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的模式构建

检察院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主要关注审查起诉阶段的出罪机制,对审判阶段法院的协商矫正功能研究不足。域外法院在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机制中的角色可归纳为分层参与模式、强势参与模式和弱化参与模式。参考域外经验,可采用刑事一体化理论,构建以企业合规为核心的,涵盖前端预防功能为主和后端协商矫正为主的刑事合规、兼顾裁判和执行双层机制。法院在审前转处、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阶段结合刑事合规计划及整改情况,作出有针对性的裁判内容和弹性执行方式。同时,完善刑罚内容及种类,结合刑事裁判内容及执行情况,改造刑事裁判的方式、司法审查及裁判标准。整合实体与程序因素,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刑事出罪及量刑宽缓体系。

人民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研究

企业合规是司法机关对涉罪企业的刑事激励措施。相较于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已广泛实施合规改革,现阶段人民法院进行企业合规改革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都相对有限,相关审判实践案例数量少,涉及犯罪类型少,法检协作及程序衔接有待加强。法院在审判阶段参与企业合规改革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而且具备刑事诉讼阶段性的独特优势,不仅有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对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也具有其他部门难以替代的积极意义。在立法尚不完善的当下,在审判阶段法院对于企业合规的启动条件、合规整改的审查主体以及审查的方式与内容的准确把握至关重要。随着企业合规改革的推进,有必要将企业合规制度融入刑事法体系,构建并完善中国特色的企业合规制度。

行政审判周期内法院参与企业行政合规的逻辑基础与路径构建——以《行政处罚法》减免条款为视角

对比刑事合规,企业行政合规可以凭借《行政处罚法》中的减免条款,获得更有利的激励空间。然而,行政机关在企业合规认定上同时面临着法律供给不足、适法困难以及难以认定企业主观状态的执法困境,导致企业转而寻求司法支持。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法律解释功能及终局性裁断属性为企业获取宽缓的行政处罚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对此,应明确法院于行政审判周期内的参与时机,界定法院监督者、引导者、组织者的角色定位,阐释合规启动方式,从审查次序、审理期限、证据审查、文书表述上构建“二层四步”合规审查机制,并根据企业合规事实构建“六阶段”诉讼审查流程,助力企业依规经营。

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实践检视与制度构建——基于人民法院参与下的制度路径

202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全面参与企业合规改革的要求,人民法院参与企业合规改革具有秉持民事、刑事、行政一体化理念的特点。鉴于此,环境法具有跨民事、刑事、行政的领域法属性以及环境侵权私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一系列诉讼制度基础。同时,企业刑事合规的预防性、恢复性、协商性等原则与环境法的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等具有内在契合性。现阶段企业合规改革主要以企业刑事合规为主,其主导机关为检察机关。文章在现阶段改革基础上,聚焦企业环境刑事合规这一具体领域,总结当前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在实践运行中的经验,同时检视其症结所在。就此进一步探讨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在人民法院参与视域下的延伸,并根据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架构中的职能定位进行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模式重构,提出“法检协同合作”模式下的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构架,其主要包括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启动、审判阶段合规监管机制第三方引入、刑法激励措施拓宽等具体制度建设。

涉案企业合规中的法院参与——由“检察主导”走向“法检协作”

伴随着法院越来越多地参与涉案企业合规程序,涉案企业合规整体将从“检察主导”模式走向“法检协作”模式。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与检察院有不同之处,应当谨守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依法平等保护原则,比例原则和能动原则。在审查起诉、审判与执行阶段,实务中均已出现了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的案例,但也面临缺少规范性文件进行具体指导的问题。当下在审理期限问题、有效合规认定问题和商事涉企合规等问题上,仍有诸多争议待探索。

法院参与合规的制度构建——以审查式参与为视角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4批合规典型案例中已出现法院的参与,部分地区法院参与企业合规改革也有成功实践。在当前合规改革进程中,合规处分的性质尚不明确,作为合规主要处理方式的不起诉制度无法满足重罪案件的需求,检察机关主导的以企业认罪为条件的合规处分缺少审查和外部权力监督,法院在审判中及审判后的阶段以审查式参与企业合规能够对合规改革起到促进作用。将合规的落实情况作为量刑的考量因素,结合我国已有撤回起诉制度与缓刑考验期制度构建法院参与合规制度体系,能够扩大涉企案件合规范围,强化合规有效性的实现,实现司法机关相互的权力制衡。

法院参与青少年企业帮教模式研究——以温岭“阳光驿站”帮教基地运行实践为例

建立特色的青少年帮教制度,既是各级党委、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也是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载体。作为衔接社区矫正、社会管理创新的有益探索,温岭法院坚持能动司法,延伸少年审判职能,创建了失足未成年人企业矫正基地,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阳光驿站"企业帮教模式。以温岭"阳光驿站"帮教的运行为实证蓝本,分析了这一公益性企业帮教模式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并从法院自身的视角提出若干完善建议,以期对加强和完善青少年帮教工作有所助益。

法院参与合规案件的路径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需要法院的参与。实践中,法院也确实以多种方式参与了合规案件的处理,但法院的参与方式需要理论建构。在定罪程序中,未来公司犯罪的司法应当注重组织体责任论与传统理论的融合,这不仅更符合责任主义原则,还可以激励企业合规。与此同时,需要合理甄别合规计划的有效性。在量刑程序中,需要注意把握合规计划对量刑的调节限度,注意避免罪责评价错位问题,并慎重对待审判程序中的合规监督考察。在不起诉案件中,法院可以通过参加听证会的方式参与轻罪不起诉程序,使听证程序更为科学合理;在重罪不诉的问题上,无论是当前的司法还是未来的立法,都应当慎行。即便要确立重罪不诉制度,也应当同时引入司法审查机制,以约束可能滥用的诉权。

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的基本问题

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在消极参与的被动模式下,法院可以对检察机关主导的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进行审查与确认。对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不能简单定位于酌定量刑情节,而否定其出罪的可能,宜将之与认罪认罚制度结合起来视为法定情节,发挥对定罪量刑的影响。撤回起诉是当下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可以利用的制度资源。在积极参与的主动模式下,法院可以主导审判阶段合规计划有效性的审查与评估,灵活运用延期审理制度,妥当解决适用刑事合规的刑行衔接问题。立足于促进法院参与刑事合规的应然视角,应完善单位犯罪的刑事制裁体系,构建单位缓刑制度与单位累犯制度。

人民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问题研究

人民法院应如何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经成为我国理论界热议的话题,这主要源于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实践困境与涉案企业合规全流程适用的现实需求。目前,人民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在审前和审判两个阶段皆存在问题。人民法院的审前参与实无必要,还可能加剧已经凸显的诉审“线性结构”问题。面向未来审判程序的立法改革,基于合规考察报告作为过程性证据材料的定位,人民法院可以从合规的自愿性、有效性和公共利益等方面展开实质审查。在程序机制方面,人民法院应主导审判阶段合规程序的启动,并对合规情况进行监督核实。此外,还应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础上构建相对独立的合规从宽规则。

从检察主导到法院主导: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理想模式

企业合规改革在司法层面的刑事激励手段,包括前期检察机关的合规不起诉和后期法院主动参与的合规量刑从宽两方面。现阶段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多着眼于前者,而对后者的关注偏少。当前实践中,运用合规不起诉存在适用范围有限、检察求刑权越界、正当性不足等问题,限制了合规改革的效果。扩大改革辐射范围,推进建立审判环节刑事激励体系,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理想的合规改革模式是从主体、制度、证据、审限四个维度进行解释论分析,明确法院的主导、裁判地位,确立合规从宽的量刑激励制度,赋予合规材料法定证据资格,优化审限管理,建立法院参与改革的“四梁八柱”,解决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等应用障碍,以更好应对现实挑战。

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

当前,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审判阶段得到了延伸发展。在各国的涉案企业合规制度改革中,法院的角色分别是涉案企业合规案件的程序衔接者、检察机关合规不起诉案件的程序听证者以及对检察机关暂缓起诉协议的司法审查者。在我国构建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案件司法审查制度是强化检察裁量权外部监督的实践需要、实现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目的的应有之义以及为涉企案件被害人提供权利救济的必然途径。同时,法院通过对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案件进行司法审查契合功能主义的检察权与审判权分立原则,符合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责使命,现有公诉转自诉制度还提供了有益参考。我国应当采取有条件的实质审查模式,从主体、对象、程序等方面对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司法审查制度进行具体构建。

量刑协商程序的落地困境及转型进路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实践中,正逐步形成以消极协商为鲜明特色的量刑协商规范模式,但由于外部条件并不成熟,此模式的适用会加大控辩平等协商之间的鸿沟,损害现有的司法公正基础。为解决当前量刑协商模式陷入的困境,应分析限制协商司法理念发展的外部因素,并探索出量刑协商程序的转型路径。量刑协商程序应在坚持实质真实与程序独立的内在要求下,规制各方机能,达成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契合,建立起"有限主导下的三方构造"的规范模式。如此使得协商程序合乎立法目的,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部贯融,达成刑事诉讼体系的整体发展。

数据合规刑事减免责功能的理解与适用

随着数据日益成为重要犯罪对象,数据安全类犯罪逐渐转向企业行为,而罚金刑的威慑效果和预防效果较为有限,难以应对泛在的数据安全风险。我国引入具有预防与惩治双重面向的数据合规激励机制,在惩治企业违规数据处理行为的同时预防数据安全风险。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过程中,修复数据安全类犯罪保护的个人法益并重构数据安全管理秩序,替代性遭受处罚措施。多种制裁方式的灵活并用和预防性的数据合规体系是能够真正实现制裁效果和预防效果的实质制裁机制,涉案企业因而获得减免责的刑事激励及改过自新的机会。数据合规整改以包含认罪悔罪的整改承诺为前提,以开展针对性整改活动和规范数据处理流程为内容,以制定全方位监测措施为保障,以数据处理全流程的整改防控为核心,形成“风险预防—风险识别—违规应对”一体化的数据保护合规体系。数据合规体系贯穿刑事诉讼全流程,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通过合规不起诉制度,在审判量刑阶段通过宽缓量刑或合规缓刑实现刑事减免责功能。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检法衔接协同问题探究

人民法院如何接纳、吸收检察机关已经取得的合规成果,可以从厘清“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法律关系、调试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关系以及处理合规运行中的技术情形等三方面探究。“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在合规启动决定权归属、合规过程掌控权以及合规成果转化等方面存在矛盾。检法的合规控制权冲突可以被调和,检察机关侧重于过程控制,审判机关侧重于实体控制。企业合规可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融合构建,且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单位犯罪治理方面的深化,可通过认罪因素对合规的影响、量刑建议在合规中的定位、量刑建议材料优化等角度描述二者的融合表现。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应当符合改革目的,需关注审前合规与审判合规的衔接,法院为合规顺利开展提供的诉讼技术支持,以及撤回起诉的程序法与实体法区别等问题。人民法院应以“独立评估”模式参加一审阶段的企业合规,以“法院主导”模式参加二审上诉阶段的企业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