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道德主义社会视角下“人肉搜索”致人自杀死亡的刑法评价

互联网“人肉搜索”由来已久,而对其致人自杀死亡结果的刑法评价却争议不断。基于泛道德主义社会的基本视角,通过群体极化理论、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以及符号暴力理论,反思“人肉搜索”网络暴力行为的原理,发现该行为产生的“暴力”本质在于道德话语权力关系下被害人人格的解构与重构。以刑法教义学的视角观之,在“人肉搜索”致人自杀死亡的全流程中,参与者依其介入时机和行为性质有主次之分,其实行行为之心态为故意,侵害客体为被害人的名誉权、个人信息权、健康权甚至生命权。然而,在互联网技术与泛道德主义双重力量的异化下,该行为对被害人的实质风险在于剥夺了其作为道德主体参与公共事务和继续正常生活的资格和自由,进而导致自杀死亡的结果。鉴于当前立法无法完整评价这一行为及其结果,应当在排除网络平台、新闻媒体等参与者的刑事责任后,依照“人肉搜索”网络暴力行为的原理机制,设立单独罪名予以处罚与治理。

网络泛道德主义的意识形态危害及其应对理路

网络泛道德主义是存在于网络空间的以泛道德化归因和泛道德化批判为主要表征的不良社会思潮,其在传统泛道德文化、网民群体非理性心理以及媒介资本无序扩张等因素耦合作用下不断滋生和蔓延。网络泛道德主义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危害,主要表现为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理想信念、解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稀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力以及危及主流意识形态政治安全等。为此,应从强化意识形态思想引领、加强意识形态话语供给、优化意识形态媒介治理以及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等方面予以应对。

论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

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是在互联网的虚拟社群里出现的极端平民化思潮,它具有平民性、自发性、非理性和方法论上片面性等特点。它存在着以个体利益僭越合理道德和以人道同情绑架法律之倾向。经济生活中弱势群体获得感相对不足、大众与精英日益增加的隔阂与误解以及权宜性维稳思维是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思维生成的主要原因。对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思潮要理性而宽容,避免标签化,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把批评之声视为认识真理和精神净化的必要力量。同时,主流舆论自身应当恪守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并主动"入场",积极参与到网络舆论中去,引导与影响网络舆情。

中国媒介治理中的泛道德主义:成因与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具有明显的泛道德主义特征。"以德治国"就是这一文化传统和伦理取向的鲜明写照。道德主义既可与国家意志、权力话语结合,又能够和草根立场、民间情怀同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媒介,其基本治理取向同样显现出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忽视制度建设,以伦理审判、道德训诫取代法律和政策的规制,甚至遮蔽后者的错位或缺失。本文就虚假新闻的治理、"限娱令"等媒介政策的颁布等展开分析,透视中国媒介治理中的泛道德主义现象,进而探讨其社会文化成因及影响。研究认为,充分利用道德资源治理媒介值得肯定,但开放思想市场,引入多元观念竞争机制以及强化道德背后的法律与制度建设,当是媒介治理中更具根本性的内容。

泛道德化批判之思:道德治理与共同价值观会通及其路径

道德治理是以社会各领域中所存在的道德问题为治理对象,通过发挥道德"抑恶扬善"的调节作用,实现净化社会道德空间、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教育目的。道德治理的关键在于引导全社会公民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尤其是确立客观公正的道德衡量标准,防止道德批判泛化所带来的"道德治理万能论",同时又要合理纠偏,构建国家治理的道德向度。道德治理的思想认识基础源于共同价值观,道德治理目标实现的环境载体在于良好的社会心态,可以从社会道德现象的哲学分析中离析出社会群体所共同感知并认同的价值观念,培育公民个体对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活动理性地进行道德选择。

法律原生态的杀手:道德泛法律化和法律泛道德化

在法律原生态里,法律以权利为本位,法律义务和法律权利相对应,受到严格的限制。一旦以道德义务取代法律义务,法律应有的领地被道德侵占,或以法律义务取代道德义务,法律越界侵略道德应有的领地,法律的原生态就被破坏了。只有对法律的界限、目标、功能有着明确和符合实际的认识和运用,才能保护法律的原生态;唯有在法律原生态里,法律自身才能得以健康地发展,同时也有助于道德的健康发展。

“道德人假定”与中国式公益问责的泛道德逻辑

公益问责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法律或权利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命题。流行理论将公益各方视为边界清晰、目标理性和权责明确的制度化关系,因而公益问责亦依循权利逻辑展开。当我们用西方理论关照中国公益的现实,便会发现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中国式公益问责的逻辑力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公众对公益慈善及其行为主体的"道德人假定"。这一道德预设不仅将公益行动者置于道德镁光灯下,而且使不特定的公众立足于道德制高点,去居高临下地打量公益人士及其行为表现。公众对公益慈善本身及其行动者的德性完美的想象,成为基于道德的公益问责的逻辑起点。当老百姓的道德期待与公益领域的瑕疵两相遭遇时,公众便获得了道德的感召。在集体道德认同的支配之下,由公益问责所引发的集体行动会快速演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泛道德的问责逻辑经过群众运动实践往往异化为一种道德暴力。因此,应该通过制度规制,建立多中心协同问责机制,将公益问责的集体情绪和道德感纳入理性轨道,实现硬机制(制度问责)和软机制(道德问责)的平衡。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讨论为中心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以此来统摄人类一切其他的实践活动。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即是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即以道德价值化约其他文化活动,使之沦为表达道德的工具。这一倾向使得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着眼于儒家文化的现代发展,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内涵、表现、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对治的方案。其所作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利于传统儒学的自我调适与现代发展;就方法学的层面而言,他倡导以"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是比较理性的态度。但其所提出的对治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构想又有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值得反省。

泛道德化批判之思:道德的越位与复位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加速,人际关系范围扩展,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智能化、自媒体化推动了人际社会交往的内容与形式的变革,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开放性、互动性及异质性大大提高,虚拟社会在现代公共场域中的影响力呈现爆发式增强。这些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必然且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道德观念。有道德的生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和基本的诉求,因而道德评判是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因。道德批判成为一切批判的前奏,同时也成为净化道德生活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如果将道德评判推向极端,形成泛道德化批判,由此就会产生诸多非伦理问题伦理化等伦理越位现象。因此,新时代道德建设重要的突破口,就是明确道德边界,即道德实践与实践主体的有限空间明晰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道德批判观,将道德批判作为科学批判的价值引领,使道德批判真正发挥其积极引领功能,在差异性社会中寻求建立共同的利益机制,为重建道德秩序创造良好的基础。

网络舆论的泛道德化及其司法回应

在近年来的"舆情公案"中,网络舆论具有明显的泛道德化倾向,这种倾向可以从案件当事人的身份化、案情事实的情感式想象、评价标尺的道德化、舆论内容的暴力化、超越司法职权的道德期盼五个方面体现。网络舆论泛道德化有着一般性的特定逻辑,案件当事人、网络新媒体、政治权力在这一过程中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网络舆论的泛道德化给司法职权的运行带来了巨大压力,引发现代司法的尴尬处境。现代司法对于网络舆论泛道德化的应对应当包含五个面向:坚持依法裁判、推动司法公开、培育法治意识、解除"体制性束缚"、规范网络媒体。

论道德的多元化与道德的泛化

道德的多元化是西方伦理文化的重要特征，而道德的泛化则是我国儒家道德一元化的表现，中西伦理文化这一两极对立的特征分别有着不同的表现，二者各自由地理环境、经济因素、外部文化环境这些两相悬殊的不同条件而造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必须拒斥道德的泛化而采取道德的多元化立场。

网络泛道德主义之审视:症候、根源与治理

网络泛道德主义是指网络虚拟空间出现的以道德僭越自身职能,以道德理想评判一切事物,以道德归因解释是非成败,以道德话语谋取权益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怀疑主义与悲观主义的社会思潮与行为表现。网络泛道德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既体现了在互联网生存时代人们批判意识的觉醒,对现实的关注热情,隐含了各种复杂的利益诉求;同时也加深了对社会发展的怀疑主义、悲观主义与否定主义的不良倾向,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当前网络泛道德主义的兴起有其深刻而复杂的文化、社会与心理根源。为此,要加强法制建设、进行制度创新以保障和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强化网络生态治理以培育网民的理性参与能力,促进网络空间健康有序地发展。

泛道德化批判现象的当代探析

当前,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一种以泛道德化为特征的批判现象悄然出现,它以片面扩大社会问题的负面效应和给某些社会群体贴"非道德"标签为主要特征,不仅消弱了社会凝聚力,有碍社会制度建设,更为西方敌对势力歪解、扭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可趁之机。因此,探索培养公民理性批判能力的有效途径将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大众媒体涉医舆论“泛道德化”误区探析

"最美医务工作者"等评选将医务工作者推上道德高地,医疗纠纷、医德失范等新闻又将他们推向被批判的深渊,这些都是大众媒体涉医舆论"泛道德化"的表现。以具体的涉医舆论现象为例,列举出以单一伦理标准评判难题、以理想准则评价医患、以个体行为判断行业风貌等"泛道德化"特征,分析了社会情绪爆发、传统道德干扰、媒介伦理失范、公众理性缺失等原因,并从微观、宏观层面提出避免涉医舆论"泛道德化"的策略。

泛道德化批判的归因探究

泛道德化批判是将伦理道德作为价值标准评判一切社会现象的批判方式。在批判过程中以伦理审判和道德训诫取代制度规约,遮蔽了制度的错位或缺失,对非道德领域的盲目否定性批判,易于陷入一种悲观主义或超现实的空想状态。其中,道德自身的柔韧性衍生了泛道德化批判的可能空间;语言表达的能动性强化了泛道德化批判的传播效应;"以德立人极"的德性论激活了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文化基因;道德规则的价值悬设助推了泛道德化批判的现实发生。深入剖析泛道德化批判的成因是有效纠正非理性道德批判,科学运用道德标尺的逻辑前提。

泛科学与泛道德的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创新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为泛道德文化,其科学文化精神虽弱,但却是有的。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文化精神弱的原因,并就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三个具体的策略:一是发扬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为科学扫清道路;二是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同时张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遗产;三是科学与人文的契合。

刑事领域涉性评价“泛道德化”倾向批判——以当下中国大陆为视阈

"泛道德化"之不可取早已成为社会共识,然而,在当下中国大陆的刑事领域中,涉性的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以及学术研究,都存在着严重的"泛道德化"倾向,这种倾向与科学、理性的精神背道而驰,亟待矫正。涉性评价的"泛道德化"倾向之祛除,将依赖于公民的性权利得到正视、强调及落实。

泛道德主义对政治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泛道德主义是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特征,也是治国思想的核心,伦理道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泛道德主义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治国手段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中国社会政治现代化起到极大的负面影响。以史为鉴,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应有更充分、更自觉的历史思考。

周恩来早期思想中的“泛道德主义”倾向

所谓“泛道德主义”,是一种依赖道德的“扩张”而促使社会进化的主张。中国古代士大夫向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可以说是“泛道德主义”。在“五四”前后,这种主张仍拥有不少信奉者和实践者,如形形色色的“新村”、“新民”、“少年中国”的主张,大体上都可归诸“泛道德主义”。

张君劢政治自由主义中的泛道德主义倾向

围绕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理论(包括民主政治理论在内)是否具有泛道德主义倾向,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此语境下,以张君劢个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对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错位、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纠结以及对科学与民主之异化的敏感等方面,以期检视其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及其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