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1～13世纪卫藏佛教艺术中的有关波罗艺术风格

11～13世纪卫藏与波罗艺术有关的佛教艺术明显存在两种风格:一是波罗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受到东印度波罗王朝佛教艺术的影响,可能在"前弘期"就已经存在,并且于"后弘期"初期再次进入卫藏,传入的路线也许不只一条,这种艺术风格一直延续到13世纪初期;另一种艺术风格形成于卫藏地区,主要受到西域、中亚佛教艺术的影响,被称为中亚——波罗风格,是通过于阗的艺术家或者是在来自中亚的艺术家的参与下完成的,在其传入卫藏的过程中西藏西部地区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中转作用。

11世纪卫藏地区艺术多元化交融历程之映像夏鲁寺11世纪艺术编年史考述

11世纪的夏鲁寺壁画艺术分为1020年代、1040年代以及1080年代以后三个发展时期,经历过三种风格的演变与叠加,首先是波罗—中亚艺术风格中的早期“萨玛达类型”,中期出现直接来自印度的相对纯粹的波罗艺术风格,后期则是与扎塘寺壁画相类似的11世纪末叶夏鲁寺特有的综合艺术样式。夏鲁寺位于上、下两路弘法的交汇处,同时还与南亚建立关系,因而成为11世纪后弘期东、西、南三方的衔接点。这些充分展示了11世纪卫藏腹地年楚河流域曾有过多民族、多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

印度·卫藏·敦煌的波罗-中亚艺术风格论

卫藏的波罗 中亚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印度、敦煌佛教艺术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9～ 1 1世纪间 ,西北诸族间的佛教艺术通过丝绸之路联系起来 ,印度波罗艺术也通过这条通道进入中国 ,在敦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物。本文认为 ,波罗 中亚艺术风格的酝酿合成是由西北吐蕃完成的 ,之后又通过“下路弘法”

艾旺寺雕塑研究及其艺术风格分析

坐落于西藏自治区后藏康马县境内的艾旺寺是目前极少能够保存下来的11世纪卫藏佛教艺术遗存,寺内残存的雕塑呈现出一种不同凡响的风格-为20世纪30年代最早考察该寺的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命名为“波罗/中亚”艺术风格,由于艾旺寺所在地是萨玛达地区,“波罗/中亚”艺术风格又最早出现于这一地区,西方学者亦称这种风格为“萨玛达类型”。这一综合性的艺术风格,顾名思义,主要由东印度波罗王朝艺术样式与“中亚”艺术共同构成,西方藏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亚”这一部分,杜齐提出“于阗说”;维塔利主张“西夏说”。杜齐之后,罗伯托·维塔利在这一研究领域中脱颖而出,对早期卫藏艺术的研究不断深化。与此同时,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西藏文物普查队在对艾旺寺的调查基础上,提出艾旺寺雕塑显示出印度、汉地、于阗等多种风格的融合,说明这一风格不仅样式特殊,更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笔者希望在中西双方的考察研究的基础上,能够对艾旺寺的雕塑遗存,对“波罗/中亚”艺术风格的源流有更深入的认识,并对艾旺寺雕塑中的汉地艺术影响作了剖析。

艾旺寺雕塑研究及其艺术风格分析(续)

坐落于西藏自治区后藏康马县境内的艾旺寺是目前极少能够保存下来的 1 1世纪卫藏佛教艺术遗存 ,寺内残存的雕塑呈现出一种不同凡响的风格——为 2 0世纪 3 0年代最早考察该寺的意大利藏学家 G·杜齐命名为“波罗 /中亚”艺术风格 ,由于艾旺寺所在地是萨玛达地区 ,“波罗 /中亚”艺术风格又最早出现于这一地区 ,西方学者亦称这种风格为“萨玛达类型”。这一综合性的艺术风格 ,顾名思义 ,主要由东印度波罗王朝艺术样式与“中亚”艺术共同构成 ,西方藏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亚”这一部分 ,杜齐提出“于阗说”;维塔利主张“西夏说”。杜齐之后 ,罗伯托·维塔利在这一研究领域中脱颖而出 ,对早期卫藏艺术的研究不断深化。与此同时 ,2 0世纪 80～ 90年代中国西藏文物普查队在对艾旺寺的调查基础上 ,提出艾旺寺雕塑显示出印度、汉地、于阗等多种风格的融合 ,说明这一风格不仅样式特殊 ,更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笔者希望在中西双方的考察研究的基础上 ,能够对艾旺寺的雕塑遗存 ,对“波罗 /中亚”艺术风格的源流有更深入的认识 ,并对艾旺寺雕塑中的汉地艺术影响作了剖析。

古印度佛像影响中国的三次高峰

古印度佛像的大发展时期,分别形成于贵霜时代、笈多时代、波罗时代,并辐射到中国,形成了影响中国佛教艺术的三次高峰。中国佛像艺术在"师仿"与"新创"两个层面上受古印度的影响,这说明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外部动力,以及吸纳改造外来元素的内部动力。中国佛教艺术的兴衰与古印度基本同步。在中国,虽然师仿与新创是同时并存的,但是,中国的新创历程也同样若隐若现地受到古印度的影响。新创重于师仿,而新创的基本却是源于古印度的。古印度佛教艺术衰落之后,中国的佛教艺术也随之丧失了发展的动力。

To the Problem of the Deconstruction of Images of Socialist Ideals in Russian Sots Art： Psychoanalytic Aspect

The article is devoted to the psychoanalytic issues of the deconstruction of images of socialist ideals in Russian Sots Art--an ironic title of the artistic trend in which used a mixture signs of visual semiotics of ＂social realism＂ and ＂pop art＂ of the 1990-2000s. By comparing the idealization of the image of Lenin in Soviet art of the 1930-1950s with its grotesque interpretation in Sots Art works of the 1990s, it appears to be interesting to trace the functions of grotesque and caricature in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canons of socialist realism. Thereupon, special interest is the role of the regression mechanism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deals of socialist realism into laughable images.

11世纪卫藏波罗样式考述

11世纪卫藏并存着两种与东印度佛教艺术相关的艺术类型,彼此的区别在于东印度波罗艺术风格中是否融入了'中亚'的艺术因素或样式,第一种类型即'萨玛达类型'艺术的突出特点便是其东印度艺术风格中已融入较浓厚的'中亚'艺术因素,主要流行于11世纪之内,其流行时期与卫藏'下路弘法'的活动时期相一致,第二种类型'大昭寺二期类型'出现得晚(11世纪后期),是印度高僧阿底峡入藏传教(1045年)之后直接带入卫藏的新的波罗之风。同时作者讨论了两种类型不同的艺术传承,指出晚唐以后的敦煌也深受波罗密教艺术影响,但并不是通过吐蕃这条线索进入的,当9世纪中叶至11世纪中叶这两百余年印藏彼此不通的历史时期内,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印度波罗艺术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通道。

扎塘寺壁画艺术渊源再探

扎塘寺壁画在11世纪卫藏艺术环境中存在“孤立性”:扎塘寺壁画所代表的“波罗—中亚”艺术风格在11世纪卫藏并不具备普遍性。它与11世纪出现在卫藏的大昭寺壁画与唐卡遗存,时空背景相同却缺乏可比性,造型风格也明显不同;即使是被认为关系密切的夏鲁寺壁画,彼此之间也缺乏直接的关联性。从图像学角度分析,扎塘寺壁画至少占60%以上的艺术因素均与吐蕃王朝后期流行于敦煌中唐时期的“吐蕃—波罗”艺术样式相关,但二者在年代上相距两百余年,地理上也相距遥远,彼此如何衔接才是研究的关键。文章认为,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时期的“吐蕃—波罗”艺术,在卫藏因吐蕃王朝的崩溃而消失,但是在甘青西北吐蕃中仍有延续并发展成为“波罗—中亚”艺术样式,10世纪后期才随“下路弘法”从多康之地再返卫藏。壁画中出现的精美的汉服供养人形象,也间接地证明了卫藏与西北青唐吐蕃唃厮啰政权的特殊关系。通过比较与考证,文章提出结论:扎塘寺壁画继承了8—11世纪佛教吐蕃化传统,同时部分吸收了11世纪新进卫藏的波罗艺术风格影响,实现了外来波罗面相与本土服饰的完美结合。12世纪之后新的印度波罗艺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扎塘寺艺术所代表的早期传统样式遂被完全覆盖,因此,其艺术史地位代表着“波罗—中亚”艺术样式在其结束之前的最后辉煌。

文化融合视野下的敦煌藏传佛教壁画舞姿研究

敦煌壁画中的藏传佛教图像是古印度波罗艺术、藏传佛教仪轨与汉地美学思想相融合的产物。藏传佛教壁画舞姿以“开胯式”的腿姿与夸张的“三屈式”身姿为显要特征,其核心要素在8世纪以降的波罗艺术中业已成型,并在卫藏地区有所强化。敦煌壁画中舞者的身色身姿、空间布局、思想理论与实证修习的结合等方面承继了藏传佛教的造像传统,并在乐器类、供器类、法器类舞具的使用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为研究西夏至元代敦煌与周边地区的宗教乐舞、相关礼仪及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图像史料。

西方美术史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调适——以吕澂《西洋美术史》为中心

中国最早接受美术史观念并尝试美术史译述的,是美术教育界的先行者。其中作为教材出版、并首次冠以“西洋美术史”一名的著作,是曾任教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吕澂编译、1922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洋美术史》。该书以法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学者赖那克风行一时的专著《阿波罗:造型艺术通史》的1914年英译本为主体,综合参照欧美及日本多部美术史论著编译而成。在编译该书的过程中,吕澂秉承博览精取的原则,通过章节的增删、内容的取舍以及改写创造等方式,自觉地对舶来的西方美术史论述进行了演示和阐发,以及适应于时代、国情和民族文化接受的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