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的两个版本辨析

自从嘉庆二十一年(1816)阮刻《毛诗注疏》南昌府学本问世以后,阮元的《毛诗注疏校勘记》亦随之风靡于世。在阮刻独领风骚将近二百年的今天,不少学者在使用《毛诗注疏校勘记》的时候,仍然忽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忽视了阮元《毛诗疏校勘记》有两个内容大为不同的版本这一事实;第二,忽视了两个版本中哪一个版本是得到阮元认可的这一事实。这两个忽视,给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由于《毛诗注疏校勘记》是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一,因此,本文的辨析,见微知著,也为辨析整个《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判定异文正误的原则

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诗经》异文,其中一些考释被学人普遍接受。文章主要讨论阮元等人使用音韵、文字、训诂等方法判定《诗经》异文正误的原则,总结校者判断异文的方法及其语言文字观。

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中“宋小字本”考

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将宋小字本作爲參校本,其行款、版式、刊刻時間和遞藏情况與國圖藏宋殘本《毛詩詁訓傳》相同。將《校勘記》中宋小字本相關異文與《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纂圖互注毛詩》以及宋殘本《毛詩詁訓傳》相校,發現小字本異文與後三種高度一致,這三種本子文本中均附有“重言”“重意”“互注”等提示,屬於重言重意本系統,宋小字本亦可能屬於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且極有可能與宋殘本《毛詩詁訓傳》爲同一部書。揭示宋小字本的版本屬性,能够爲《毛詩正義》的整理提供借鑒。

校阮元《宋本十三经注疏并经典释文校勘记·毛诗注疏校勘记》卷五

本文主要对文选楼本阮元《宋本十三经注疏并经典释文校勘记·毛诗注疏校勘记》卷五相关校勘文字进行再校订,校订的主要依据是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南宋刊刘叔刚一经堂十行本《毛诗注疏》、南宋刊经注本《毛诗》、南宋刊魏了翁摘录《毛诗要义》等阮元及主事者顾广圻诸人未见之文献,并加以考证说明。

校阮元《宋本十三经注疏并经典释文校勘记·毛诗注疏校勘记》卷二

本文主要对文选楼本阮元《宋本十三经注疏并经典释文校勘记·毛诗注疏校勘记》卷二相关校勘文字进行再校订,校订的主要依据是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南宋刊刘叔刚一经堂十行本《毛诗注疏》、南宋刊经注本《毛诗》、南宋刊魏了翁摘录《毛诗要义》等阮元及主事者顾广圻诸人未见之文献,并加以考证说明。

校阮元《宋本十三经注疏并经典释文校勘记·毛诗注疏校勘记》卷六

本文主要对文选楼本阮元《宋本十三经注疏并经典释文校勘记·毛诗注疏校勘记》卷六相关校勘文字进行再校订,校订的主要依据是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南宋刊刘叔刚一经堂十行本《毛诗注疏》、南宋刊经注本《毛诗》、南宋刊魏了翁摘录《毛诗要义》等阮元及主事者顾广圻诸人未见之文献,并加以考证说明。

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勘误——兼谈《十三经注疏》的整理对阮《校勘记》的参考问题

阮元嘉庆南昌府学刻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是一个较为精审且流传甚广的本子。但该本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所采用底本非宋十行本,而是元刻明修补本~①。此本虽说较明代诸刻本尚早且善,但也质量不高。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之时,许多于《毛诗注疏》有重要校勘价值的相关文献大多藏在海外。

《毛诗注疏校勘记》“以例校经”现象论析

所谓“以例校经”,即根据校勘者所认识的古书内部规律校勘经典的方法。通观《毛诗注疏校勘记》,“以例校经”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校勘记》中,“以例校经”之法体现了校经者搜集异文、区分层次,无意无必、防止误改,有为而发、回应前人等校勘思路。与此同时,“以例校经”也存在区分层次尚欠严密,正反两可、难以确证,空发条例、校记可商,条例冲突、依违难定,过求划一、否定例外的弊端。段顾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争论,《校勘记》由顾广圻初校,段玉裁等人审定而成,但是段玉裁、顾广圻意见相左的情况在《校勘记》中少有体现,究其缘由,应该在于二人对“以例校经”这一方法的认同。二人对各大条例的意见相对一致,这一定程度上消了二人在校勘实践中的争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整理本《毛诗注疏》《周南·召南》点校补正

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新整理本《毛诗注疏》,据《校点前言》,此次整理以足利学校所藏南宋刘叔刚一经堂刊刻十行本《附释音毛诗注疏》为底本,并参考了包括单疏本《毛诗正义》在内的诸多善本以及前贤校勘成果。依照此说,从文献整理角度而言,此本当是集大成者,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了数量惊人的标点校勘问题。本文即针对《周南·召南》部分所见问题~①,逐条罗列,各作补正,补者补其未逮,正者正其错谬,冀有裨于读者也。

《毛诗正义》成书问题与版本流变

《毛诗正义》的成书问题涉及《毛诗正义》修撰阶段、《毛诗正义》所引“定本”、《毛诗正义》删定“旧疏”等。《毛诗正义》的版本流变实际上就是经注、疏、释文的合刻问题。阮刻《毛诗注疏》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深远。阮刻以《校勘记》为重,其编撰体例、版本、校勘方法、评价与影响等备受关注。对此,海内外学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现综述之,可以对《毛诗正义》以及《五经正义》整体修撰过程、资料来源、版本变迁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儒藏》编纂随劄——目录版本校勘六则

本札记涉及目录版本者三,涉及校勘者三。涉及目录版本者以十三经注疏合刻本的书题、注疏撰人题为主题,讨论了十三经注疏因合刻而造成的书名困惑以及注疏撰人题的递嬗过程,指出合刻过程中书名经历了由单疏之名改题'注疏'、注疏撰人题经历了由单疏本之题与经注本之题的简单拼合,到因书名改题'注疏'而相应将疏撰人题调后与注撰人题并列,并将疏撰人由'某某撰'改题'某某疏',且削去结衔的过程。这些递嬗过程可以折射出今天习以为常的注疏合刻在性质上与丛书、与集注的异同。最后附带指出皇侃《论语义疏》从日传抄本转为刻本的过程中刻意模仿了注疏合刻的晚期风格,因此刻本改题《论语集解义疏》非谓皇疏名此,而意谓'论语集解'和'论语义疏',在语义上相当于'论语注疏'。涉及校勘者通过几个生动、典型的例子强调异文正误的判断宜慎而又慎,指出四库本《四书或问》多妄改,还提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直接受到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所附《考证》的影响。

段玉裁、顾广圻交恶刍议——以段、顾来往书信为中心

段、顾皆清代学术大家，原本交情甚笃，却因在注疏合刻时间问题上意见相左，由此导致了二人就周代学制问题的一系列争论。二人之争论一方面引发出清代学界就校勘方法的论争，对清代学术的进步具有巨大意义；另一方面却也因争论的日趋白热化，二人书信中往往彼此攻讦，某种程度上又对学术争鸣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段、顾之争距今已逾二百载，而学界就其争论之原因、过程及所引发的影响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以本文一则欲厘清段、顾交恶之始末，二则兼论此问题对于今日学界学术争鸣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