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非一致增长波动经济二次最优完全控制模型

依据完全控制模型理论，给出了宏观非一致增长波动经济最大似然估计参数方法，并给出松驰优化因子和牛顿迭代相结合的求解算法．在估计参数的基础上，给出宏观非一致增长经济均衡轨道性质．

宏观增长波动经济系统均衡轨道

根据宏观增长波动经济二次最优闭环模型理论，在目标函数为水平趋势、指数增长趋势和指数增长波动趋势相叠加的动态目标函数条件下，推导出了模型动态Ｒｉｃｃａｔｉ方程的稳态因子方程，给出了宏观经济系统均衡轨道的解析表达式，从理论上证明了均衡轨道的存在性．

波动经济的货币机理及其政策含义

当一个社会经济处于波动态势,货币当局的以调整高能货币为核心手段的经济政策会遇到困境,或者是缺乏效力,或者导致经济陷于震荡更加加剧的混乱局面.对于经济波动现象,货币经济本身无法提供根本性的解释答案和解决经济波动问题的最终方法和途径.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非对称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基于非对称影响的视角,构建一个融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和经济波动的Mundell-Fleming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各要素的非对称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的抑制效应大于贬值对物价水平的促进效应,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大于贬值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此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大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抑制效应。以上结果均通过稳健性检验。因此,央行需要加强对汇率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的关注,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重解中国经济波动——概念、特征与内涵

本文对中国经济波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进行了重新阐述与区分:冲击是经济波动的来源,而对经济均衡造成扭曲的“楔子”则是冲击传播的机制,二者并不等同,更不能割裂。在厘清相关概念基础上,从产出、劳动、投资和消费四个角度对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核算,结果表明:效率楔子及经由其传播的冲击是理解中国经济波动的首要因素;劳动楔子对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波动和疫情以来的经济运行特征有重要价值;投资的下滑并非是投资楔子恶化带来的,而是与经济基本面高度相关,但投资楔子对理解中国“低消费”特征有重要意义;不同楔子对经济波动的贡献是动态变化的。本研究利用相应市场楔子对现实中摩擦进行概括测算的思想,对指导在结构模型中如何引入摩擦有重要价值,相关结论对宏观政策取向有一定启发。

内循环下的国内价值链长度与经济波动

科学剔除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外循环成分以准确刻画纯国内投入产出关系,基于此测度内循环下的国内价值链(NVC)长度,然后利用中国省市-行业维度面板数据研究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促进内循环下的NVC长度延伸能显著降低中国经济波动水平,其作用机理在于增强产业韧性、激发国内需求及弥补制度环境的不足。第二,当开放度和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较高时,延长NVC长度对经济波动的平抑作用更为显著,在全面扩大开放的当前时期,中国应借助NVC长度提升与GVC地位攀升的战略协同来稳定经济运行。第三,相比而言,提升制造业以及东部区域各行业NVC长度对减缓经济波动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因此,着力延长内循环下的国内价值链长度并合理定位政策举措,是稳定经济的重要手段。

经济周期波动与菲利普斯曲线形态变异:兼论经济回升的路径选择

厘清菲利普斯曲线形态变异的本质机理对于准确把握经济运行规律和确保宏观调控精准施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文章全面识别了中国菲利普斯曲线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形态特征,并就如何采取合意的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经济回升展开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第一,经济增速放缓、通胀单边异动以及全球化向逆全球化转变是导致“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出现形态变异的核心原因;第二,中国菲利普斯曲线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表现为:在经济周期上升或是平稳运行阶段,斜率较为陡峭,而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则呈现出扁平化趋向;第三,不同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回升路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现阶段以价格型货币政策搭配财政政策的渐进调控方式不失为一种引导经济平稳复苏的有益尝试。面对当下产出端与通胀端的双重紧缩压力,适度地矫正“产出—通胀”权衡关系,塑造陡峭的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引导经济沿着安全的路径回升,同时也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古典经济危机重现。

不确定性冲击、金融区制与宏观经济波动

文章通过将金融状态指数作为阈值变量引入门限VAR模型,使用模型内生波动率度量不确定性,研究不同金融区制下不确定性冲击的宏观经济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两种金融区制下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都有正向影响,对利率有负向影响;金融扩张区制下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大,且具有非对称效应;同一金融区制下不同规模和不同方向的不确定性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具有对称性;通过预测方差分解分析得出,不确定性冲击能较好地解释经济波动。在金融紧缩区制下,能够解释约9%的产出波动;在金融扩张区制下,不确定性冲击解释力达到20%。

房价预期对经济波动影响——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从预期视角探究房价预期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构建包含房价预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单期和连续的正向房价预期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分析了预期冲击下限购和限贷政策的调控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房价单期预期冲击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大于未预期房价冲击,并且居民预期形成越早,或居民房价看涨预期持续时间越长,经济波动会越剧烈;当居民持有看涨预期时,限贷政策在削弱经济波动的同时能遏制房价上涨,而限购政策失效。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居民房价预期监测体系,将预期管理引入房价调控政策体系,有助于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平稳性和持续性。

存款保险制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存款保险制度是中国为保护存款人利益作出的重大制度安排,完善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对实现中国金融系统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鲜有文献运用理论研究的方法来分析存款保险制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通过构建包含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摩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讨论了存款保险制度是如何影响银行与企业之间信贷活动,从而进一步影响宏观经济变量的问题。研究发现,存款保险制度能够通过对保费以及赔付比例进行逆周期调节,从而实现平抑产出、消费等变量周期性波动的目标。当银行面临较高风险时,存款保险能有效降低家庭福利损失。未来在完善与发展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和运用存款保险制度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和作用效果,能够更好地实现稳定宏观经济,维护金融安全的目标。

重大事件冲击、经济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百年变局之下,公共卫生事件等重大外生冲击引发了较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深刻影响。鉴于此,本文以历次重大事件冲击为背景,提取不同事件时期下的经济波动率,并将这一冲击引入DSGE系统当中,全面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影响,主要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金融不确定性通常会引发最大的经济波动,而供给不确定性和需求不确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弱,这是因为金融不确定性可以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经济波动。第二,当出现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时,金融系统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回归至均衡水平,但实体经济的恢复则需较长时间。第三,金融摩擦机制能够放大不确定性冲击对金融系统的影响,而价格粘性机制则易于使经济陷入通货膨胀困境,此外,二者的联合作用会使经济长期陷入消费低迷状态。总体而言,应对重大事件冲击的关键在于做好事前应急预案,优化市场基础环境,一方面,在金融市场端要强化信息透明性,减小金融摩擦;另一方面,在实体经济端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功能,弱化价格粘性效应。提高经济系统的自稳定性和培育强大的经济韧性是弱化各类重大不确定性冲击的根本路径。

电炉企业收益变化与经济波动关系研究

经济衰退对电炉企业收益具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电炉企业是我国国民工业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电炉企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国内的工业转型升级,还提高了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电炉企业收益的波动同品牌树立、产品研发、甚至生存都具有较高的关联性,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企业的销售额、市场份额和利润率,从而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影响。为此,研究电炉企业收益变化与经济波动关系。从多个方面分析了电炉企业收益变化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探讨了经济波动对电炉企业收益产生差异性影响,详细描述了电炉企业收益在经济波动情况下的变化规律,以及电炉企业收益变化同经济波动下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研究发现电炉企业发展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宏观经济波动与中国货币政策应对

2022年以来,美联储开启新一轮加息,这一政策变动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为全面阐释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利用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全面评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研究显示:第一,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通常是在重大事件窗口期产生传递效应,而在常态化时期基本不会产生影响;第二,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动的反馈较弱,但通货膨胀和跨境资本流动对加息冲击的反馈较为灵敏,因此,应警惕由美联储加息引发的通货紧缩效应和资本外逃风险;第三,在政策应对层面,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早期倾向于采取被动的“顺风而动”型调整以避免较大的经济波动,而随着经济体量逐渐上升,政策调整逐渐转向“以我为主”的主动型调节;第四,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后疫情时期的回升阶段,加息冲击对宏观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影响较弱,这为“以我为主”型的宏观调控争取了宝贵空间,同时也为经济平稳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政府应理性看待并正确认识现阶段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综合影响,货币政策仍应坚持“以我为主”,为实体经济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并不断扩大自身经济体量,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打造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提高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化经济发展韧性,最终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企业不确定性感知、金融加速器效应与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金融摩擦和异质性风险偏好的DSGE模型,研究不确定性冲击以及企业风险感知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摩擦会放大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产生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而企业风险规避会减弱这一效应,风险规避企业的比例越高,对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弱化效果越强。原因在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会引发管理层风险规避,降低违约率、融资溢价的上升幅度以及投资支出的下降幅度,弱化金融加速器效应。风险厌恶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上升幅度越小,投资支出和杠杆率的下降幅度也越小,从而缓解不确定性冲击带来的经济波动。福利分析表明,企业风险规避可以缓解金融摩擦导致的投资和产出波动,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进一步推动金融体系改革,提升企业风险规避意识、金融市场配置效率以及促进我国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居危则思安:宏观经济波动之下大学专业偏好的结构变迁

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我国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与结构矛盾也随之凸显。在大学专业选择领域,宏观经济波动投射至升学者行为决策之中,会对其专业偏好产生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涵盖专业学科属性与职业路径在内的综合分析框架,基于2017-2021年“双一流”建设高校全国招生录取数据库,实证考察宏观经济波动之下大学专业偏好的结构变迁。研究发现,在经济信心受挫且劳动力市场不稳定的情境下,升学者对于体制亲和型专业的偏好显著抬升。与之相异,市场亲和型、就业路径多元型专业因缺少稳定职业预期和制度性保障,升学者对此类专业的偏好出现了显著下滑的态势。

商业银行税负、信贷规模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分析

商业银行是经济活动的金融中介,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PVAR)模型考察商业银行税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税负显著降低了信贷规模,对经济波动的直接冲击效应显著且存在一定滞后性。同时,信贷渠道会放大商业银行税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该冲击效应要远大于银行税负的直接冲击效应。在结构性减税背景下,应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总体税负、强化税收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充分释放税收“红利”,从而降低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社会稳定的关系研究

经济运行与社会稳定之间具有复杂的联系机理。文章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具有不均衡性,总产出增长对社会矛盾总体具有缓和作用,但激发了刑事犯罪发生;消费规模扩大会导致民商事纠纷增加,投资增长有利于提升社会矛盾化解能力,贸易增长有助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产出波动会导致侵犯公民权案件增速变化,适度的通胀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建议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社会矛盾预防和治理并重,合理设定经济发展目标,加强消费监管,加大对政法设施投入力度,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推动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经济周期波动对信用评级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国债券市场背景,使用2008—2021年的非金融企业主体评级数据、2012—2021年的商业银行主体评级数据,实证考察了经济周期波动对评级机构信用评级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行为存在顺周期性,即在经济繁荣时期评级机构倾向于高估企业主体评级水平,在经济衰退时期评级机构倾向于低估企业主体评级水平。当信用评级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时,信用评级机构的顺周期评级行为更为明显。

数字金融、金融市场化与经济波动

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和面板门限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探究数字金融影响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化水平对经济波动产生影响的机制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经济波动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伴随着双重门限效应。数字金融在水平较低时会对经济波动有助推作用;在超过第一门限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波动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在数字金融高于第二门限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波动的边际抑制效应有所下降。数字金融通过削弱金融发展的“金融减速器”效应和降低直接融资水平,削弱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对经济波动的平抑效果。因此,应合理引导数字金融发展,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的步伐,以实现数字金融对经济稳定增长的积极作用。

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波动

近几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持续攀升,国内经济也由量的发展转向质的提高,那么明确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则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中国2001年1月至2022年12月的数据构建VAR模型和“BK”溢出指数实证研究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周期性特征。研究表明:第一,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和跨境资本流动增加都会导致中国经济波动加剧;第二,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会促进跨境资本流动;第三,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存在差异,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主要发生在短期(半年内),而跨境资本流动在短期和长期(半年以上)均对经济波动产生不利冲击。因此,相关部门需强化不同周期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针对不同周期下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实施相对应的措施,并完善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监测体系,以实现经济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