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大般涅槃经》定名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与王尧先生主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中对《大般涅槃经》的定名有所出入,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所涉及的P. T. 0543、P. T. 0548以及P. T. 4261诸敦煌残卷进行内容上的重新考证并定名,可为后续相关佛经专题研究提供准确的资料。

也谈国立北平图书馆拍摄法藏敦煌文献经费的筹措

1935-193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积极推动了法藏敦煌文献的拍摄,摄影费一度占到年度中文购书预算的六分之一。经费是拍摄工作顺利与否的关键,北平图书馆选择与清华大学合作不仅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购书经费的短缺,而且清华校方本身也是受“庚款”资助的重要机构。由于责任主体存在着公私差别,北平图书馆与各文教组织的互动都较1910年代罗振玉独力主导的被动性拍摄略胜一筹。

法国国家图书馆 法藏敦煌文献中的唐风遗响

如果要谈起欧洲的汉学,法国属实是一颗不容忽视的璀璨明星。从沙腕(Edouard Chavannes)开始,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可谓相承不绝。在他们中间,中国人最熟悉的莫过于伯希和。以才华论,他几乎是东方历史研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也确实是一个争议颇大的人物。伯希和在西域的探险活动,更是如今的国际显学“敦煌学”诞生的直接诱因。

英藏黑水城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版本学价值

本文通过对文献实物的考察,提供了流失到英国、法国的古代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和泥活字印本、一种从未发现的装帧形式以及杭州管主八为沙州捐施佛经的新材料。对于活字印本的历史、书籍装帧史和元代初期沿海佛教和敦煌佛教的交流,进行了个案的分析。

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叙录——英藏、法藏篇

时日宜忌类文书是用某种或多种方法来选择时日、推断吉凶,进而判断某种行为或事项之宜忌,以指导民众日常生活的一种内容极为丰富、使用较为频繁的实用占卜书,在我国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汉末三国时期,先流行于官府,后盛行于民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27件时日宜忌文书内容更为丰富,很多都是当时多种择日法的杂抄,从切近生活的方方面面着眼,用"天道"去指导"人事"。其中,藏于英法两国的写本共20件。文章拟将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的法藏、英藏部分分为七曜直类、六十甲子历类、神祇出行类和推忌日月类四大类进行梳理,力求展现唐五代时期时日宜忌文书的概貌,从而厘清敦煌时日宜忌文书的脉络,为进一步研究夯实基础。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考订

本文主要介绍作者对法国所藏的全部敦煌西夏文文献的考订过程、考订方法、考订结果,解开近百年来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之谜。

法藏敦煌吐蕃占卜文书P.T.351研究

法藏敦煌吐蕃文书P.T.351是一份比较特殊的占卜文书。尽管佛教意味浓厚,但文书中的"夷施弥施诃"一词为判断该文书的宗教属性提供了可能。通过对卜辞内容的仔细爬梳,从藏文书写规则的历史演变以及卜辞所处语境进行分析,判断其景教性质及大概的成书年代。反映了景教在敦煌乃至河西地区吐蕃部落的传教活动中,曾利用包括吐蕃禁忌在内的传统习俗和生活场景进行宣教,充分体现景教传教活动的本土化和灵活性。

民主改革与藏文古籍保护—《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勘录》丛书出版及其价值

藏民主改革6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藏文古籍整理和保护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充分体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政策的有效性。尤其是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追索回归,可谓我国几代学人之夙愿。自上世纪70年代,我国学者陆续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索回敦煌藏文文献,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于本世纪初法藏敦煌藏文文献逐步悉数回归,并在西藏相关出版部门和研究部门的协助下,其正体字勘录丛书得以正式出版。文章认为该丛书的出版问世,是敦煌学、藏学研究史上的一桩盛事,对继承和弘扬藏族历史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无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资料价值。

论敦煌碑铭简化字的使用

汉字简化是汉字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现代简化字即现行汉字,有许多都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历史上的简体字。敦煌碑铭写本中使用的文字简体较多,是对现行汉字追本溯源的第一手用字材料。这些简化字很好地记录和保存了汉字在这一时期简化过程中的具体状态,其中的半繁半简过渡字体尤为值得注意,这些字体多不见于字书,仅见于这些碑铭抄本,如"贤""闢""■""与"等。通过研究敦煌碑铭中的简化字,可以探知当时的实际用字情况,更好地了解汉字的发展演变轨迹。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的苯教写卷判定及内容解析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苯教写卷的数量极其有限,学界对此众说纷纭。文章经过研究筛选,基本上确定13篇文献属于苯教文献。这些文献的内容主要涉及打卦、施医、招福招魂、主持殡葬仪轨等,属于苯教四因乘的内容。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出现的苯教文献属于司巴苯教,明显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

海外中国民族文献数据库建设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西北民族大学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对流失海外的中华民族古文献进行了成规模的、系统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海外民族文献数据库。本文介绍了数据库建设的意义、内容、方法和前景以及相关研究成果。

再谈敦煌写卷P.2001号:学术史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书名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伯希和敦煌汉文写卷P.2001号,是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的一份残钞。在伯希和汉文写卷目录中,它是第一号。伯希和把它编为第一号,是随意之举,还是出于一定的原因?本文根据伯希和当年在敦煌藏经洞"觅宝"时所做的日记和笔记,结合其学术经历和背景,对此进行讨论,认为伯希和此举并非偶然。这个问题看似无足轻重,此前也没有人提出过,但细究起来,却与当时英国、法国乃至欧洲的东方学学术研究和学术史密切相关。问题虽小,但以小而见大,对于我们今天了解敦煌研究最初的情况和敦煌学学术史不无意义,也有助于准确认识敦煌写卷的三个最主要的目录,即英国目录、法国目录和北京目录各自的特点以及相互间的差异。本文同时根据这份写卷中提到的义净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一个不一样的书名,分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最早流传时的一些细节,原书的写作过程和结构,并对其中的变化及其与初唐时期政治文化变化的关系加以说明。

P.T.1038汉译及其专有名词“蔡”、“觉”考释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1038记载了聂赤赞普世系,该文中出现苯教著名的古辛"蔡"、"觉"。文章在著录其藏文原文,进行汉译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历史文献,探讨了苯教古辛的来历、地位、影响,并对吐蕃赞普时期出现的苯波"蔡"和"觉"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