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化的智慧——波塔利斯、法哲学与中国民法法典化

民法典是"良法"和"善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立法先行的关键是提高立法质量。就此而言,波塔利斯的法典化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对于今天中国的民法典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法典的民族性强调法律必须适应它所针对的人民的特征、习惯和情况,必须尽可能地保留民族的法律传统。家庭是民法典的支柱之一,立法者对家庭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必须具有足够的敏感性。法典的开放性要求立法者避免预见一切和规定一切的企图,保持对判例、学理、习惯等其他法律渊源的开放性。而法典的实用性要求行文上采取清晰、简洁和易懂的文风,对科学性和逻辑性的过分追求可能损害法典的生命力。法典体现着智慧、正义和理性,法典化的智慧尤其表现为对过度的避免和立法的谦卑与节制,明确立法权力的边界。在立足中国实际并借鉴比较法经验的前提下,未来的民法典将可能是法治中国所能"给予和接收的最伟大财富"。

法国民法典制定的程序问题研究

法国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始于大革命时期,康巴塞雷斯先后起草了三部草案;但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局势,这些草案在议会的审议过程中最终都宣告流产。拿破仑执政后,行政权取得了主导性地位,政府设立了起草委员会,任命了波塔利斯等四名杰出法学家起草民法典;波塔利斯是委员会的核心。起草委员会完成草案的起草工作后,发给司法机构征求意见。随后,草案被提交到行政法院进行了仔细的修订,拿破仑本人主持了其中半数以上的会议,并就婚姻、家庭、收养等重要制度发表了个人意见。为了顺利通过,行政法院将民法典草案拆分为36部法律,并与议会建立了非正式的沟通机制。就议会审议环节而言,立法权被拆分为三个机构,并不断受到削弱;当民法典草案遭遇阻力后,拿破仑以强有力的政治意志介入,对议会进行改组;最终,民法典草案得以表决通过,法国民法典终得以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