法律意识并存的多元化特征。经验研究表明,法治意识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并不产生明显的作用,但对人们选择纠纷解决机制有一定影响。法律权威意识越强,选择法律解决机制的概率越低;人们越是把法律当作工具,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就越大。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的结构扁平化特征及两极化趋势与法律至上、法律万能的宣传有一定关系。因此,研究它对化解基层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仍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项法社会学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 ,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 ,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 ,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 ,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 ,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 ,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 ,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 ,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 ,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对一起丧葬事件的法社会学分析

本文是对一起丧葬事件的法社会学分析。在这起丧葬事件中 ,死者家属一方面面临着传统的丧葬习俗———实行土葬 ,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上级的法规文件———要求火葬。受这两方面的影响 ,死者家属最后采取了偷埋这一对策。本文通过对这起丧葬事件的实证考察 ,具体分析了 :国家法规为什么执意取代传统的习俗 ,当国家法规与传统习俗冲突的情况下 ,人们将做出怎样的行为选择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人们的行为是否达到了国家法律的预期。通过分析 。

从法社会学角度看继受过程中的中国法治

我国厉行法治,从清末沈家本先生算起,已达百年之久。进入21世纪,在建构现代化社会时,西方法律理念在中国仍未落实。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中西双方法律理念相融合与对西方法律的继受看作是一个长期性的社会变迁过程,并分析中西法律理念冲突的成因,希望对探求中国法治之路有所启示。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法律与习俗

法律的习俗基础是法社会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论题。如果把法律看成向社会生活开放的意义结构,那么习俗就是这一意义结构最重要的源头活水之一。习俗是法律诞生的母体,并在法律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给法律施加着重要的影响。即便是在成文法高度发达的今天,习俗仍是支撑法律有效运作的重要因素。

自治条例立法理论根基的法社会学考察

自治条例立法是我国地方立法的特殊一角,对于这一立法制度理论根基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关于自治条例立法理论基础的研究还不能够从内在需求方面深刻阐释自治条例立法的合理性。在诸多研究视角中,法律社会学视角便是分析这一问题的最佳思路。按照这一思路,自治条例立法的理论根基至少包括分权政治之安排,多元民族文化之价值,习惯法之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