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私家注律家管见

在众私家注律家的努力下，明代私家律学著述宏富，改变了宋元式微之状况而使明代律学走向中兴。基于此，探究私家注律家群体对研究明代私家律学有重要意义。私家注律家多成长于健讼之地，从小对明律有所了解，以后通过潜心自学、他人教授等途径而提高了律学素养。众私家注律家多科举出身，在及第任官后，其专业特长大多得到发挥。众私家注律家针对律例解释的错讹和司法弊端等状况，出于让官员、胥吏和百姓知法、守法的目的注解《大明律》。科举出身的私家注律家，既通经又明律，律著多为系统性的考据类、辑注类著作，但到了明代中后期，非科举出身的私家注律家人数增多，司法实用类律著明显增多。

张斐《注律表》评析

张斐的《注律表》是魏晋律学中最优秀的作品。注表关于“理”和“法”的关系的论述 ,体现了丰富的法理学思想 ;注表对《刑名》篇意义的概括及礼法结合理论对以后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斐对二十个刑法概念的解释及对刑罚制度的探讨体现了很高的刑法成就 ;张斐主张司法官吏综合名实 ,本着自由心证的原则 。

《春秋决狱》与引经注律

汉代援礼入法开始法律儒家化 ,其体现为《春秋决狱》和引经注律 ,这种儒家化一方面改造了汉律的苛酷性 ,但本身也需要不断完善与深入 ,引经注律克服了《春秋决狱》的缺陷 ,使法律儒家化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如淳《汉书》注引律注史辑考

汉魏之际思想与文化蜕变尤烈,学术分野甚剧,各方学问得以突破经学框限而独立发展。期间史学之昌、史注之盛,促使学人以己身所学为《汉书》训章释句,曹魏人如淳凭其律学功底,征采大量的律令、律说等内容以注释《汉书》,既广征博引、解制明典,又彰显了引律注史的注释体例与风格。如淳《汉书》注引律注史的意义,已超出文献学上训诂注疏之功用,更为后世研究汉魏典章制度,特若汉魏律说提供了最直接的文献材料,同时也为后人窥视曹魏律章句学的研习与传承提供了视角,实堪称"史之功臣,古之益友"。

由“以经决狱”到“以经注律”的演变对司法的影响

经学与律学的发展对封建法制的发展意义重大。两汉时期是经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其突出特征是“以经决狱”,在断案时儒家经典被司法官援引饰律、代律、破律,其中以《 春秋》 中所记载的对司法具有指导意义的内容被大量引用。儒家经义从汉代开始逐渐适用于司法实践中用来解决具体的法律问题,成为指导法律实践的主要依据。魏晋时期律学发展到顶峰,它是官方或个人按照一定的指导思想,对成文法进行注释、诠解的一门学问,其突出特征是“以经注律”。虽然两汉时期也有这一特点,但其在魏晋时期最完善,适用的范围也更广。文章通过对经学与律学对司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对二者有进一步的认识。

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汉朝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正统学说和主流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法制建设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法制指导思想、立法原则和过程、司法制度等方面,儒家学说都深入的渗透到了其中。

简论郑玄在法律学上的成就

作为经学大师，郑玄的法律思想体现为以经汪律的特点。从有关经注中仍然可以看出郑玄的某些法律思想。郑玄所坚持的以礼制为出发点的立法原则，从一侧面说明了我国封建法律的实质。郑玄所宣扬的执法主张，同样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郑玄对于某些法律制度、概念和原则的注释，不仅为后人进一步理解和研究古代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后世封建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对《唐律疏议》与李白流夜郎的再探讨

作拙《从唐律析李自流夜郎》(简称《“从”文》)在《法治论丛》1990年第3期刊登后,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兴趣,特别承蒙张春生、金懋初两同志的厚爱,他们撰写了《也谈李白流夜郎与唐律适用》一文(简称《“也谈”文》),对我文章中的“未尽与欠妥之处”

伦理正义对中华法系统一性的价值影响

伦理正义是统一性的中华法系的核心价值追求和法律哲学的凝结。中华法系的统一性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法典体系的统一性对于大一统国家的法律秩序构造是一个必要前提,“伦理正义”价值对于这一目标追求具有保障意义。中华法系是一个伦理法体系,其伦理正义决定和影响着法律正义的设计和实现。中华法系立法技术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以及服务于律典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高超的法律解释学,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法系统一性的形成。在具体操作形式上,借助“以经释律”“引经注律”“引经决狱”方法贯彻伦理正义价值原则,中华法系的立法解释、律学研究和司法裁判活动展现了高度的统一性;通过和平的交流互鉴,整个中华法系圈在存续期间保持了伦理价值、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高度一致性。以伦理正义引领的中华法系的统一性,承担了一般国家法律体系所没有的重大且复杂的历史内涵,从而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持久魅力。

释“张杜律”

张斐和杜预各自为《晋律》作注,二家律注被后人 合称为“张杜律”.但起初,杜预律注被官方宣布具有法律效力, 而张斐律注却并未有此待遇.“张杜律”只是后世追认的概念, 并非实指二者在西晋初年即皆具有正式效力.在表现形态上, “张杜律”并未与律文融合,而是独立成书.张、杜律注在后世 成为权威的法律解释,但二者之间在内容、风格等方面的显著分 歧却带来司法上的难题,从而引发南齐永明年间的系统整合运 动.通过史书对“永明定律”的记载,亦可窥探“张杜律”的总 体规模.

小议董仲舒“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曾在中国法制史发展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它通过以礼司法的契入点和以礼统法的立法指导以及对以礼注律的推动,最终达到了以礼入法、礼法融合的目的。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地分析,总结历史经验,为当今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供借鉴。

浅析“原心论罪”

本文简要地分析了中国法律传统中“原情定罪、原心定罪“的法律心理和法律原则的形成 ,并指出了它作为一种价值趋向对于中国法律实践的影响。

玉门花海所出《晋律注》初步研究

2002年6月甘肃玉门花海出土的《晋律注》是本世纪中国法制史资料上的重大发现,有利于了解晋律的真实面貌。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资料,探讨了《晋律注》的抄写年代、作者与篇目、捕律和诸侯律若干问题,据此探讨了诸侯律与八王之乱的关系、后魏律渊源以及河西律学是否包含有晋律的成分等问题,提出汉律、晋律与唐律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等一系列新看法。

中国传统法思想形态新探——以晋《律注表》为中心

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著述一般基于法典描述传统法思想形态,主要聚焦制度特征与基本价值,而忽略法思想言说所透露的本体论、知识论、实践论旨趣。晋律是法律儒家化三部曲归合的产物,《律注表》作为官方认可的经典文本,表达一种与儒家化法典配套的法思想形态:其一,《律注表》宣示"纳礼入律"的立法宗旨,构建"理—律"的形式结构与"礼—刑"的内容结构,以之解释"以礼率律"的规范体系;其二,《律注表》以"变通之体"诠释刑法体系,阐明法的变动本体及知识开放特征;其三,《律注表》在实践论意义上表达一种司法情境化理念,主张"随事取法"、"临时观衅",构成情理司法传统的理论基础。以上均可为描述中国传统法思想形态提供启示。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犯罪过失概念剖析

在法的发展历史上 ,犯罪过失是对应于犯罪故意而存在的概念。我国古代刑法中表述无犯罪意图过失的概念 ,主要在于“无认识过失”,强调对事实或结果“无本意”;对非故意罪过而构成犯罪的 ,侧重于通过伦理规范来指导人们的行为 ,以预防和减少犯罪。

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报应观

《折狱龟鉴》载:'陈述古密直,尝知建州浦城县。富民失物,捕得数人,莫知的为盗者。述古绐曰:‘某庙有一钟,至灵,能辨盗。’使人迎置后閤祠之,引囚立钟前,喻曰:‘不为盗者,摸之无声;为盗者,则有声。’述古自率同职,祷钟甚肃。祭讫,帷之,乃阴使人以墨涂钟。良久,引囚以手入帷摸之。出而验其手,皆有墨,一囚独无墨,乃是真盗,恐钟有声,不敢摸者。

论汉代的以律注经与法律儒家化——以《公羊传》何休注为切入点

东汉时期,以经注律之风大兴,经学开始渗透入法学领域,法学受到经学极大的影响。同时,亦有以律注经之现象发生并盛行。所谓以律注经,即援引汉代律令制度来解释儒家经书大义,何休即其代表人物之一,而其所注《公羊传》则为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性作品。实际上,汉代社会历来经律并重并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以经注律与以律注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两者分别推动了法律儒家化与经义法律化的进程,并共同促进了经律融合。

“戍边三日”说真伪与生成过程考论

如淳在《汉书·昭帝纪》的注中提出“戍边三日”说,此说与汉代真正的徭戍制度间存在巨大差异,“戍边三日”说背后的精神内核是汉儒一贯倡导的“与民休息”思想。如淳继承《周礼》《礼记》及汉儒的戍边制度理论,通过以经注律、以律注史的方式传达“轻徭薄赋”的政治理想,他提出“戍边三日”说的实质是试图以话语建构、干预现实权力。

论张斐的法律思想——兼及魏晋律学与玄学的关系

张斐是西晋初期的律学家,曾任明法掾,并为晋《泰始律》作注。《晋书·刑法志》所载其《注律表》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关于张斐的法律思想,法史界已有专文论述,并予以高度评价。笔者认为,对张斐提出的法学理论及其历史意义尚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他在研究方法上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为我们认识魏晋律学与玄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也值得我们注意。故撰此文予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