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不破注”刍议

韩峥嵘、张利文二位先生的《〈毛诗正义〉“疏不破注”考辨》“举证有六”得出所谓“‘疏不破注’,不是‘疏不破传’,而是‘疏不破笺’”的结论有以偏概全之嫌。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笺》“宗毛为注”而有所发展,或申明毛说,或订正其讹,所以,正如《笺》对于《传》来说,以传承为主,《正义》对于《笺》来说也是以传承为主,皆势所必然也,并非孔颖达在整体上存心“抑毛扬郑”也。“疏不破注”只是一个大体上的说法,《正义》并非总是守成,对《传》《笺》往往有所补充,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也不乏新意新义。

考论《毛诗正义》对《毛传》、《郑笺》的批评——兼驳“疏不破注”说

旧说常责《毛诗正义》"疏不破注",今人亦多附和。遍检《正义》文本,发现其说经虽对毛、郑以遵循为主,但批评的内容亦相当广泛、深刻:在文献方面,常常客观地指出毛、郑的引文、训诂、博物学等知识性错误;在文学方面,深入地揭示他们对声韵、比兴认识的不足,以及不明诗作具有典型性的错误;在经义方面,尖锐地批评他们的庸俗、消极,而《正义》有时撇开传统观念,另立新说,尤见卓识。如此充分说明《正义》的阐释原则,不仅立足客观,而且具有多元性;它以经学为本,肩负起陶铸君臣人格,规范人伦秩序的神圣使命。在这种经学的阐释中,《正义》表现出进步的文学思想:相对于毛、郑等传统的经学家而言,《正义》往往能够从文本出发,开始触及到诗的意象与典型问题;揭示出《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的复杂性特征;要求作文之体理当自然,赋予比兴以新的时代内涵。凡此等等,正是基于对文本的尊重,《正义》不仅丰富发展了经典的政教意义,而且深刻揭示了诗歌的文学本质,其贡献可谓大矣。

《毛诗正义》“疏不破注”论

"疏不破注"仅仅是经学注疏的一般原则。《毛诗正义》对《毛传》《郑笺》常有违逆,一切以实际需要为目的,学派观念并不十分突出。

《春秋左传》杜注孔疏异义辨举隅

杜预注、孔颖达疏是《春秋左传》最重要的注疏,一般认为“疏不破注”,孔疏总是维护杜注。但这只是表象,仔细推敲,注疏之间亦有异义,故撰此短札以作辨析。《春秋》僖公五年:“夏,公孙兹如牟。”杜注:“叔孙戴伯娶于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于牟,因自为逆。”

孔颖达疏破杜预注三题

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以训释经文本义为出发点，旁采旧注，对所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详加考辨，纠谬补阙，申明发挥，体现出诠释理念的多元性，对于正确解读经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孔疏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故意曲解杜注中有关叙事考史的评价观点，体现出经学作为政治附庸的鲜明特征。此类实际做法说明，孔疏并非一味“曲徇注文”，后人用“疏不破注”概括唐初义疏原则失之偏颇。

郭象《庄子注》与成玄英《庄子疏》关系谫论

成玄英《庄子疏·序》中所谓"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辄为疏解",一直被视为成玄英为郭象《庄子注》作疏的依据,似乎仅郭象《庄子注》是成玄英所遵循的"疏不破注"之"注",而郭象无注,成玄英却作疏的文本则被视为"无注之疏"或认为成玄英"只解经不解注".其实不然,成玄英《庄子疏》是以郭象三十三篇本《庄子》版本为参考,在内容上则汇集了唐及魏晋时期诸家《庄子注》于一身.他在众家《庄子注》的基础上,作了更为详尽而具体的阐发,可视为一部"集释"之书.郭象《庄子注》仅是众多《庄子注》中的一个,当无郭象注而成玄英为之作疏时,这并非是"无注之疏",极有可能存在其他人的《庄子注》.总之,成玄英赞同郭象所删减、编排的《庄子》版本,这对于当时普遍流行的五十二篇本《庄子》来说,已经是一个重大突破.

“疏不破注”笺识

一、《正义》因时而作唐初孔颖达受命领衔与诸儒撰五经义疏,始名义赞,后诏改为正义,定名为《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10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70卷、《礼记正义》63卷和《春秋左传正义》60卷。书成,付国子监施行。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谓其著书之例:"注不驳经,疏不破注;不取异义,专宗一家。"四语遂定案。自此,对《正义》"疏不破注"一条,颇有微词,以为训诂太保守。前人议孔疏之失,据皮氏所见,一是彼此互异,二是曲循注文,三是杂引谶纬,不以保守为病。"疏不破注",是历史产物。

论《五经正义》的经典诠释方法与原则

《五经正义》上承汉代经学,下启宋明理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者孔颖达在书中运用经注并释的义疏体例,坚持宗一家之注而释经,并适时加以补充与完善,促成了南北经学"一统"局面的形成。在诠释学的视域中,《五经正义》在训字疏经的同时,不断寻求文本解释义理上的突破,其"疏不破注"的释经原则,特质显明。《五经正义》的出现,是唐初政治、学术、社会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表现出的治经范式、思维理路,为世人提供了丰富的中国古典诠释学研究资源。

从新旧唐志春秋类著录看春秋学发展

新旧唐志在甲部中对于不同文献的记载,各有不同的形式与架构,这实际反映了不同时代对于经、传、注、疏的不同态度。《旧唐志》春秋类书目分五种门类排序,用以区分传与相关注、疏。而《新唐志》将甲部春秋类书目仅依据著者年代排序,不再将经、传特立,实际是对于传、注、疏的平等对待。这一演变去除原先的层次枷锁,为经学的发展打开了新的方向。

孔穎達《五經正義》注疏關係十六字説

孔穎達《五經正義》中的疏與注是什麽關係?長期以來,在學術界流行的是'疏不破注'四字,異口同聲,滔滔皆是,甚至連一些令人仰止的泰斗級學者也是如此。筆者原來也是胸無主見,人云亦云。近兩年有機會重讀《五經正義》,温故知新,方悟'疏不破注'説乃以偏概全,與實不符,上誣孔疏,下誤讀者。大量事實表明,注疏關係的如實表述應是'是則是之,誤則破之,疑則疑之,闕則補之'。而孔穎達《五經正義》所以能有如此之原始設計,蓋受鄭氏家法之影響,而孔穎達本人亦'鄭學之徒'也。

覆刻宋本《礼记正义》重印述要

《礼记》一书,虽为西汉人所编定,而各篇多为战国时人所撰写,或主要材料出于战国时期,所以书中得以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期的史料.《礼记》的注解,现存以东汉郑玄注本为最古,在南北朝时,为郑注作义疏的,南有皇侃,北有熊安生.唐孔颖达敕修《礼记正义》亦宗郑注,而以皇氏为本,以熊氏为辅.孔序批评二书以为‘熊则违背本注,多则外义’,‘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乃时乖郑义’,但孔氏守疏不破注的原则,所以《四库总目提要》又以孔氏‘务伸郑注,不免有附会之处’.

“禮是鄭學”辨析

"禮是鄭學"在孔穎達《禮記正義》中凡三見。這句話並無深意,就是"禮是鄭注"之義。"禮是鄭學"的"學"字,是"注釋"之義。一些學者對"禮是鄭學"作了錯誤的解讀。究其原因有二:第一,不辨詞義。不知此"學"字是"注釋"義,而以"學派"、"學問"之義解之,由此誤入歧途。第二,不察語境。綜觀孔疏使用"禮是鄭學"一語的語境,都是在鄭注出現失誤時,孔穎達向讀者解釋爲什麽鄭注錯了而我還要予以疏通的道理,是在負面意義上使用的。而清代陳澧開始以正面意義解之,解讀爲推崇鄭玄之辭,愈演愈烈,馴至嚴重背離孔疏原義。鄭玄的學術成就是巨大的,但在鄭玄注錯的時候爲他大唱讚歌,鄭玄地下有知,怕也莫名其妙。

《尚書正義》删削舊疏考論

《尚書正義》係删削唐前舊疏而成,學界借由《正義》文本删削痕跡,稽考舊疏,多有創獲。通檢前人所考得的舊疏,可以發現唐人纂修《正義》時做了校勘文本、删削舊疏、另作新疏的工作。而删削舊疏是這些工作的核心,其删削方法主要有四種:删取舊疏,附益其他經説;襲用舊疏文字,刻意乾没作者姓名;意在減省,總結概括經説;襲用舊疏材料,另作新疏。删削舊疏給《正義》帶來了不少問題:删削不當,導致文義隱晦;體例不明,疏文前後矛盾;改造舊疏,曲解舊疏本意等。以《正義》中的舊疏爲綫索,可以對被視爲《五經正義》通例的“疏不破注”説作更深入的檢討。對於《尚書正義》而言,文本上的删削痕跡固然是它的疏漏之處,但是今人却能借此考證出唐前舊疏,並還原若干文本編纂的指導思想和具體細節。因此,這些疏漏無疑具有經學史和編纂學上的雙重價值。

化学颂:镧系十五首

还好吧,所幸诺伯特维纳并未失控,口腔溃疡帮你赶上了时光的脚步,我们全部的秘密疏不破注一切都写在镧边钢际,泛音盲音先音摩擦于纳米何时何地人猿揖别,大陆飘移的时候红旗直插云汉我不是,不是那个孤军奋战同时迷信化石与护照的人我只是在等,等一个名字无法拼写的后海中涌起的冰人.

試説孔穎達《五經正義》的九條“例”

孔穎達《五經正義》中的'例'是什麽?長期以來,在學術界流行的是'疏不破注'四字,異口同聲,甚至連一些泰斗級學者也是如此。筆者原來也是胸無主見,人云亦云。近兩年有機會重讀《禮記正義》,温故知新,方悟'疏不破注'之説與實不符,上誣孔疏,下誤讀者。遂發願更披讀其他四經《正義》,以便對《五經正義》中的疏與注的關係作一總的檢討。本文則是筆者對《五經正義》'例'的發掘和認識。《五經正義》中有九條'例',而'疏不破注'説之所以大行其道,與忽略或誤解《五經正義》的這九條'例'大有關係。本文不僅論證了《五經正義》九例的成立,而且探本溯源,論證了《五經正義》之所以有此九例之設計,是受鄭氏家法的影響。

唐宋科舉帖經興廢考論

科舉帖經是唐於射策、對策等課試外設立的考試項目,考試方法類似現今的默寫填空題。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撮義條”等考端是帖經設置的直接原因;唐初統治者崇經重儒及“漢學”上升的學術背景是帖經興起的根本原因。帖經在施行過程中歷經變革,帖經場次、出題方式、贖帖方法等多有調整,並於北宋熙寧科改中被廢除。究其原因,安史之亂削弱唐王朝思想禁錮,不悖先儒的學術路徑受到衝擊,“漢學”日益鬆動;受新春秋學派“舍傳求經”的影響,韓愈、李翱等疑古駁經的推動,“宋學”萌芽、發展並於北宋中後期漸居學術主流,經義闡釋受到重視。帖經重章句注疏的考試辦法難以滿足新的人才選拔要求,帖經項被“大義”試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