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

衰落是霸权的宿命,但霸权国既不会主动放弃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静待霸权体系崩溃。处于衰落阶段的霸权国期待维持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以延长霸权的寿命。然而,权力转移等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导致离岸平衡和军事打击等传统手段难以在衰落阶段奏效。相比之下,“安全化”为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行动与选择——如领域撤退或强制惩罚——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由于霸权的同心圆特性,核心利益被触动会引发霸权国在核心和外围领域的全方位的打压,进而泛化议题和对象。衰落中的霸权国通过“危机感知”—“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泛安全化”的传导路径,将维持霸权地位的诉求以泛安全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美国霸权衰落的经验事实表明,泛安全化作为衰落阶段的霸权护持手段不仅与理论预期相反,而且成效也不尽人意。面对美国霸权的泛安全化,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泛安全化现象与南亚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演进

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包括南亚东南亚次区域在内的中国周边地区地缘格局深入演化,区域局势和地区秩序出现了显著变动与重大调整。不论是从区域整体态势变化角度看,还是从区域内主要行为体政治经济形势演进视角分析,南亚东南亚区域受到了国际格局演化驱动方式和方向的强烈影响,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演化、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俄乌冲突等三大因素影响。后疫情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更加极端化,中美博弈加速了中国周边地区力量格局演变与秩序重组。美国凭借联盟体系化优势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极限施压,加深了中美矛盾。中美斗争外延至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催生出周边多国的对华机会主义策略与选边站队的行为。未来,中国周边地区泛安全化趋势将进一步凸显,中国经略周边的安全挑战将明显增加。

“相互依存武器化”背景下的泛安全化解析——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为例

伴随“相互依存武器化”在理论和实践维度的展开,一些国家对相互依存的认知发生了巨大转变。在“相互依存武器化”时代,国家的首要目标并非是确保如何从相互依存中获益,而是确保如何在相互依存中避免损失。“相互依存武器化”恶化国家安全环境,并在国际秩序变革的不确定性影响下,形成泛安全化威胁认知,进而在泛安全化实践中扩大了国家的政策困境。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是“相互依存武器化”的典型案例。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经过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泛安全化认知得以形成并逐步深化。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泛安全化实践包括极度泛化的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规模空前的机构改革与产业政策调整,以及无所不包的多维“盟伴”体系网络。在“相互依存武器化”的驱动下,美国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届政府不断强化泛安全化认知,以“脱钩”“小院高墙”“去风险”等不断强化对华科技竞争,构成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主线。“相互依存”具有双重效应,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科技战,干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不仅使自身陷入科技、经济和联盟的困境,也使全球化进程受阻,其政策难以具有可持续性。

“泛安全化”倾向与东亚军备安全风险

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更迭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全问题在国家间交往中被关注的程度愈益加深,新的地缘环境和国际背景催生了"泛安全化"倾向。近年来,以地缘热点问题为中心,东亚地缘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南海问题博弈加剧、朝鲜半岛安全威胁增大、域内领土争端难以解决、日本政治军事大国战略提速、台海两岸关系微妙紧张起来、域外国家频繁插手东亚事务等,致使整个东亚地区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泛安全化"的不良倾向。这种状况在影响东亚地缘格局走势的同时,也给该地区带来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地缘安全风险,并触及敏感的军备安全问题。从东亚地区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军费及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目前东亚部分国家军备发展状况相对合理。不过,由于域内复杂多样化的不确定因素、域外势力介入的不可测性以及东亚军备安全的整体庞杂和结构复杂的突出状况,致使整个地区的军备安全前景面临着多种可能性。东亚国家应开展"去安全化"的新型地区合作,推动建立地区性的军备安全风险管控机制,构建新型军备发展与军备安全关系,共同增进东亚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欧盟互联互通政策的“泛安全化”及中欧合作

随着“全球门户”倡议的提出,欧盟在全球互联互通领域的参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前欧盟互联互通战略出现显著的“泛安全化”趋势,即:互联互通产品内容扩大化,强化对互联互通产品投资的安全审查,突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同中国争夺话语权等。中欧在互联互通领域合作有着较大的互补性,但在欧盟互联互通战略“泛安全化”的背景下,双方合作也面临诸多挑战。进一步加强中欧合作需研究好“全球门户”倡议的进展,与欧盟的合作应逐渐从“少而大”的项目模式转向“多而小”的项目模式,积极促进双方的经验交流和分享,利用好现有的中欧互联互通合作平台,充分发挥运输领域特别是中欧班列的作用,客观看待美欧在互联互通领域的合作。

“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

安全概念及其适用范围是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之一。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的边界被打破,非传统安全领域议题越来越多地占据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议题的中心地位。国家行为体追求绝对安全状态和无节制扩充安全议题,可能造成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导致国内政治的保守化和国际交往的封闭趋向,最终反而不利于实现安全目标,从而掉入“泛安全化陷阱”。当前,国际上少数国家表面上以“国家安全”为由干扰国际合作,实则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多边主义秩序规则、国际合作、大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其消极影响不可低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形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同时面临复杂的安全形势和较大的发展压力。中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理性平衡好安全与开放、发展之间的关系,审慎塑造安全议程,防止落入“泛安全化陷阱”。同时,中国在国际上应坚决反对滥用安全概念的行为,在新兴全球性议题上高举合作旗帜,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持续发展,积极推动国际安全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广泛共识和作出积极贡献。

泛安全化背景下的国际信任缺失与重构

“泛安全化”现象是国际权力转移过程加速、国家间竞争和对抗加深、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加快、国际规则和话语权斗争烈度加剧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日渐严重的泛安全化趋势导致全球不安全感持续攀升和信任赤字逐步扩大。而信任缺失进一步加速了泛安全化趋势,形成恶性循环。重建国际信任遂成为摆脱信任缺失与泛安全化加剧恶性循环、避免国际秩序坍塌式瓦解和暴力重构的关键。重塑国际信任的要义在于摒弃旧有霸权秩序下的单边主义、意识形态对抗和“新冷战”思维,通过多边主义恢复全球和地区合作气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特别是全球安全倡议对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构建新安全价值规范、凝聚信任共识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日本贸易政策的“泛安全化”及影响

在国际格局调整、新冠疫情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叠加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不断增强贸易政策的安全属性,推动贸易政策走向“泛安全化”。日本贸易政策的安全化转向受到外部风险冲击以及国际竞争的影响,同时也是岸田政府寻求国际影响力和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载体。贸易政策的“泛安全化”导致安全思维成为日本制定和施行贸易政策的价值取向。在经历了利益界定、威胁识别和手段选取3个阶段后,日本贸易政策的安保属性日趋凸显,压迫性色彩也日渐浓郁。日本贸易政策“泛安全化”带来的阻碍效应和破坏效应,不仅冲击着中日经贸关系的正常开展,也加速了亚洲生产网络重构的进程,值得密切关注,也需要积极应对。

美国国会涉华议题泛安全化态势——以TikTok案为例

近年来,美国国会不啻反华渊薮,涉华议题泛安全化态势趋强。究其原因,既源于国会的反华传统,也涉及国会决策流程“结构—功能”因素对“中国威胁”的放大与异化。在美开启“对华竞赢”战略后,泛安全化渐成美国护持全球霸权、缓解战略焦虑的惯性认知和竞斗手段。然而,泛安全化在美国国内难纾国会两党极化与决策失灵之困,在国际上易生安全困境且会导致国际安全环境畸变。基于绝对安全思维与政治制度设计,美国会否落入“泛安全化陷阱”仍待探析,但TikTok安全化是美国会在涉华议题上极端反华叙事与细密遏华提案的缩影。短期看,TikTok提案热度受内外情势影响或有消涨,但中长期国会涉华议题泛安全化态势及其生成逻辑难以逆转。

“泛安全化”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泛安全化”意指国家对传统安全概念的边界进行过度扩大的主客体互构进程。在“泛安全化”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设定主要体现为:安全上,持续配合美国全面对华遏压,围绕中国形塑一个有利于日美的战略环境和价值观同盟;经济上,稳固以日美为主导的依附型共生体系,既确保日本的技术优势,又能将中国框限在产业链的中下游;价值观上,以“普遍价值”为遮掩,为持续“借台遏华”谋求正当性。日本专注于“泛安全化”下的过度对抗,既会加深中日两国的互信赤字,更会导致两国关系深陷内外因素反向作用的恶性循环中。中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坚定两国关系正确的发展方向,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努力。

印度对华安全困境泛化的表现、动因及其纾困政策路径

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后,印度对华安全困境加剧并显著泛化,开始扩展到中印双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印度对华安全困境泛化受多种因素驱动,其中既有边界争端这一历史性遗留问题的现实影响,有两国综合国力差距拉大后印度对华认知变化的推动,也有南亚地区地缘政治与百年变局下大国博弈加剧的作用。以实力对实力是印度应对安全困境的核心路径。为此,印度推进“新印度战略”,强化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建设,加大对邻国政策力度,提出“印太海洋倡议”,深化印太框架内与美日澳战略协调,推进“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化和扩大化。可以预判,印度对华安全困境是一种长期现象,这将导致印度对华政策始终具有两面性。

国家安全和事物的国家安全属性——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范围

[研究目的]更加科学地界定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回应有关国家安全学理论存在“国家安全泛化”问题的争议,筑牢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的根基。[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概括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的分析框架,从哲学层面普遍地分析人类的对象性活动与事物的属性之间的关系,并具体应用于国家安全领域,阐明“事物的国家安全属性”的发生机制与特点。[研究结论]“事物的国家安全属性”是更科学的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对象。所谓的“国家安全泛化”乃至于“安全泛化”本质上只是思想认知的偏差。以国家安全与事物的国家安全属性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安全学在理论上不存在“泛化”的可能性。

国家安全泛化陷阱与精准治理研究

在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部署的过程中,近些年来泛化国家安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其背后的最大动因就是获得议程、资源配置的优先排序和提升话语权力。然而一旦陷入国家安全泛化的陷阱,必然导致资源损耗浪费、发展效率降低、“淹没”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和边际效应递减等巨大危害。因此,必须首先明确国家安全问题具有政治性、整体性、联动性三大独有属性。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以国家政权稳定为核心、以覆盖面和特定涵义为基础、以连锁效应为条件的判定标准,从而在实践层面更好地推进国家安全精准治理。

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安全例外问题分析——兼评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的非法性

美国通过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限制中国知识产权在美交易与发展。美国的限制举措主要为出台相关法案对中国知识产权在美交易进行严格审查。知识产权国际协定在规定安全例外条款时未对国家安全概念进行界定,随着发展,国家安全概念亦有了新发展。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的具体表现违反了Trips协定中的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原则、违反了无歧视原则和比例原则以及条约解释的原则与规则。面对美国此行为,中国应通过积极开展多边合作、进行与美谈判以及恢复WTO争端解决等方式降低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在美交易的限制。

美国知识产权机制泛安全化的内容、影响及中国应对

近年来,属于私权的知识产权逐步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工具。美国将技术、投资和知识产权叠加,广泛地将知识产权与国家安全相联系,运用政策组合工具强化美国知识产权保护,以实现对他国的技术封锁。美国知识产权机制泛安全化现象凸显,不仅涵盖国防技术,而且涉及两用技术、前沿技术等领域。美国以保护本国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为目标,通过强化商业秘密保护、实行域外管辖、泛化管制标准、瞄准前沿技术、进行刑事制裁及法律法规联动封锁等方式,构建了完整的知识产权安全机制。美国此举将阻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产业升级、技术获取等行为,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更多的知识产权安全风险。对此,既要针对美国法律法规进行应对,又要完善中国的反制法律体系,构建海外知识产权安全预警机制,从国内国际两方面维护中国知识产权安全。

美国供应链安全思维的转向及我国的应对

拜登政府上台不久便对关键产品开启了供应链审查,审查结论认为美国供应链存在安全风险,未来供应链政策需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弹性优先。这一政策转向可能对我国产品产生供应链挤出效应。本文分析了美国供应链安全思维政治化转向的具体内涵及其动因。文章指出,美国曾经认可全球供应链的效率逻辑,并在此前提下对供应链的真实风险进行识别和管控,而特朗普政府则背离了这一做法,转向以安全为名否定自生自发的全球经贸秩序的泛安全化模式,其实质是要以政治力量打造美国优先的全球经贸秩序。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趋势并进一步增强了其对抗性。本文就我国如何在国家和企业层面积极应对提出了建议。

重视全球“高边疆”的信息及数据安全问题

全球“高边疆”是体现大国强国科技创新的新领域新机遇。它是海外安全与利益的重要和全新的场域,有着难以辨识的复杂成因,给相关国家维护自身信息及数据安全的任务构成不同于以往的压力和挑战。在信息化时代,“高边疆”领域的信息及数据掌控,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就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看,维护我国在全球“高边疆”的信息及数据安全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需要把“高边疆”安全在内的各类安全问题置放在恰当位置,在充分考量形势与需求的前提下,加以统筹应对。

日本“航行自由”安全化政策

东海、南海的“航行自由”本不存在安全问题,但日本岸田政府却试图将其建构成安全问题,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高调行动,不仅在外交上主动发起“航行自由”议题,通过加强内宣和外宣进行舆论动员,还以捍卫“航行自由”为名开展了一系列军事活动。日本“航行自由”安全化政策服从于其大战略,反映了日本加速强军扩武、争夺国际规则主导权、牵制中国海洋发展、参与国际新疆域竞争等多重战略意图,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国际视听,损害了中日两国间的政治互信,加剧了亚太地区安全风险,更助长了国际政治的泛安全化倾向。

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重大安全成就与风险应对

“一带一路”是维护共建国家安全、破解沿线安全困境、推动区域和平发展的实践创新。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在区域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安全成就,即从理念、器物和制度三个层面构建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区域安全合作新模式,积极破除“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批驳西方对“一带一路”建设非安全问题的渲染,对区域安全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重要的全球治理平台,强化了共建国家的安全互信、抑制了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正在铲除战争、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等滋生的社会土壤,有效维护了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卫生安全、生态安全和数据安全。然而,共建“一带一路”依然面临诸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以及国际舆论的泛安全化渲染,导致单纯以发展来促进安全的成效相对滞后和减弱。为此,从以安全保发展的视角出发,共建国家需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不断深化多层次、复合型安全风险防控机制、构建国际舆论的正向引导机制,持续优化沿线安全环境。

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国家安全泛化:法理剖析与中国应对

伴随东西方经济竞争格局的变化、新型安全风险的威胁以及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国家安全问题频繁出现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甚至不断推动国家安全审查从政策向工具、从例外向原则、从被动向主动等形态转变,并联合其他国家奉行其泛化国家安全的实践。这一现象既是新自由主义调整与主权国家“回归”的表现,也是相对权力理论运用的结果。中国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方法论指引下,建立起反长臂管辖与反外国制裁的国内法体系,使得中国应对国家安全泛化的方法实现了从行政处罚的单一应对向行政处罚、司法救济与综合反制等多元应对机制推进。鉴于国际经济活动不同领域的差异,中国应充实反制国家安全泛化的“工具箱”,灵活运用贸易领域中的争端解决机制,充分利用投资领域跨国企业的诉讼救济方式,推动金融领域人民币跨境结算体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