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交易权机制的政策效果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

在控制地区环境规制等重要解释变量下,检验碳排污交易权试点机制在中国是否能促进我国的低碳经济转型.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局DEA框架下,考察期内,碳排放交易权试点省份与非试点省份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从潜在双重红利来看,相对于试点省份,非试点省份的减排手段缺乏灵活性,其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仍有较大的释放空间.基于核匹配双重差分模型的政策效应分析可知,碳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现阶段碳排放总量,但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微弱;碳排放交易权试点政策并没有提高试点省份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对技术进步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碳排放交易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技术创新的"弱波特假说",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强波特假说"并未显现,碳排放交易权机制应该是我国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必要措施.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能否通过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进而发挥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作用?这是当前亟待检验的问题。该研究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用能权交易制度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用能权交易制度能显著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②进一步甄别融资机制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加大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缓解市场融资约束以及强化企业研发投入等多方协同的融资模式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产出;不同融资机制的驱动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市场融资约束的机制效应最为显著,其次为政府补助,企业研发投入和税收优惠的机制效应较小。③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省份对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响应不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浙江省和福建省低碳技术创新发挥显著的驱动作用,而对河南省和四川省的作用效果不明显;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因产权性质、行业耗能、企业规模等企业特征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对于耗能水平较高的行业、规模较大的国有类型企业,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显著。该研究立足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视角,为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并指出用能权交易制度效能的发挥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多方协同发力,为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体系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和污染减排的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创新选择的理论模型,揭示严格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同时产生创新补偿效应、遵循成本效应的理论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创新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以“十二五”期间政府实施“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为准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上述理论进行验证。研究发现,“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这一节能低碳政策能够产生较为明显的“波特效应”,在降低企业污染排放的同时倒逼企业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效应,是节能低碳政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与高融资约束企业和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节能低碳政策在低融资约束企业和资源型城市中更容易产生“波特效应”。拓展分析发现,伴随节能低碳政策强度由低到高,企业技术创新呈“先降—后升—再降”的倒S型特征,即存在一个“最优政策强度”区间。本文为完善节能低碳政策体系提供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依据与微观证据。

企业价值视角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波特效应的再检验

将2013年6月开始在7个省市实行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1-2018试点行业的上市企业为平衡面板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否能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价值,以检验“强波特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不能通过促进试点地区上市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企业价值,实现波特效应;分地区检验发现,只有在北京市能实现波特效应,在全国及其余省市均无法实现波特效应。碳排放初始配额分配过多导致的碳价过低是主要诱因。应鼓励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企业价值。

环境权益交易如何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论与经验证据

本文以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作为环境权益交易的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中国工业企业环境统计与企业专利数据库匹配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环境权益交易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显著降低了企业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强度,产生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该效应在成熟期或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大气污染行业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更强。机制检验表明,排污权交易通过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促进污染减排;排污权交易激励企业能源消费替代和提升能源效率,通过减源效应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基于创新效应的协同路径主要来自弱波特和强波特效应,不仅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能力,还通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协同推进减污降碳。进一步分析发现,排污权交易主要通过降低能源消费强度有效提升减污与降碳系统协同程度,在推动减污降碳的同时带来经济社会效益,从而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此外,排污权交易产生的协同降碳效应会导致碳配额超发,碳市场需要对碳配额分配实施协同规制。本文为将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手段融入“双碳”目标战略的政策体系中,通过市场机制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