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法院权威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所谓法治,就是要依据法律治理国家。在法治国家中,法律至高无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法治要求要有一个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一套完善的司法制度和程序,实现民主的法制化和法制的民主化,更主要的是使全民树立起强烈的法治意识。这种法治意识的核心内容就是树立司法的权威。因为树立法律的权威与树立法院的权威是同等重要的。首先,人们对适应法律的理解,对某种行为的是非曲直的评判都会有差异,由此而产生和争议最终都只能由法院裁决;其次,法律的强制力是要靠警察、法庭。

论刑事审判对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的制约

在职务犯罪“监察调查—刑事诉讼”程序中,监察调查程序自身封闭与检察机关后续制约乏力,导致审前把关虚弱,加之“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凸显了强化刑事审判制约监察调查的必要性。但刑事审判制约监察调查的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在于监察权对审判主体的监督威慑、监察程序的规定简陋与调查意见穿透性影响裁判结果。为此,应强化刑事审判对监察调查的制约:首先,优化监察机关“办案质量”业务考评体系;其次,设置“以公诉机关为轴心转移”的检察审查管辖规则;再次,通过取消有损法院权威的协调性规定与操作、优化监察证据审查规则与保障辩护方对质权等措施,确保裁判结论来自庭审程序;最后,厘定监察监督法官与法官独立审判界限,改革监察调查法官的程序设计。

论民事执行和解协议效力的完善

民事执行和解协议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制度,有利于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加快法院判决的履行,实现当事人的权利。基于对法院权威的维护、生效判决既判力的尊重以及程序保障的考虑,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民事执行和解协议以强制性效力,这不利于执行债权人权利的保护。为了更好的保护执行债权人的利益,应当根据执行和解协议内容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对于履行方式的变更以及为债权的执行提供担保的执行和解协议,可以允许执行债权人通过诉讼的方式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

寻找法官员额定额之基数

寻找法官员额定额的基数不仅要从解读最高法院发布的系列权威意见入手,更要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对系列权威意见进行实证检验。只有采取规范分析与社会实证的双重视角,对目前试点法院在确定法官员额定额问题上提出的改进意见才是中肯的、客观的。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案件数抑或审判工作量是法官员额定额的基数,社会组织结构、法院组织结构因素和法官职权结构与法院受理的案件数之间存在微妙的互动关系。

美国“藐视法庭”制度研究

在欧美诸国的法律体系里,多有类似"藐视法庭"制度的规则来惩治不法行为与倡导诉讼诚信,其中美国的藐视法庭制度为个中翘楚,使得司法权威肃穆、审判秩序井然、法院号令畅通。因此,美国的"藐视法庭"制度确有值得我们认真了解剖析的价值,以为将来的引鉴打下基础。

行政审判权的理性配置

司法具有足够的权威性,是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的根基。中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的权威性令人堪忧。行政审判的特质要求树立法院的较高权威。现行立法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的配置存在着缺失。应赋予人民法院违法推定权、强制被告必须答辩并必须提交证据权、强制被告必须出庭权、单方释明权、程序选择权;强化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权力和对法庭秩序维护的权力。只有理性地配置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权,才能充分发挥行政审判制度权力制衡和人权保障的功能。

谈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抚养归属的强制执行

在离婚案件执行中,往往涉及到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归属问题,若一方当事人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或调解协议将子女交给另一方抚养时,法院能否强制执行?如何强制执行?由于认识上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做法不一。比如:有的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子女归谁抚养。

俄罗斯宪法法院在国家职权结构中的地位

俄罗斯宪法法院在运行中一方面恪守审查范围,适用"合宪性推定原则",践行着司法自制,另一方面又因其违宪判决数量过多而表现出"司法积极主义";对于拥有强权的总统,俄罗斯宪法法院只是进行了有限制约,并未达到宪政意义上的制衡,这与"威权主义"体制有着莫大的关联。俄罗斯宪法法院判决的执行状况较差,以致成为困扰俄罗斯宪法法院的难题。宪法法院的权威还没有真正建立,宪法法院若想在国家职权结构中拥有宪政层面的地位尚需时间和努力。

“弱势审判”还要弱多久

全国至今仍没有一起因拒不执行行政判决裁定受到刑事追究的案件,新闻媒体也没有报道过因拒不执行而成功制裁行政机关的典型,更没有因法院为拒不执行而发的司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