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微观影响效应研究:惩罚还是激励?——对绿色信贷政策波特效应的再检验

本文以2012年原银监会《绿色信贷指引》出台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政策的出台,重污染企业投资和负债规模均明显下降,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显著提高,说明绿色信贷政策的惩罚效应和波特效应得到了验证。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倒逼企业技术创新、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该项政策提高了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受到抑制。异质性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所有制和企业规模不同,绿色信贷政策影响效果也存在差异。对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所有制为国有且规模较大的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对投融资的惩罚效应更加明显,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波特效应——基于试点区域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

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双赢是亟待检验的实践问题,现有研究缺乏从“企业视角”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政策效果的研究成果。文章从能源投入约束条件、投入要素、节能约束条件三方面对DEA模型进行了改进,分别构建了检验“命令-控制”政策和用能权交易制度波特效应的理论模型。以用能权交易制度试点区域114家能源密集型企业为实证研究对象,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能源投入为投入变量,以总产值和废气排放量为产出变量,应用改进的DEA模型分别检验了“命令-控制”政策和用能权交易制度在企业层面的波特效应,并对检验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用能权交易制度下,每年所有企业的平均经济潜力和节能潜力均为正,且企业整体的平均经济潜力比“命令-控制”政策下企业整体的平均经济潜力高出的比例为0.4%,相当于所有企业平均每年的总产值增加120亿元,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能够在企业整体层面实现波特效应,且相比“命令-控制”政策,实施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产生更大的波特效应。②用能权交易制度在企业个体层面的政策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各企业的年均节能潜力为正,但部分企业的年均经济潜力出现负值,且86家企业的年均经济潜力低于“命令-控制”政策下企业的年均经济潜力,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无法在企业个体层面全面实现波特效应,且其政策效果不一定优于“命令-控制”政策。③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下,各企业的波特效应与企业的实际能耗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波特效应研究——基于中国11个试点省市的数据

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是亟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基于市场机制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已经试点十余年,排污权交易是否实现了"波特假说"提出的环境和经济双赢呢?使用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将2007年的11个试点省市设为实验组,通过构造两个DID模型分别对排污权交易的经济效应和减排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排污权交易在我国试点地区实现了"波特效应",但效果较弱;分区实证表明西部地区的"波特效应"强于东部地区。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触发“波特效应”的异质性分析——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

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基于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未考虑地方政府竞争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触发“波特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表现为抑制技术创新,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无法发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当考虑地方政府竞争时,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均表现为抑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说明地方政府官员在面临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选择时,更多选择后者,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基于此,应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以发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充分利用公众的力量和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以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价值视角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波特效应的再检验

将2013年6月开始在7个省市实行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1-2018试点行业的上市企业为平衡面板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否能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价值,以检验“强波特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不能通过促进试点地区上市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企业价值,实现波特效应;分地区检验发现,只有在北京市能实现波特效应,在全国及其余省市均无法实现波特效应。碳排放初始配额分配过多导致的碳价过低是主要诱因。应鼓励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企业价值。

污染物排放标准提升触发了“波特效应”吗——来自中国水污染企业的微观证据

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基础的环境规制工具,其“以新代旧、以严替宽”的动态提升过程是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手工收集整理中国2005—2013年出台的60项行业型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信息,利用同期中国水污染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标准提升能否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触发“波特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标准提升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2.28%,且该影响在达标压力高的企业、融资能力强的企业和执法力度强的区域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企业通过内含于设备升级改造的物化技术进步、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和管理效率的方式实现绿色转型。进一步地,标准提升虽然未能增加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但是显著提高了企业专利质量;同时,受冲击行业的技术改造需求间接诱致其上游装备制造业的绿色专利研发,“波特效应”向上游产业溢出。

排污权交易机制与企业利润:波特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作为中国利用经济激励手段治理环境污染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企业发展存在显著影响。但针对排污权交易机制如何影响企业利润的研究仍较为匮乏。本文在收集整理排污权交易机制试点城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探索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是呈现波特效应还是挤出效应。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企业利润提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促使企业降低劳动力使用量的同时,加大了企业资本投资额度。以上研究结论不仅有利于梳理近年来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逻辑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还将为排污权交易机制落实提供政策支持与建议。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能否通过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进而发挥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作用?这是当前亟待检验的问题。该研究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用能权交易制度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用能权交易制度能显著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②进一步甄别融资机制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加大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缓解市场融资约束以及强化企业研发投入等多方协同的融资模式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产出;不同融资机制的驱动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市场融资约束的机制效应最为显著,其次为政府补助,企业研发投入和税收优惠的机制效应较小。③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省份对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响应不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浙江省和福建省低碳技术创新发挥显著的驱动作用,而对河南省和四川省的作用效果不明显;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因产权性质、行业耗能、企业规模等企业特征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对于耗能水平较高的行业、规模较大的国有类型企业,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显著。该研究立足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视角,为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并指出用能权交易制度效能的发挥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多方协同发力,为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体系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和污染减排的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创新选择的理论模型,揭示严格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同时产生创新补偿效应、遵循成本效应的理论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创新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以“十二五”期间政府实施“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为准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上述理论进行验证。研究发现,“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这一节能低碳政策能够产生较为明显的“波特效应”,在降低企业污染排放的同时倒逼企业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效应,是节能低碳政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与高融资约束企业和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节能低碳政策在低融资约束企业和资源型城市中更容易产生“波特效应”。拓展分析发现,伴随节能低碳政策强度由低到高,企业技术创新呈“先降—后升—再降”的倒S型特征,即存在一个“最优政策强度”区间。本文为完善节能低碳政策体系提供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依据与微观证据。

绿色金融、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绿色金融是推进“双碳”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金融手段。基于我国2007—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讨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在一定程度上技术创新起到了反向调节的作用,波特效应不明显。因此,应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环保“费改税”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吗

绿色创新是实现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推动力,科学研判环保“费改税”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将为绿色税收体系的优化提供实践证据。文章基于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8年环保“费改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讨内在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环保“费改税”的实施促进了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并且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明显,但对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影响不显著。分析表明,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是通过新增绿色创新实现的,而是挤出了原有非绿色创新。

环境审计能促进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央企审计结果公告的分析

既有研究主要分析公司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鲜有文献将环境信息不对称纳入分析框架中,探究环境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根据2010-2018年审计署发布的央企审计结果公告,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环境审计工作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机关实施的环境审计不仅可以直接倒逼国有企业从事绿色专利研发活动,还能缓解环境信息不对称,强化外部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环境审计倒逼的绿色专利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公众环境关注和市场化水能够有效强化环境审计的绿色创新促进作用;在竞争强度更高的行业,环境审计能够促进更多的绿色创新。

中国碳排放交易权机制的政策效果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

在控制地区环境规制等重要解释变量下,检验碳排污交易权试点机制在中国是否能促进我国的低碳经济转型.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局DEA框架下,考察期内,碳排放交易权试点省份与非试点省份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从潜在双重红利来看,相对于试点省份,非试点省份的减排手段缺乏灵活性,其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仍有较大的释放空间.基于核匹配双重差分模型的政策效应分析可知,碳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现阶段碳排放总量,但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微弱;碳排放交易权试点政策并没有提高试点省份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对技术进步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碳排放交易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技术创新的"弱波特假说",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强波特假说"并未显现,碳排放交易权机制应该是我国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必要措施.

环境规制、市场势力与企业创新

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面临环境规制时可以通过研发创新实现波特效应,也可以通过转嫁合规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本文利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系统地评估了环境强监管对具有不同市场势力的上市公司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研发创新,市场势力本身与企业创新呈现倒“U”型关系,同时市场势力显著抑制了新《环境保护法》的波特效应。

化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

选取沪深两市2011年-2014年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8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环境绩效用单位营业收入排污费来衡量,财务绩效用总资产净利率来衡量。考虑到财务绩效的影响因素不仅有环境绩效,所以加入了公司规模等控制变量。分析结果显示,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关系,环境绩效的改善可以帮助公司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企业可以在生产经营的同时主动地去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实现环境与经济绩效的共赢。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不同排污规模企业的影响研究——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

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是我国2007年实行的一项重要的市场化环境管理手段。客观评价其对试点地区不同排污规模企业减排与产出的影响,不仅对于该政策的实施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够对其他地区控制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以及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作用。本文首先在D-S垄断竞争框架下分析了排污权交易对地区减排与不同规模企业产出的影响;然后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以排污权交易政策正式生效时间2010年为分界点,利用PSM-DID的方法检验排污权交易对试点地区污染减排的有效性,以及该政策对试点地区大型与小型工业企业产出的影响。本文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有效减少了试点地区工业SO2排放,但是降低了试点地区工业GDP。从企业规模角度来看,该政策促进了试点地区大型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并降低了小型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仅在大型工业企业提高了减排效率,实现了波特效应。本文的发现为中国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产业动态集聚与地区生产率增长

生态保护与地区生产率之间可以实现双赢吗?两者之间又存在何种联系机制?本文以2002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划定方案》的实施作为环境规制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环境规制对地区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以产业动态集聚作为中介变量解释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方案的实施提高了环境未达标城市的生产率,而且产业的动态聚集进一步强化了政策的积极影响,但表现出一定时期的滞后而呈现近似"U"型的非线性变化。同时,环境规制也并未降低城市的集聚水平,而仅在初期减缓了企业净流入的速度。结果还显示,环境规制对城市的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却有力地推动了技术进步。通过分样本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工业城市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中国"波特效应"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为环境规制政策的积极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

知识溢出、产业聚集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产业的发展和动态演进与知识溢出密不可分。不同的知识溢出方式对产业聚集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分析知识溢出对产业聚集的影响方式,进一步探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在中国,区域产业发展效应不是通过专业化和多样化效应,而是通过波特效应即竞争效应体现出来。竞争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产业向发达地区的转移,从而加剧了区域经济的差距。为此,应进一步明确区域间产业分工的布局,改善知识溢出的渠道和方式,提升企业知识水平和吸收能力来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开征环保税会影响企业TFP吗——基于排污费征收力度的实证检验

在测算地区排污费征收力度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分析排污费征收力度与企业TFP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排污费征收力度加大对企业TFP产生负向影响,呈现“挤出效应”,开征环保税可能不利于企业TFP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影响在小城市及非政策关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地方环境法规出台及公众诉求有助于修正这一负向影响。因此,修正地方政府决策偏离,避免环保工作“一刀切”,对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对污染行业僵尸企业的处置效果

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在基于松弛的方向性距离函数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础上,采用多期DID方法实证检验了清洁生产标准实施这一环境规制政策对污染行业僵尸企业处置的影响及微观机制。通过一系列平行趋势检验、政策自选择问题处理、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因素和安慰剂检验,得到了稳健可靠的结论:①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对僵尸企业的复活和退出都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分别使得僵尸企业复活和退出的概率增加了1.7%和0.7%,相对于对照组平均水平,相对效果分别提升了10.8%和9.3%。②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对僵尸企业处置的影响存在企业污染密集度、企业所有制以及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对重污染行业、非国有僵尸企业复活和退出都有显著影响,但对轻污染行业、国有僵尸企业影响不显著。对大规模僵尸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复活作用,而退出效应更多地体现在小规模僵尸企业。③地方财政分权水平的提升,加剧了地方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抑制了清洁生产标准实施的僵尸企业处置效果。④微观机制方面,清洁生产标准实施显著增加了企业污染治理成本,并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合规成本效应和波特效应的发挥促进了僵尸企业处置。针对相关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是,在推动僵尸企业处置、实现全面绿色转型背景下,要求在当前颁布的清洁生产标准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清洁生产标准覆盖行业,不断完善清洁生产标准体系。研究结论还凸显了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中央在环境治理方面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实现地方财权事权匹配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