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使用他人作品未注明出处的法律性质及责任承担——兼谈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

著作权法中的注明出处义务关涉的是著作权人的人身权益,并非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而是使用人在使用他人作品时应负有的独立义务。合理使用人未注明出处的,并不导致原本属于合理使用的情形成为侵害著作财产权的行为,但应承担消除影响或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注明出处与署名不同,未注明出处的并不一定属于剽窃。只有使用人使用他人作品超过必要限度,且未署名或注明出处,才构成剽窃。即在合理使用行为与剽窃行为之间存在独立的未注明出处的侵权行为。

论著作权法中的“注明出处”——兼评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相关条款

著作权法中的"注明出处"实为民法中的注意义务在作品利用领域内的体现。"注明出处"要求"归认来源","保护作者精神利益"是其实质内涵,而"防止读者混淆"则是其判断标准。我国《著作权法》中"注明出处"与署名权规则、合理使用制度等相互纠缠,致其制度界限不明、司法定性不统一。《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虽明确规定了"注明出处",但仍存缺陷。未来修法应把其从"版权限制构成要件"中剥离出来,并规定"注明"的方式、程度及无须"注明"的相关例外情形。此不仅有利于厘清"注明出处"与相关制度间的界限,更能优化著作权制度体系、统一司法裁判标准。

文集必须注明出处和编年

我向全国各出版单位提一个建议,今后凡出版个人的或集体的文集或选集,都必须注明文章发表的年月日和出处。这本来是出版工作的常识,可是现在大量的这类出版物,每篇文章后面这两者都没有。有的是同一个人的集子,在这家出版社出的有,在那家出的则没有。

历史人物辞典的引证宜注明出处

翻查“霍去病”条时,看到《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南京大学历史系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引用了“匈奴未灭,无以为家”;而《简明历史辞典》(武汉大学历史系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引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两者不一,令人莫衷一是。但后者注明了引证的出处,才使读者获得了一个有根据的答案:是“何以家为”。实际上,编纂时在词条后附注史料来源并不难,却能给读者以大方便:1.可以按图索骥。

论“指明姓名”“注明出处”与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的关系

“指明姓名”“注明出处”与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的关系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在观点分歧。本文从解释论和立法论的不同角度对该问题作出分析,以期为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提供合理化建议。

英语新闻中注明出处的几种形式

英文新闻报道,无论是记者采写稿还是电讯稿(news despatches),习惯上都注明消息出处,不仅对新闻事实注明来源,而且对有关的言论、观点、意见等也一一交代来历,以示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可信性",说明记者没有掺杂进个人观点或态度.英语新闻写作在注明消息出处时主要采用以下几种形式:一、交代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记者通常在他采写的新闻报道中毫不保留地注明消息来源,即有名有姓地交代有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等,旨在使其报道更具说服力与权威性.例如:

译文应注明出处

编辑先生: 贵刊1987年第三期发表的《爱斯基摩人的音乐》,全文系摘译自美国学者Lorraine D.Karanda的文章《Music of the Alaskan Eskimos》《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的音乐》),其所有谱例亦复印自同一文章。贵刊这篇文章未写明是翻译、编译或摘译,是不妥当的。Lorraine的这篇文章收于Elizabeth May编辑的1980年美国版《Music of Many Cultures》(《多种文化的音乐》)一书。该书为西方院校人类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课程中的必读书之一,学者们对Lorraine的这篇文章自然是熟悉的。翻译、介绍或应用其他学者的成果,是值得提倡的好事,但不应忽视注明原材料的出处。

关于两则名句的出处

诗词名句,引起人们的特别爱好,读者在品味名句之余,往往要穷根溯源,找出它的最初出处。上海辞书出版社陈光森等编的《中国古代名句辞典》,为读者查找名句提供了方便。偶一翻检,发现了两处错误。该书756页载名句:“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远忧。”注明出处是元·关汉卿《蝴蝶梦·楔子》。检《宋诗纪事》卷九十载徐守信《绝句》:“汲汲光阴似水流,随时得过便须体.儿孙自有儿孙计,莫与儿孙作马牛。”徐守信,北宋嘉祐时人,比关汉卿早了二百多年。显然关汉卿囚袭了徐的诗句,虽然改了四个字,却似有点金成铁之嫌。又该书730页载名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古书引文考略

引文注明出处是我国图书编纂的优良传统之一。本文考证了古书引文的源流，说明引文注明出处起于先泰，盛于唐宋。

毛泽东文艺价值论浅析

作为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基石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经过50个春秋社会实践的检验,其基本论点由于经受住了历史的评判,而在今日放射出更为夺目的光彩.本文拟对《讲话》中的基本论点进行一些哲学价值论的分析。文艺工作同革命工作的关系《讲话》开宗明义地指出,它的目的在于“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以下凡是没有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讲话》)。这是阐明文艺价值关系本质的正确出发点.

一种被忽视的引用形式——自引

引用是有意借用现成的话(语录、诗文摘句、格言、成语、谚语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描写事物,说明观点或驳斥别人的观点的修辞方式。研究者已经从不同角度把引用分为许多小类:从是否注明出处分为“明引”和“暗引”;从看法与引文是否一致分为“正用”“

趣谈形旁重复

记得当年曾为孩子查罗盛教所救朝鲜少年崔的“”字,从今查到古,从家查到图书馆,怎么也查不到,深有破案断了线索之感。干脆独立思考吧,便怀疑问题出在形旁上。“”是形声字,从玉(王)莹声:声旁“莹”又是形声字,从玉荧省声:这样,一个字里就出现了两块“玉”。用“”的人自然希望“玉”越多越好,但“莹”从古到今一直是“玉色”,即光亮透明之意,或“石之次玉者”,即光洁像玉的石头之意(《说文解字》本文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说文解字》),并无假借、引申之类变化,亦无死亡迹象,再给它一块“玉”。

元曲等文学词语例解

元曲和《水浒》中有不少词语的含义与今语大不相同,兹将读书所见集录、例释如下,供参考。所录的词语今义易懂,不再作解释。二四:放刁、耍赖。《元曲选》:《气英布》三折:“我不认得你刘沛公!放二四,拖狗皮,是不回席!”(以下曲目未注明出处者,均出于《元曲选》董《西厢记》二出:“当初遭难,与俺成亲事;及至如今放二四!”兀刺靴:马靴。《渔樵记》二折:“直等的蛇叫三声狗拽车,蚊子穿着兀刺靴。”上盖:上衣外罩。《神奴儿》一折:“与孩儿做领上盖穿。”《百花亭》一折:“我便与你换上盖也。”

《敦煌廿咏》写作年代初探

《敦煌廿咏》是一组描写敦煌地区名胜古迹的五言律诗。目前所见敦煌遗书中,书写此诗的卷子凡六个,早年为斯坦因、伯希和窃往英、法,现分存伦敦和巴黎,编号为S·6167和P·2690、P·2748、P·2983、P·3870、P·3929。日人神田喜一郎先生一九四八年有校文登载于《东洋学说林》,国内先达王重民先生亦有遗稿,经刘修业先生整理后于《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一年第四辑发表,其间有个别出入。笔者近因学习敦煌历史之需,据上述六个卷子的缩微胶卷重新抄录校订。六个卷子(其中完整者四个)关于二十首诗的排列顺序是一致的。可以看出,《敦煌廿咏》大抵是某一作者同一时期的作品。本文拟就它的写作时间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为方便查阅,今附《敦煌廿咏》录文于后,本文所引该诗原文,均不另注明出处。)

吴敬梓与竹林名士

魏晋名士,流派繁衍,以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最能代表魏晋风度。一方面,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下引鲁迅话,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文),他们恣情任性,超逸风流,典型地表现了“魏晋人的豪放萧洒的风姿”(鲁迅:《病后杂谈》)。另方面,他们的纵情背礼是由于对环境的不满,以至激而为怒、愤世嫉俗,这又鲜明地染上了魏晋的时代色彩。鲁迅说魏晋时代是个“篡夺时代”(《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但篡权杀人者偏偏要打着礼教的旗号进行“巧取豪夺”,“他们所谓崇奉礼教,……实在是毁坏礼教”,于是,阮。

宋代民间词论略

宋代的民间词散见于宋以来词的选集和宋人笔记中。清代朱彝尊编《词综》,始将一些民间词收在卷二十四和卷二十五中,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则选入了一些较优秀的。宋代的民间词应该是很多的,而于现存的宋词中却极为稀少了。宋词现存约二万首,民间词约只占百分之一点五(据1965年版《全宋词》共收词19,900首,近年笔者辑出民间词二百余首,估计约有三百首。本文凡引用者俱见《全宋词》,不再注明出处。)民间词的大量散佚,是由于文人认为它们粗俗和不谐音律,予以简单地否定;又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憎恨它们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现实性而亟于销毁;亦如鲁迅先生所说:“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门外文谈》,见《且介亭杂文》1953年版第95页)。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论述到民间词,可是“只提到敦煌发现的一部分,而于温庭筠以下的花间词人和南唐二主,南北宋诸大家,均不说起”(《中国俗文学史》上册。

《满江红》在美国

五四以来广泛传唱的《满江红》歌谱,一九二○年底初次公开发表于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辑兼发行的《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九、十号合刊,题作“金陵怀古(调步《满江红》)”。曲调没有注明出处,歌词是元诗人萨都刺(1272—?,一说约1300—?)的《满江红·金陵怀古》。曲调的声情,同《金陵怀古》的歌词配合得非常妥贴。可以相信,《音乐杂志》发表这首歌曲,并不是借用一首旧曲来配萨都刺的词的。但六十年来,采用这个曲调广泛传唱的,却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1103—1142)的《满江红》词。五四以后反帝怒涛汹涌,爱国热情高涨,“

元代的礼乐制度与戏曲

蒙古贵族起自朔漠,原先并没有完整的礼乐制度,但是,在他们用武力征服中华大地各民族时,就十分重视礼乐制度的建立。早在元太祖成吉思汗年代,就以西夏旧乐作为礼乐。元太宗窝阔台灭金后,积极收集亡金礼册、乐器,网罗精晓礼乐的乐官,如掌乐许政、掌礼王节及乐工翟刚等九十二人,由孔子五十一代孙衍圣公元措衔领,“制登歌乐”。(《元史·礼乐二》,以下凡引《元史》资料,均不注明出处。)元世祖忽必烈登基时,编制宫县乐,练习文武二舞,凡四百一十二人;灭宋后,诏谕“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薄、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

关于《斗争》杂志三十年代的不同版本

党报是研究党历史的极其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在平时的工作、学习过程中,我们常常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很多研究党史的同志,在论著中注明出处,或引证报刊名称时,写不准确,注不确切,或者是搞错了名称,搞错了出版机关,或者是含糊其辞。这其中,注不确切,或(钅莆)注最多的就是《斗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