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见证人波德希沃洛夫(科拉)二战后在南京踪迹考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见证人、无国籍的尼古拉·波德希沃洛夫(Nikolai Podshivaloff),被日本总领馆石川硕文(W.Ishikawa)“军统”调查员、检察官指认为“汉奸”,但经民国首都高等法院审理,认为无具体事证认定其有“汉奸”行为,宣告其无罪。此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未见对其再有报道、记载。本文对波德希沃洛夫二战后在南京的踪迹进行考证,以廓清这位曾救助中国难民的外国友人疑云。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波德莱尔——论本雅明《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

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本雅明批判波德莱尔过分夸大了作者和作品独立性的革命力量:波德莱尔迷恋诗歌暴动和现代主义英雄对社会的破坏性,而不知革命的真正力量是无产阶级;闲逛拱廊街和移情人群,看似是对劳动异化的反抗,实际已沦为出卖劳动力的商品;为实现艺术自律而提出的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因生产脱离社会现实的虚假意象反而壮大了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声势。本雅明超越了波德莱尔,转变为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旨在发动一场真正的技术革命,以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试析波德莱尔笔下“美”的意象

波德莱尔是19世纪法国最著名人的诗人之一,作为审美现代性的开创者,其独特的美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美》和《献给美的颂歌》两首诗中的“美”的意象,解读波德莱尔对美的认知。

波德莱尔的“应和论”与中国生命美学

启蒙运动理性的非理性发展造成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的分裂。赓续浪漫主义要求恢复人之为人的完整性的主张,波德莱尔提出了作为现代性思想结晶的“应和论”,以期弥合人与世界的分裂,实现宇宙万象的和谐统一。作为波德莱尔诗歌创作与文艺理论的核心,“应和论”具有丰富的思想意蕴,并产生了绵延的效果历史。百年来,学界围绕“应和论”的思想渊源、理论内涵、历史效果、比较研究,以及评价等论域进行了深入阐释。但是鉴于波德莱尔是“现代性”概念的始作俑者,其“应和”思想关涉现代性的基源问题,并引发了后世的“问题美学”现象,亟须拓展新的视角对其进行多维阐释。中国真善美合一的生命美学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借鉴中国生命美学思想,可以为走出审美现代性的困境,实现人类美的生存贡献中国思想智慧。

新陈代谢断裂与大地伦理学的经济主义批判——基于奥尔多·利奥波德《环河》的分析

现代生态学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有其内在的物质能量新陈代谢循环规律,健康的土地生态系统有其自我更新能力。奥尔多·利奥波德的《环河》通过讲述现代工业化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模式违背土地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转换规律,造成土地生态系统能量流动新陈代谢断裂的生动故事,深刻揭示了土地新陈代谢断裂之“殇”的经济主义根源,提出要进行符合生态学逻辑的价值观变革和现代生态保护意识的培育。生态价值观的确立和生态良知的养成是生态伦理学的必然价值旨归。奥尔多·利奥波德的《环河》代表现代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具有生态文明时代的伦理启蒙意义。

对立中的统一:利奥波德的占有观与环境伦理

美国“环境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其自然文学写作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占有”的热衷,这一做法与西方环境伦理学对“占有”的批判形成反差,同时也与其自身倡导的土地伦理思想存在矛盾。利奥波德令读者颇感不安的“占有”主要体现在他对“巨大的财产”的书名选择以及广泛使用的所有格代词上,但基于文本分析发现,利奥波德占有的“财产”绝非物质意义上的支配对象,其占有观在跨越了早期的消极占有后,转向对征服性占有的批判,再到对积极占有涵义的拓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他不反对拥有所有权,但更看重占有者与占有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他认为,占有对方的同时也被对方占有,而这种相互的占有需要爱、义务、责任的维系。利奥波德的环境伦理思想经历了从功利保护观到整体生态观的转变,并最终形成了强调权利与义务并重的土地伦理观,其占有观与其环境伦理思想的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对利奥波德占有观进行准确辨析,能够为当前环境保护提供更具辩护性的伦理基础。

波德莱尔与穆时英的现代都市空间书写

20世纪末,文艺理论界研究呈现出“空间”转向趋势,从法国学者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理论到后继者亨利·列斐伏尔及米歇尔·福柯的空间哲学论,空间研究浪潮席卷整个西方文化界,也随即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城市,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现代空间,是都市文学的生发之地,其中备受空间批评关注的议题是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个体在城市中的现代化体验。19世纪法国象征派先驱夏尔·波德莱尔以“恶中掘美”的视角开创了巴黎诗歌的新纪元,20世纪初中国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穆时英则是上海都市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他们的作品均描绘了城市的空间线条,记录了不同群体独特的空间体验,也揭露了隐藏在都市现代化繁荣背后的危机。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和所处时代的不同,他们的城市书写又展现出各自的特色,从美学角度和人文角度对城市空间书写进行了探索和创新。由于巴黎和上海是阐释性较强的城市意象,因此两位作家的都市书写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法空间文学比较提供了新的议题。

论波德莱尔对第三代诗人的影响——以海子、张枣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经由1957年《译文》杂志选登的波德莱尔的译诗及评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诗人中激起了意想不到的诗学波澜。一方面,波德莱尔用严整的形式和“矛盾修辞”来表达复杂情感状态的手法,让先锋诗人迅速找到了为自己不安的灵魂“赋形”的方式;另一方面,他关于绝对意义上人性与伦理之“恶”的洞见,对先锋诗人的“人观”形成了冲击,瓦解了他们原有的善/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波德莱尔与大都市的神经生活

波德莱尔是一位完全属于现代大都市的诗人,不过,在《艺术家的悔罪经》这首作于小镇海边的散文诗里,他却抒发了自己面对自然之美时的震惊和苦恼。这样一来,对大都市的归属或许也是对自然的逃避,这同那种反对现代文明的浪漫主义陈腔滥调恰好相反。在对齐美尔的大都市哲学进行批判性阐释的过程中,马西莫·卡奇亚里发现了神经生活,即现代个体的生存样态,这反过来也解释了波德莱尔为何最终逃离自然、返回大都市。大都市的神经生活不仅是波德莱尔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现代思想的根本处境。

媒介美学视域下格罗塔对波德莱尔的重新阐释

挪威学者玛丽特·格罗塔通过回顾19世纪视觉新技术的特殊性和历史性,重释了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和散文著作。波德莱尔不仅被其时代的图像崇拜所吸引,而且反思了该景观所塑造的观看/凝视、构图和解释行为。通过考察波德莱尔的作品与报纸、照片、光学玩具和前电影器具等新媒介的关系,格罗塔发现:波德莱尔自觉运用着媒体的决定性质素(蒙太奇和运动性),并将它们作为感知的工具和人与世界之间的界面。因此,现代性美学中的感知范畴是新媒体景观中介的结果,而非肉眼观察下的自然形态。漫游者的凝视事实上是一种媒介化的体验。

从女性形象塑造看波德莱尔与戴望舒的美学思想

夏尔·波德莱尔被公认是象征主义诗歌的鼻祖,其代表作《恶之花》被奉为象征主义的开山之作。戴望舒是我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其诗歌创作深受波德莱尔的影响,从主题到艺术手法都有对彼德莱尔明显的继承痕迹。两个人的作品都对女性有着细致入微的描写,采用象征主义的形式和表现手法,塑造出不同风格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既是他们情感的表达,也是两个人美学思想的体现。但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接受的文化的不同造就了二人艺术风格上的差异。波德莱尔颠覆传统文艺美学,倡导从恶中发现美,在矛盾对立中凸显现代性审美。戴望舒将西方象征派诗歌的朦胧美和中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古朴、典雅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美学色彩。

现代诗歌中的审丑倾向--浅谈波德莱尔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新诗要解放,还得向“外”看。从五四时期起,外国诗歌的输入就成为了推动中国诗歌现代化转型不断深化的源泉力量。我们主动接受西方理论思潮并投诸实践,同时在内外对话的演进中回答新诗命题并以此形成和发展自身诗学观念。本文将以现代诗歌史中对新诗流派影响极大的外国诗人波德莱尔为例,探讨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在诗歌审美方面对中国新诗之“新”做出的重要贡献。由于受其影响者不胜枚举,故在此仅通过分析三位诗人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的代表性作品,试图从里找出不仅是形式和内容,更是思想上的较之过去的颠覆性转变。而这种转变往往会对固有思维模式与传统叙事结构的整个框架地基在逻辑层面造成桥接中的裂缝,从而富有冲击力地带来某些难以接受的现代性悖论。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诗歌生命迎来了墙角开花的新契机。

试析《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波德莱尔印记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因为其作者林奕含而得到关注,现今更因为其对儿童性侵犯和家庭暴力的书写而活跃于大众的视线。人们开始注意到女性在成长阶段和婚姻生活中可能受到的伤害并思考应该如何减少这类悲剧的再发生。除了社会意义,《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也展现了林奕含极强的文学功底,经典文学典故信手拈来,令人惊叹的修辞及词藻层出不穷,她以细腻的笔触游走于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之中,将读者带入少女房思琪被摧毁的“乐园”。本文从小说的文学性出发,试分析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通感、象征以及审丑美学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印记。

鸡波德特氏菌病的研究

１９９５年９月在陕西咸阳首次发现鸡的波德特氏菌病。病鸡以流浆液性鼻液、眼睑肿胀、眼睛流泪及呼吸困难为特征。不同年龄的鸡均可感染，幼龄鸡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高于成年鸡。分离菌的２４ｈ肉汤培养物（０．２ｍＬ）感染小鼠及豚鼠可于２４ｈ内引起死亡；经鼻感染６０日龄鸡复制出了与自然病例相同的临床表现，病死率６０％，并回收到了接种菌。本文对分离的波德特氏菌的培养特性、形态特征、致病性、抗生素的敏感性、灭活苗的研制及免疫防制进行了深入研究。

拆解消费的神话——波德里亚《消费社会》读书札记

通过解读波德里亚《消费社会》,我们可以了解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及其后果。在现代社会中,盲目拜物教和对符号象征性的消费,看似一场解放欲望的“革命”,但其极端化趋势必然导致社会生态平衡的丧失和人类精神的异化。对此,人们需要引起足够的警觉。

波德里亚论被消费的休闲

随着后工业时代和消费社会的来临 ,包括旅游在内的休闲活动也被彻底地裹挟进大众消费之中。波德里亚认为 ,在消费社会里 ,休闲已经成为文化记号和被消费的对象。休闲是不可抗拒的责任伦理。因此 ,休闲和休闲中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反思波德里亚:我们如何理解消费社会

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已成为国内批判性理解消费社会的理论基础,但他不是从对社会体制的合法性及其规范论证的角度去讨论消费社会,而是从符号学的经验分析和人的本真性诉求去批判消费社会。这样的思想样式注定了他对消费社会的否定是非法理性的;他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是传统批判理论之审美主义批判的延续和变种。鉴于审美主义批判已在国内的思想界演变成为一种阻碍社会理性批判的文化氛围,应谨慎对待波德里亚并进而廓清他在国内思想界的影响。

波德里亚对技术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批判

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波德里亚对现代技术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和富有特征的批判。其批判性的成果主要针对三个方面来展开,即现代技术本身的性质、技术社会与消费主义的内在联系以及现代技术的本质在大众媒体中的完成。这三个方面的批判性分析在一定的意义上汲取了马克思学说的灵感,并承继着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但其基本性质乃是后现代主义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虽然波德里亚对现代技术社会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切中肯綮的,但却包含着明显的理论局限性他的批判从根本上来说缺乏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基础,从而使这一批判最终归于疏阔散宕。

波德莱尔作品汉译回顾

对大量原始材料的钩沉和梳理,描述和分析,波德莱尔作品自上世纪20年代初引进中国以来的翻译历程,并结合社会文化的历史背景,探讨该历程盛衰转折的深层原因。笔者在指出目前存在问题的同时,对今后波德莱尔作品的翻译走向提出希望。

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及其生态环境学意义

利奥波德土地伦理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1)提出了土地共同体概念并把伦理范畴扩展到人与土地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建立一种正确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2)构想了“生物区系金字塔”理论模型,借用生态学范畴(如“能量流”和“食物链”等)来说明自然体系的复杂性及运行机理。土地伦理观以生态学视角重新审视自然有机体,深化了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并推进了美国和世界的环保实践。通过引证和逻辑分析方法,在概要介绍土地伦理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对其生态环境学意义提出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