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儒家:全球儒学的第三次浪潮

作为东亚及现代西方批判性学术圈子内的一种传统,儒家的定义一直颇受争议,本文将从其争议性的定义开始回顾。很多学者认为Confucianism是一个英文专用语,而在中国战国时期所产生的儒学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中并没有相类似的概念。当然,宋代以前(960~1279)的中国学者可以确认他们自己是儒教徒或儒生,而非佛教徒和道教徒。宋代的儒学复兴被普遍认为是在儒家历史上第二次大浪潮,它甚至冲向了中国海岸以外的朝鲜、越南和日本。只不过,正当儒道(the Confucian Way)看似即将在外部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挑战和内部激进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的双重压力下而在中国消亡之时,一批中国学者在20世纪初开始了一场儒学运动的复兴与改革。这次复兴就好比儒学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儒家/儒学能在整个东亚复兴吗?如果能的话,那么现代化的儒家将是什么样子呢?经过三代的复兴,经过改革和更新了的现代新儒家正在整个东亚地区发展起来,并且成为一次多样化的、重要的哲学和文化运动。另一个引发兴趣的问题是儒家能否从东亚移进北美和欧洲?儒家会否在波士顿、北京、上海、香港、台北、首尔、京都以及东京成为一种可移动的智性传统(portable intellectual tradition)?初步答案是肯定的,儒学确实可以在21世纪的哲学和宗教辩论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查尔斯河畔的儒家

查尔斯河畔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深具影响的重要学者,有赵元任、陈容捷、费正清、史华兹、杨联陞,有列文森、余英时、魏斐德、罗思文、杜维明等等,这些人代代相传、桃李天下,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美国的中国研究。不仅如此,哈佛的中国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也影响了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陈寅恪、汤用彤、周一良、梅光迪、吴宓等等都曾在哈佛求学,其他国家的不少汉学家也是哈佛的学生。日益开放的中国,与时俱进,也在不断塑造儒家的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儒家。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和不朽的普适性价值,是世界的宝藏,值得永远尊重和传承。

波士顿儒学:西方宗教学家对儒学的现代重构——以南乐山为例

美国学者南乐山以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符号学为基础,对荀派的"礼"的学说赋予符号学的体系。此外,在泛基督教的背景下,南乐山提出"母题分析"的文化比较学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儒学中的母题与其他文化中的相同母题进行了比较研究。

儒教的“救世神学”:论波儒对“礼”符号的“理”性解读

波士顿儒家认为'礼'是文明符号也是行为符号,他们对'礼'的诠释主要源于荀子的'礼'和荀朱二人的'理',同时融入了基督教神学'神圣契约'(divine covenant)的思想,以及西方现代实用主义的元素,特别是皮尔士'符号学'(semiotics)的理论。波儒以其特有的儒耶之结合,理性之构架,及后现代之视域,试图构建一个既突出传统的礼乐教化又代表现代的伦理道德共同体,凸现一种超越东西文化的差异,化解儒耶传统的对置,具有'普世取向'的综合的价值信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