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秩序统一视角下虚开案件行刑认定冲突与协调

虚开案件的违法行为以虚开行为和非法抵扣行为为核心,受税法和刑法的共同规制。实践中一些虚开案件在刑事司法中因抵扣行为未使国家税款受损不构成犯罪,而在行政执法中被认定为偷税,引发行刑认定冲突。税收违法行为的共通本质在于对法益的侵害,法益是虚开案件行刑认定的联结纽带。偷税罚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均以保护国家税款利益为共同法益,只是刑法在逃税罪之外,对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违法手段作特殊评价,而税法包含在偷税罚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偷税罚具有相同的构成要件要素,均可涵摄非法抵扣行为和国家税款损失结果。因此,两法域对非法抵扣行为造成的国家增值税款损失的认定应保持一致,综合增值税全链条作实质判断,禁止形式推定,从而区分“脱税罚”和“秩序罚”,以实现过罚相当。

法定犯时代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之提倡

我国曾在刑法典之外存在大量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并且事实上发挥了入罪、重刑等功能,但法定犯时代的积极刑法观却与此无关。在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下,法定犯与前置法的隔离导致刑事立法的单调化,其频繁修订动摇了刑法典本身的稳定性;过高的修订成本导致其不能及时回应法定犯时代的社会现实,而最终由司法解释被迫“造法”补漏的做法,更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附属刑法模式的运用能够解决以上问题,实现多元化、稳定化、明确化等功能;并且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适用障碍在今日已经消除,可以作为法定犯时代的重要立法模式选择。在具体设计上,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的制定主体相同,但主要调整不含伦理谴责的法定犯,并可广泛吸收现有体系外的刑罚制度。

犯罪认定中的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内涵澄清与规则构建

以法学的科学性追求、法秩序的层级构造理论、法的安定性作为支撑的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基本内涵是,在保证行为指引统一的前提下,允许不同法域根据自身目的进行相对判断。在现有理论中,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违法一元论的框架下可以实现,但应当将违法一元论理解为合法的统一,将合法的统一界定为行为指引的统一,并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在犯罪认定中,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可以通过以下一般规则实现:其他法域存在允许性规定的场合,刑法绝对地从属于其他法域;其他法域存在禁止性规定的场合,刑法相对地从属于其他法域;而在其他法域不存在行为指引的场合,刑法可以根据自身目的展开独立判断。

法秩序统一视域下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认定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涉及部门法交叉问题,现行立法存在一定争议。在法秩序统一原理要求下,在认定该罪名时,既要关注前置法规定,即与《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相互衔接,又要独立判定行为是否符合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在认定保护对象、保护权益范围、责任构成等方面遵循刑法的相对从属性,在前置法违法性下证立刑事违法性,准确理解和把握行为入刑的关键是“侵害社会公共权益且情节严重”,在法秩序的统一原理下进行综合考量,发挥刑法对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保障作用。

刑法介入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再审思:逻辑、边界与落地——对反垄断法中刑事责任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数字经济领域平台垄断行为不同于传统市场竞争条件下的限制或排除竞争行为,跨界竞争、多边竞争、数据竞争、算法竞争等全新竞争特性大大提升了市场的反竞争效果。法秩序统一原理和刑事法治现代化分别从法的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层面论证了刑法介入平台垄断行为的正当性,并不是对刑法谦抑性的背离,而是发展。对平台垄断行为刑法规制的关键是合理确定刑法介入边界问题。平台反垄断的刑法边界创设应是往返于严重法益侵害性一般标准和行为类型化评价特殊标准之间并基于不同主体间视域融合的动态边界构造。宜在我国刑法中增设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罪、协议垄断罪、经营者非法集中罪和行政垄断罪,从刑罚制度、裁量和执行等方面完善包括平台主体在内垄断犯罪的刑罚制度,对平台垄断犯罪行为的追诉宜采取专属告发模式,对涉及平台垄断犯罪的刑事审判适用普通程序。

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著作权法》第53条第(六)项与《刑法》第217条第(六)项规定的内容均涉及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其中,《刑法》第217条第(六)项存在限缩规制规避行为类型,无法规制帮助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以及极易陷入“刑优于民”或“刑不依赖民”的不平衡困境。《刑法》之款项看似在“优化”,但实际上仍未解决问题。为解决规制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入罪的刑民统一性问题,需正视《刑法》与《著作权法》在保护技术措施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强调《著作权法》是《刑法》将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入罪的规范基础,入罪须建立在《著作权法》相关概念基础之上,同时要综合考虑规制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目的、入罪条件及其法定例外情形等方面。

教化、国家强制与惩罚:论传统中国法的规则要素与结构原理

关于传统中国法秩序的结构,法史学界缺乏规则要素角度的系统性分析。引入现代规范法学的视角,可发现传统国家法有三个规则要素:教化(x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国家强制(y)与惩罚制裁(z)。惩罚制裁出现在整体法秩序中具有必然性,但在具体规则中则具有或然性。由此,汉代以来传统国家法呈现为教化式强制(礼)与惩罚式强制(刑)分化、并立的辩证统一结构,其法秩序正当性原理为:圣人则天施仁德而制礼、刑。其精义在于:法秩序唯有先教后杀、先礼后刑,由仁德先后依次创设礼教(x)、政令(x+y)、刑律(x+y+z)之规范,方为合理正当;在裁判实践中,若真正的教化实现了,则惩罚不必出场。教化法与惩罚法分立,而又共同致力于教化,此乃传统法的核心精神。重拾传统法的教化精神,乃是今人复兴中华法系的重要路径。

刑法对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的介入及其边界——兼论新《反垄断法》中刑事责任条款设置的正当性

平台经济所具有的跨界竞争、多边竞争、数据竞争、算法竞争等不同于传统市场竞争方式的全新竞争特性,使以反垄断法为基础的市场竞争法治面临严峻挑战。严重法益侵害性、法秩序统一原理和刑事治理现代化分别从实质、理论和治理层面建构了刑法介入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的内在逻辑。互联网平台反垄断不在于要不要刑法规制,而在于如何刑法规制,科学厘定刑法介入边界问题。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刑法边界应以法益侵害理论为中心,围绕“功能性边界”“内容性边界”“范围性边界”进行体系化建构,形成“三位一体”的动态边界构造体系,即通过主体间视域融合在类型化的刑法边界构造体系中发现而不是发明刑法边界,创设而不是创造刑法边界。

法秩序统一视域下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认定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涉及部门法交叉问题,现行立法存在一定争议。在法秩序统一原理要求下,在认定该罪名时,既要关注前置法规定,即与《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相互衔接,又要独立判定行为是否符合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在认定保护对象、保护权益范围、责任构成等方面在遵循刑法的相对从属性,在前置法违法性下证立刑事违法性,准确理解和把握行为入刑的关键是“侵害社会公共权益且情节严重”,在法秩序的统一原理下进行综合考量,发挥刑法对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保障作用。

刑事合规视域下企业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研究

企业数据安全管理是指对数据处理活动负安全主体责任的企业采取的对各类数据实行分级防护,确保数据持续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的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活动。当前,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为活跃的新型生产要素,处于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的我国企业面临数据采集风险、数据存储风险与数据利用风险等多重风险。应采取合理措施应对企业数据安全风险问题:首先,应建立企业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流程,完善数据采集管理、数据储存管理与数据利用管理制度;其次,应构建企业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刑事合规制度,包括以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指导企业数据安全刑事合规管理,以“事前预防”型合规嵌入企业数据安全刑事合规管理等。

出租与深度链接他人作品行为之刑法评价

《刑法修正案(十一)》虽部分解决了侵犯著作权罪与其前置法的冲突,但仍遗留了旧矛盾且产生了新冲突。虽然关于“前置法对刑法具有限制功能”的观点已在学界获得广泛认同,但存在关于“前提性知识”的认识不一致的危机,而破局之关键就在于类型化分析具体罪名与其前置法之间的关系。侵犯著作权罪与其前置法仅存在量的差异,故基于文义解释及规范保护之目的,该罪并不规制出租行为。不过,侵犯著作权罪并非唯刑法之从属性是从,其独立性体现在学界对于如何理解前置法规定存在争议时,刑法应依文义解释之界限与规范保护之目的来选择具体的立场。因此,刑法对于深度链接他人作品的行为需要进行类型化处理。

民间融资行为合法性判断的实践困境与理论出路

民间融资行为面临着入罪化、危机地域化、合法性控辩焦点化以及互联网融资风险集中化四个危机,民间融资由于其合法性地位模糊,行刑规范中关于非法融资的规范衔接缺位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的扩张适用等因素,面临着违法性认定的依据模糊和违法性认定程序紊乱的难题。违法性判断二元标准避免了打击不周延的问题,解决了行刑违法性判断的孤立性问题,维护了行刑领域法秩序的统一。二元认定标准中的形式标准主要集中在融资主体违法,融资项目的设计、宣传和销售违法,批准主体违法。在进行形式标准判断的前提下,实质标准应当首先限缩其内涵,把握法益侵害的实质,运用“质量”差异理论界定实质标准。

论法秩序统一原理视野下假冒专利罪的成立范围

为了更好地保护专利权,在宏观层面,站在专利权保护的整体立场,应当正确理解专利权刑法保护的内涵。从法秩序统一的视角出发,根据前置法与后置法之间的关系,刑法对专利的保护应当受到前置法所确立的专利权的制约。各部门法应当做到相互合作、各有侧重;而作为法益最后保护手段的刑法则应当保持谦抑,审慎适用。假冒专利罪的保护法益是复合法益,其中包括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超个人法益的内容是国家专利管理秩序和专利标示秩序。在认定假冒他人专利行为时,专利权的存在是专利刑法保护之前提。伪造或变造专利申请文件的行为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不应当被认定为构成假冒专利罪。

无权处分行为的刑事违法性研究

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财产犯罪中的违法性判断应当从属于民法,刑法不能在民法之外独立创造民事关系的概念。在无权处分的案件中要先由民事法律规范对财产关系做出认定,再进行刑事违法性的判断。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财产权,成立财产犯罪要求被害人有财产损失。无权处分行为单纯侵害的是他人的处分自由,不具有刑法意义的法益侵害性。有罪说消解了财产损失要件应当予以否定。同时,排除无权处分行为刑事违法性的根源在于善意取得制度,而非合同效力。在无权处分的案件中,只要行为人有交付意图,无论是否告知买受人其无权处分的事实,还是买受人是否实际取得所有权都不影响其行为性质。

金融犯罪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效果检视与应然路径

刑法立法中行政前置化的立法趋势是法定犯时代背景下实现行刑共治的应然选择。而金融犯罪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设置不仅关系到金融犯罪的治理效果,更决定了金融犯罪治理路径的走向。与金融犯罪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应然价值相悖的是,当前理论界对此关注不足,且存在理论前提不清、认识不一的问题。对其适用现状进一步检视后则发现,现有金融犯罪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设置呈现单一化的趋势,不仅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而且司法适用中可操作性不高,甚至有悖离金融犯罪治理目标之风险。对此,有必要立基于匹配性理论的认识论要义,遵循多元协同的方法论要求,构建集价值导向、立法设置、司法适用为一体的适用路径。由此,才能实现金融犯罪治理的现代化与法定犯时代犯罪治理需求的统一。

刑民交叉视域下正当防卫的限度研究

刑法和民法中正当防卫的限度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的争论。二元论违背了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也缺少司法实践的支持,而一元论则坚守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有利于发挥正当防卫的机能,且契合司法实践现状。刑法与民法中的正当防卫限度既包括行为限度,即“明显超过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限度”;还包括结果限度,即过限防卫行为造成的“重伤及以上损害”。在正当防卫的限度认定中,应区分防卫行为的必要限度与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民法中防卫过当“超过必要限度”是指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即刑法中的“明显超过防卫行为的必要限度”;民法中防卫过当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害”是指刑法中的“造成重大损害”。

表见代理型骗财案被害人的认定与罪名辨析

基于表见代理而骗财的场合,相对人“得其所欲”,实现了其交易目的,从而未发生财产损失,行为人不成立对相对人的二者间的(合同)诈骗。表见代理人的行为因不符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要素,同时其对财产的占有是通过欺骗手段从相对人处骗得的,行为指向的对象是相对人的财产,而非被代理人的财产,故而不成立职务侵占罪。表见代理人从相对人处受领财产,意味着被代理人对相对人的债权消灭(因而遭受了财产损失),但该债权的消灭并非表见代理人转移了占有的结果,相反,系因表见代理人通过欺骗行为,使得相对人陷于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的结果,所以不成立对被代理人的债权之盗窃。从行为构造上看,表见代理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欺骗相对人,使之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其财产,导致被代理人遭受财产损失,构成三角诈骗。不同于传统的三角诈骗,作为受骗者的相对人虽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只因表见代理制度强制赋予了被代理人承担授权之责的效果,其交付了财产或者承担了民事债务,但未获得相应的对价,因而发生财产损失,构成新型的三角诈骗。

法秩序统一原理下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对象研究

准确理解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对象即"英雄烈士"的范围,是弘扬社会秩序核心价值观及一体化落实《刑法修正案(十一)》《英雄烈士保护法》《民法典》等英烈名誉保护法律责任条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本罪设立的法源及其与前置法的关系,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综合运用多种解释方法分析,本罪中"英雄烈士"不是"英雄"加"烈士"的并列关系,而是"英雄的烈士"的偏正关系;"英雄烈士"的内涵应是为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英勇牺牲的仁人志士;"英雄烈士"的外延仅限于"故去的烈士",不包括"活着的英雄"。这样的结论既符合法条之文义,也符合本罪设立"保护英雄烈士名誉,与英雄烈士保护法相衔接"之立法原意,更符合本罪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之法益保护目的,并遵循了本罪作为法定犯应参照前置法的基本理据。

法秩序统一原理下双方给付型诈骗中财产损失的认定

关于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认定存在个别财产说与整体财产说之争,两种思路在认定双方给付型诈骗案件中结论不一,进而影响对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的界分。法秩序统一原理要求,民法和刑法对于同一法律事实的评价和适用不应有矛盾,在财产损失认定上民法和刑法适用的法律效果不应有冲突。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在个案中首先应认定是否存在民法上的财产损失,其次依据不同观点认定是否存在刑法上的财产损失,最后选择与民法效果不冲突的刑法认定结论,从而实现民法和刑法对于财产损失认定的协调。

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看《民法典》对刑法的影响

《民法典》作为民法与民事规范的最重要的渊源,其对刑法上犯罪行为的界定也带来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运用刑法规范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进行涵摄与定性时,必须同时考虑民法规范,不可使二者冲突。而作为前置法,民法中的合法行为,可以成为刑法中的违法阻却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