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组织法规法典的规范体系:应然定位、法规构成与立规限度

规范体系的边界划分是编纂党的组织法规法典首先要明确的问题。党的组织法规法典的规范体系可以从党的选举类、组织类、象征标志类和组织工作类法规进行定位,宜选择“中法典”的编纂思路,对党的选举类、组织类和组织工作类法规进行法典化。党的组织法规与其他领域党内法规的调整范围划分是法典规范体系的外在限定,决定着法典规范体系的内容取舍,为此需要厘清党的组织法规与其他领域法规的界限。党的组织法规法典规范体系的立规限度应以法规是否频繁变动、调整领域是否具有局限性、是否具有试行期限、是否属于细密配套性法规、是否在适用主体上具有特定性及适用空间领域具有特定性等为标准进行考量,在此基础上合理界定法典规范体系的立规限度,最终形成边界清晰、规范内容完整和内外协调的党的组织法规法典。

党的组织法规法典化的证成与构想

编纂党的组织法规法典是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的必然要求,不仅开辟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新路径,而且为提升党的建设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党的组织法规法典编纂具有政策基础、理论基础和规范基础等有利条件,可以选择体系型编纂模式,包含总则、分则和附则三部分。党的组织法规法典的体例结构应以党的组织工作的主要实践活动、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逻辑基础,综合考虑党的组织法规的立规实践。党的组织法规法典应包括总则编、党员编、选举编、中央组织编、地方组织编、基层组织编、纪律检查机关编、党组编、党的工作机关编、党的干部编、人才工作编和附则编等十二编。编纂党的组织法规法典在立规路径上可以采取专项清理方法、一揽子修改方法、先编纂“域法典”方法和分阶段审议等方法稳步推进。

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

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是成文法规的必然趋势,也是立法手段在政党规范领域的全新尝试。当前,官方已有明确导向而学界尚未形成规模研究,亟须对党的组织法规法典化展开“全景式”的研究讨论,以减轻或避免其在现实中缺乏实践性的可能。概念主体的解构分析、必要性可行性及可见困境的探讨、实践路径的初步拟定等是系统阐释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以上述内容为引导,可形成“理解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到“认可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再到“探索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的逻辑路径,实现对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的理性认知,最终为推动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打造理论基石。

赋予特定网络平台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地位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一些大型网络平台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具有部分公权属性。有必要赋予特定网络平台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地位,这是对网络平台权力进行规制的需要,也是对平台自治规则进行有效规范的需要,更是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的需要。实际上,特定网络平台已经具备成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基本条件,包括平台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所从事的事项具有公共性而非单纯的商业性,且现实中网络平台已具有了公权力主体之实。为此,要通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方式,将特定网络平台纳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范畴,明确平台相应的公法职责,对平台的自治规则进行规范,对平台具体行为进行必要规制,使之在法治的轨道上更好地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

“党的组织法规”与“党的组织建设法规”的概念混淆及厘清

学术界对“党的组织法规”与“党的组织建设法规”两个概念存在认知混淆,通过对权威文献的考察,能够厘清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共性与差异。从概念界定来看,“党的组织法规”是调整党的各级各类组织产生、组成、职权职责和相互关系并规范党的象征标志及其使用的党内法规,而“党的组织建设法规”是调整干部、党员、公务员、人才四类群体与党组织之间的管理、培养和使用关系的党内法规。二者在体系层级、调整事项性质、规范对象三个层面存在区别,也表现出组织结构与制度实效的功能性耦合。由于政治话语惯性的演绎表达、词汇翻译的涵义变迁以及功能主义同规范主义的逻辑张力等原因,“党的组织法规”与“党的组织建设法规”存在概念混淆问题,而通过重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的分类标准,能够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一种可行路径。

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规范渊源、价值功能与实践路径

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制度是党的组织法规制度的重点内容,其体系化实践可以作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探索的“试金石”和“先行军”。党内法规和党的规范性文件均是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在形式上的规范渊源。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为管党治党建设党提供更为完备的制度供给、更为明确的制度表达、更为系统的制度保障,可以高效地传达党的意志并及时纠错,增强制度执行力,消除制度的碎片化状态。法典化可以采取整合式的体系型范式,实现内在价值与外在形式的协调统一。推动开启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进程,有益于进一步发挥党内法规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政治和法治保障作用。

党的组织法规视域下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基础与内涵逻辑研究

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对其进行党内法规学研究需要遵循党章文本蕴含的历史规律和重视党的各级各类组织运行的实践环境,追求理论逻辑、规范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法规文本与制度实践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包括“集中有效执行党内民主、统一全党思想行动”和“民主有效制约集中、激发全党创造活力”两重理论基础,其背后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论,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建设中则发展为对党内民主正当性与集中领导有效性双重追求的实践逻辑。为此,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体系中的内涵逻辑展现为侧重实现民主正当性的设立规范、实现组织运行有效性的活动规范和实现监督制约的保障规范,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体系。

党内法规法典化三题

探索党内法规的法典化对于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诸如“法典编纂的逻辑基础”“法典化的程度”“法典编纂的规范来源”等三个理论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法典编纂的一般规律要求以部门法划分为基础,而党内法规的“1+4”板块划分与这一要求存在逻辑差异,故为保障党内法规法典编纂的科学性,应回归部门法划分逻辑,以部门为单位展开法典化探索。党内法规的法典化程度应根据现实情况适度而为,既不应编纂综合性的“党内法规法典”,也不应认为所有党内法规部门都适合编纂法典。当前,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中,调整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部分展开法典编纂的条件最为充分。编纂党内法规法典,应考虑整合单行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等其他党内法规渊源,在中央党内法规基础上,适度汲取部委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中的适当规范。

内构与外塑:党的组织法规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内涵

党的组织法规在党管党治党、执政治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一定的研究价值。总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组织法规生成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组织法规是制度现代化的表现,制定、执行和落实的全过程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要求。具体来看,党的组织法规的建构一方面加强了组织的稳定性,对党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架构产生了规范作用,有效锻造了党的强大组织力;另一方面,党的组织法规的制定落实过程既塑造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形象,又塑造了党区别于苏联共产党的“崭新形象”。这几方面既是党的组织法规的生成逻辑,又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组织法规所发挥的价值内涵。我们要发挥党的组织法规优势,锻造党独特而强大的组织优势,坚持人民立场,塑造良好形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全面领导视域下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组织法规制度的互动发展

党的组织路线在党的组织建设中起到统领政治方向、明确价值导向的重要作用,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建设在党的组织路线的引领下不断实现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了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建设的逻辑起点,有利于提升党的组织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质量。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是贯彻党的组织路线的制度载体,对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适用性和程序化推进具有重要保障作用。总结和发扬党的组织建设中好的经验,实现党的组织路线和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建设的互动发展,对于巩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党内组织法规与党组织结构关联性的历史考察——基于制度化的视角

党内组织法规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面临极其严峻的革命形势而派生的,经过革命所形成的斗争经验证明严格有效的党内组织法规会提升党员的战斗力,优化党组织结构。党内组织法规不仅在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对党员有着要求,还会在党内共识层面形成制度化的统一,使得党员的行为从外界规制走向自觉要求。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要以新修订的《条例》为遵循,要求在建设党组织各方面的法规制度相协调以保障法规制度相配套。研究党内组织法规的历史脉络与党组织结构的关联性调整对今后组织法规的建设有着重要启示,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重大决策部署,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立法表述的困境和出路

“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是重要的法律概念。但由于其内涵和外延的缺乏明确性,人们在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其范围。本文从内涵和外延方面指出其在立法表述上的困境,以寻求新的立法表述方法。

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建设内在逻辑与功能定位

党内法规与党内法规制度在内涵与外延上有所不同。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是规范党的各级各类组织之结构与功能的规章制度总称,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建设表征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体系化建构,是包括“价值—制度—过程”三位一体的目标体系,呈现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实践逻辑三层结构,限定其五方面功能,即为党组织在组织力内在要求上优化党的组织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和增强组织力、组织管理主观要求上提升管党治党能力、组织运行规范要求上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组织协调系统要求上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组织功能政治要求上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

部门行政机关组织法规的立法探讨

一、制定部门行政机关组织法规的必要性在我国,根据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和资源保护、城乡建设事业,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而事实上,绝大多数这些具体的行政工作都是靠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所属的部门行政机关去实际贯彻落实的.因此,所有这些部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状况就基本上反映出我国整个国家依法行政的状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建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必将对部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但由于受某些因素的影响,现阶段我国部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状况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比如,有的部门行政机关由于职责权限规定不明,以致于该部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下称公务员)客观上无法严格依法行政,有时还会与别的部门行政机关发生权限争议,这也使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下称行政相对人)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比如,不少部门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由于缺乏程序性规范的约束,以致于各种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违反法律规范的行政行为时有发生.诸如此类因素的存在,都不同程度?

中国共产党组织法规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

组织法规是全面规范中国共产党各级各类组织的产生、组成、职权职责等内容的党内法规。党的组织法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重要制度密码。作为具有严密组织体系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利用党的组织法规来推动党的组织工作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接续奋斗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制度、用好制度,把党的制度建设贯穿在党的组织建设的各方面,坚持依靠法规制度为党的组织资源的巩固和完善提供有力支撑,坚持依靠法规制度保障党的组织路线的贯彻落实,制定、构建和完善了一整套组织法规体系,为党组织的产生、组成和运行提供了全面系统的规范和准则,推动党的组织法规建设取得重要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新时代党的组织法规建设,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党的组织法规建设的领导,坚持将民主集中制贯穿党的组织法规建设的始终,以加强基层党的组织法规建设为抓手推进党的组织法规体系化发展,推进党的组织法规的供给侧改革,坚持严肃推进党的组织法规的遵守执行,推进新时代党的组织法规建设向纵深发展。

中国近代行政法规及其特点述论

中国近代具有现代意义的行政立法始于清末法制改革 ,在其后的 4 0余年间 ,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和颁布了数以百计的行政法律法规。这些行政法规是中国近代整个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传统行政法律迈向现代行政法律的开端。中西法律文化冲突的时代色彩 ,现代法律形式和法律实质的对立和悖离 ,以及突出的阶级性和多变性 ,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公安机关车辆管理所定性之惑—基于授权组织或受委托组织的分析

政府及其部门将车辆管理所公示为"受委托执法组织",而各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将车辆管理所认定为"规章授权的组织",在行政主体理论看来,两种定性实则产生不同法律后果,尽力区分车管所的两种定性,澄清认识,消除适法困惑,进一步明确车管所作为"规章授权的组织"的"身份"。

略论行政组织立法与行政机构改革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法制建设的加强,政府机构改革的进展,行政立法也开始受到重视。赵紫阳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精简机构的同时,要用行政立法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部门的职责权限。

羁束性自我革命:党内法规制定权限的组织架构论

设置党内法规制定权限作为一种执政党通过自主行为来完成自我约束的羁束性自我革命活动,凸显了规制者与规制对象的同一性。应基于科学构建党内法规自律性规范体系的革命目标引领,运用科学化体系架构面向的自我规制策略,来完成执政党组织领导法规的规范属性识别,以阐明该类法规制定权限事项的表达要旨。组织领导法规旨在设定落实党的组织领导所涉体系架构层面的羁束性自我革命事项,可尝试从组织结构优化规范和组织身份认同规范这两个方面来检视执政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组织架构。基于此,通过类型化的规范事项范围界分,进而从政党自我革命维度来科学设置相应党内法规规范的权力边界。

党的组织配置制度类型化研究

党的组织配置制度是有关党的组织结构设置与党的组织职权配置准则、规范的统称,是党的组织法规在规范党组织内外之间、组织与成员之间垂直、平行、交叉等各类关系经验的总结。在党的组织配置制度的类型中,党内职权关系由以科层制为基础的纵向隶属关系、以组织分工为基础的横向平权关系以及游离于其间大量的交互关系构成;党外职权关系由以嵌入式理论为基础的党组制度、以协商民主理论为基础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党群密切联系机制构成。优化党的组织配置制度,确保党的组织稳步高效运行,应全面衡量党组织职权与职责、党员权利与义务、党组织权力与党员权利、组织纪律与党内自由等因素,坚守党内理论信仰、规范党的组织法规以及健全多元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