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附设诉前调解的实践与模式选择——司法ADR在中国的兴起

在当下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各地法院在探索诉前调解机制中推陈出新,其中,法院附设诉前调解机制是当前具有创新性、前瞻性的模式,代表着司法ADR在中国的兴起。在我国诉前调解制度化构建方面,法院主导型诉前调解模式应当成为基本走向,在此基础上实行调审分离,促进诉调对接解决纠纷模式的形成,实现审判与调解的良性互动。

公力救济与社会救济、私力救济之间——法院附设ADR的法理阐释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入手,对法院附设ADR的运作过程进行了全新的法理阐释,指出法院附设ADR是介于公力救济与社会救济之间以及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之间的纠纷解决形式,进而提出程序合作的理念,相信会对我国构建相应的制度提供法理参考。

美国法院附设ADR研究

美国的法院附设ADR制度具有典型意义。文章考察了美国法院附设ADR的背景、发展进程,并对不同样式的法院附设ADR的具体运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同时将美国法院附设ADR的争议及评价一并呈现,相信对我国目前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有所裨益,为我国建立法院附设ADR制度提供借鉴。

美国联邦法院附设调解的困境分析

调解虽已成为美国联邦法院附设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主要手段,但其实施依然呈现于实效的有限性和适用的差异性。联邦法院受理案件总量中,仅有小部分进入调解;同时,调解的适用因统一调解规则的欠缺,而只能取决于各法院规则,故存在较大差异。为突破当前困境,美国现代调解的发展须着眼于调解理念与传统对抗制诉讼文化的融合,法院与民间调解组织的隔阂消除,以及调解的立法规范化进程。

法院附设调解改革的微观比较分析

我国法院附设调解因特邀调解的系统化应用、法院和调解联合组织的合作,以及律师调解的试点运作呈现新的改革方向。通过与美国纽约州法院附设调解改革的微观比较分析,中美两国改革呈现相同途径:从法院内外同时入手,外部加强与民间调解组织的合作,内部欢迎特邀调解员的加盟。我国法院附设调解的运作,呈现为人海战术的效果,总量虽不输于美国,但人均量比较低,因此应精简人民调解员、提高调解效率;免费调解原则的实施限制调解的发展动力,阻碍调解的市场化运作,故应逐渐实现调解收费的部分开放;现代调解的发展不应是法院孤军奋战,而应注重律师和法学院在调解发展中的合力。

法院附设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冲突与理性建构

法院附设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程序与诉讼程序存在着不同的运作机理,将这两种程序均内设于法院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存有对立与冲突,如何进行法院附设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也就成了解决冲突的关键,而在程序构建时注意其正当性的要求及处理好中立者的选择与规制等问题,则可弥合争议与冲突。

论我国的法院附设ADR制度

本文从ADR制度的概念来源为出发点,结合我国法院附设ADR制度的应用,指出了目前我国法院附设ADR制度在操作性、程序性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建议通过良好的操作程序、强化监督机构、建立调解人资格审查制度和调解人管理体制,制定具体的调解程序和调解人行为规范等方法完善这一制度。

论我国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构建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潮流中,司法ADR具有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节约国家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诉讼对抗的价值和功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司法ADR在国际上逐渐兴起并成为司法程序内解决纠纷的新方式。对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以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为契机,就我国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构建予以探讨。

传统社会法院附设ADR制度评析

法院附设ADR制度一直以来备受关注,考察传统社会法院附设ADR制度生成的理论背景,分析其种类、特征与具体的运作,进而从法理的角度进行评析,相信对构建我国诉讼内合意的纠纷解决机制会有启发。

适用法院附设ADR制度处理相邻权纠纷研究

法院附设ADR区别于传统的法院审判程序,在解决纠纷的方式上属于通过合意解决纠纷的机制,其在解决纠纷中的优势以及相邻权纠纷的特点,决定了在处理相邻纠纷中引入这一机制具有可行性。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对于相邻权纠纷实行强制性的ADR,将ADR程序作为法院审理相邻权纠纷的前置程序。同时,对于法院附设ADR应从制度上予以规范,从而将其制度化。

构建我国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理论设想

法院调解制度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有制度,在实践中对于及时解决民事纠纷、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及群众法治观念的逐渐增强,法院调解制度也显现出诸多的局限性和弊端,严重影响了其积极作用的发挥。以改革现行法院调解制度为契机,构建我国的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着巨大的法律价值和现实意义。

传统仲裁与法院附设强制仲裁——美国ADR中两种仲裁形式介评

在美国ADR中有两种仲裁形式 :一种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型仲裁 ,另一种是近年来兴起的法院附设强制仲裁。同样名为仲裁 ,是因为后者具有前者固有的一些特征。但是由于适用前提和裁决效力等方面的不同 ,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特点及产生背景使它们各自具有独立的价值。我国现有的仲裁属于传统仲裁。在我国 ,借鉴美国ADR的经验创设法院附设强制仲裁 ,将有助于缓解法院压力 ,充分利用现有仲裁资源。

德国法院附设ADR研究

德国的司法改革的发展促使德国加快替代性纠纷解决制度的发展,而德国典型的法院附设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诉讼和解,对其诉讼和解制度的程序、和解中法官的作用及诉讼和解的效力和无效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对我国未来诉讼和解制度的改革会有所裨益。

构建我国特色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基于我国调解改革实践的思考

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在我国至今尚无法律规定,但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已涌现出了法院附设调解室等类似法院附设调解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总体看来,这些改革卓有成效,但缺乏成熟的制度设计和法律支持,亟待得到法律层面的承认与整合。在吸收部分法院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我国需要构建融合诉前调解和审前调解的特色法院附设调解制度。

论我国民事庭前调解制度的重构——以法院附设人民调解的引入为视角

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对庭前调解的规定,但立法现状与其立法目的之间存在严重冲突,需要进行重构。法院附设人民调解,属于法院附设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即法院附设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其符合庭前调解制度的立法目的,因此在重构的过程中应当将其引入。而在具体的程序设置等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一些做法。

论我国法院附设诉前调解制度的构建

新民事诉讼法122条虽然规定了法院附设诉前调解,但该规定过于抽象,仅规定对于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民事案件,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而具体怎么调解,运用什么程序均未提及。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背景下,各地法院靠自行摸索虽然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未解决。因此,在梳理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探求实践难题的解决之道,并揭示隐藏于其背后的深层理论则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法院附设调解制度与法院调解制度之比较

美国法院附设调解是当事人之间运用协商方式在中立第三人(调解人)的帮助下达成和解的纠纷解决方式,它可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种类型。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与美、日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应当从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建立前置性调解程序;遵循自愿、合法与效率的原则;赋予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等多方面来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我国法院附设ADR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起源于美国的法院附设ADR制度,作为一种司法调解制度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运用。近年来,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为完善法院附设ADR制度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进行了全面规范,确立了协助调解人制度、独立调解人制度、和解协议确认制度以及和解协调人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尚存在许多程序方面的缺陷,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ADR制度,需要通过立法来进一步完善。

论我国法院附设律师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律师调解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纠纷解决机制,最大优势在于律师调解员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诉讼经验,能够以自身优势弥补诉讼及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局限性。法院附设律师调解在试点工作中尚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各主体对法院附设律师调解的认识不一,律师调解的公信力与中立性遭受质疑,律师调解员与法官之间利益勾兑现象严重。法院附设律师调解工作未能突出其专业化优势及律师参与调解积极性不高的要因是律师传统角色、传统业务与调解存在冲突、法院附设律师调解实践模糊了其定位、法院附设律师调解进入机制与退出机制不足,并且未建立合理的收费机制。针对上述问题,应当明确法院附设律师调解定位、建立法院附设律师调解激励机制、建立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利益保护屏障、完善法院律师调解员的进入与退出机制,进一步完善法院附设律师调解工作制度。

法院附设诉前调解之制度构建

法院附设诉前调解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在我国台湾地区有着成熟的运行经验,社会效果良好。在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大调解工作格局建设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视法院附设诉前调解,并进行制度上的建构,使之成为与人民调解、商事仲裁等相配合的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渠道,促使社会纠纷便捷、经济、和谐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