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元刻十行注疏本

南宋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将《周易》、《尚书》、《周礼》等经、注、疏合刻，是为我国注疏合刻本之始，后人称为八行本、越州本。其后，福建建阳地区又兴起了一种新的注疏合刻本，将经、注、疏及陆德明释文合缀一书，相互配合，读者以疏文、释文配合经、注的阅读理解，较之过去的经注本、单疏本、甚至越刻八行注疏本，都更为便利实用。这种文本形式一经出现，即广受欢迎。

继承与发展:《百一羯磨》两种藏译注疏本对比

藏传佛教后弘期伊始,赞普时期律典《百一羯磨》藏译本得到西藏噶当派、萨迦派等不同教派学者的研究和注疏。其中,布顿大师《百一羯磨疏要》和班钦释迦乔登《百一羯磨难点解析》影响尤为广泛。对比这两种注疏本的基本内容、结构体例等,发现后期的注疏本在继承前人优点的同时,挖掘出更深层次的内容。根据这部律典的发展脉络,反映了藏传佛教戒律的发展,对研究藏传佛教各教派戒律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民国时期几本重要的《世说新语》校笺注疏本

20世纪以来，出现了数十种侧重不同、水平不一的《世说新语》校笺注疏本，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发表于1928年清华大学研究院编的《国学论丛》上。开了现代学者整理《世说新语》之先河。本笺本的底本明嘉趣堂本，共校笺153处，以笺为主，以校为辅。

亚里士多德注疏文献的历史与古代哲学研究的多重向度

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研究催生了众多的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注疏文献,这些注疏文献是不同文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及其思想进行接受与改造的成果,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文本的多元接受史。文本的不同接受与多元流传不仅具有文献学意义,也为当代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揭示了多元的文本史路径和不同的理论史取向。亚里士多德著作希腊文注疏创作及其流传不仅具有多重向度的历史学意义,而且也历史地生成了“原本研究”“接受史研究”“历史比较研究”三个不同向度的古代哲学研究方法路径,从关于“第一实体”的唯名论与唯实论立场之争可见,我们对古代哲学论题的研究,不仅仅是针对古代哲学家自身文本的争论,而且必然融合了来自后世注疏文献的接受与比较等思想史向度的要素。

仰山铸铜夯国学之基石煮海为盐润绝学之余晖——胡安顺教授《说文部首段注疏义》评介

《说文部首段注疏义》博采輓近学者之文字音韵训诂研究成果,疏通阐证段玉裁《说文解字》部首之诠释,纠绳其失,补所未逮。该书材料详备,引证弘富,奄有众家之长,卓识宏议,无一懈笔,充分发扬了古人“仰山铸铜”之治学精神。

吐鲁番文书中的《维摩诘经》及其注疏

吐鲁番出土的《维摩诘经》有三种译本:支谦、鸠摩罗什、玄奘。其中鸠摩罗什译本留存更多,与敦煌文献中《维摩诘经》译本留存占比最盛同致,反映鸠摩罗什译本更为广泛流传。在《维摩经》相关注疏中,同见于敦煌文献的有:罗什诸师单合注本《注维摩诘经》、慧远《维摩义记》、吉藏《维摩经义疏》《维摩抄》、神楷《维摩经疏》、道液《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净名经关中释抄》、佚名《维摩义记》(P.2273、BD01032类)、《维摩经疏》(S.6381类)。只见于吐鲁番文献的有:支谦译本的两种注疏——《西域考古图谱》3-3和中村155-5,窥基《说无垢称经疏》,与慧远《维摩义记》密切相关的中村176-11。共见部分反映“敦煌不孤”,体现某种经疏曾在敦煌、吐鲁番两地广泛传播,凸显敦煌吐鲁番地区的空间开放性及佛教文化交流的繁盛;独见部分是孤本逸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明代經學古注疏存廢析論

自明廷頒行《大全》、獨尊宋學以還,古注疏(即漢唐注疏)存在嚴重的淪廢危機,而反對專崇宋學的力量潛滋暗長,突出表現即爲明中後期“古注疏不可廢也”的呼聲以及《十三經注疏》的校印等。明代古注疏的存廢與儒學發展的三種趨向桴鼓相應:在“回向程朱”趨向下,古注疏經歷了從與宋儒解並存到式微的轉變;在“走出程朱”趨向下,古注疏成爲明儒用來抗衡宋儒解獨霸學林的利器,同時由於陽明心學的異軍突起,其重要性也有所消蝕;在“走出五經”趨向下,受到救亡之學、佛老之學、商業文化以及西方科技與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衝擊,儒學尚且難以穩固社會上的領袖地位,依附于五經的古注疏也隨之邊緣化。

敦煌寫卷佛經注疏四種錄文補正

由於人爲或自然原因,敦煌寫卷在流傳過程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殘損和分裂,造成部分文字殘壞或缺失,使整理者在校録時多有缺録,給閲讀理解帶來不便。本文依據殘存字形、上下文、所注經文、同經異注、殘卷綴合等綫索,試對四種敦煌佛經注疏文獻的録文進行補正。

日本关西大学藏南宋末年《尚书注疏》刻本述论

[目的/意义]日本关西大学藏南宋末年刻本《尚书注疏》,是《尚书》文献重要的版本之一,本文重点分析关西本的校改问题。[方法/过程]将关西本与现存其它《尚书》注疏版本比较。[结果/结论]指出关西本在创新版本形式的同时,改正了部分错讹,文本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其校改具有随机性,没有根据宋刻善本通校。

《论语》与其注疏文献对齐语料库的构建

文章讲述构建《论语》与其注疏文献对齐语料库的必要性、设计思路和基本方法,并说明采用这种新途径研究《论语》的初步成果,以及该项研究在《论语》的教学和训诂学研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注疏文献中的注释语句自动分析

注疏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并且它们的行文方式具有半结构化特征。研究了经典古籍与其注疏文献句子对齐的方法,以及注疏文献中注释语句的自动分析方法。该项研究成果能为古籍语料库精加工提供便捷的途径,也能为语言研究者提供更为智能的检索模式。

一种利用注疏的《左传》分词新方法

先秦文献的注疏文献中包含有大量词汇语义知识,是先秦文献自动分词的重要依据。该文以篇幅最大的先秦文献《左传》为研究对象,在对《左传》及其注疏文献进行自动对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利用注疏的《左传》分词新方法。分词实验的F值达到89.0%,较之baseline有明显提升。该方法无需训练语料,利用注疏文献辅助分词的思想也适合推广到其他先秦文献的自动分词任务中去。

历代注疏对《楚辞》地名解说的讹变——以“三危”为例

先秦时代,由于总体上尚未脱离浪漫幻想的神话时代,故典籍所载名物多有迂怪恍惚、飘渺流离的特点。承袭这一历史特征,同时又独具南方地域文化特色的《楚辞》则更是如此,《楚辞》中所载众多具有神话幻想特质的地理名称便是其重要例子。然而在后世各家的注疏解说过程中,对于这些神话的、幻想的、飘渺的名物称谓却总体上采取一种具体化、实证化、明确化的阐释策略,从而最终逐渐远离先秦文献原典的源初性意义。本文拈出《楚辞·天问》地理名词"三危",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具体探讨其语义阐释的讹变历程。

基于本体和XML的注疏文献的结构化知识表示

分析注疏文献的传统知识结构和知识单元,设计了基于本体和XML的知识表示方案。按照此方案,构建了训诂学初始本体,以形式化方式表示训诂学领域中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然后根据注疏文献的知识结构特点,再参照训诂学初始本体,定义了表示注疏文献知识结构的XML架构,接下来探索注疏文献知识结构的自动转化方法。本项研究对于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和智能检索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汉宋分帜与《十三经注疏》两种校考记的形成--兼谈阮刻本对殿本避而不谈的原因

有清一代,产生过两种重要的《十三经注疏》校考记,一系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考证》,一系阮刻文选楼本和南昌府学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人们往往认为后出转精,而重视阮刻。今以《毛诗》为例,通过对二者的考察,可形成以下认识:一、阮刻本《引据各本目录》广罗异本达八种之多,于同时代浦镗、陈启源、惠栋、戴震、段玉裁等意见多有参考,独于武英殿本无采。二、殿本于蜀石经本最为倚重,而阮校本于蜀石经本悉无所取。此皆系有意为之,提示出汉学与宋学在清代中期的消长。

古籍注疏与《汉语大字典(修订版)释义的疏误问题

文章对历时性大型汉语字典《汉语大字典》(修订版)在利用古籍注疏建项释义方面存在的疏误进行讨论。全文涉及条目20条,分为三个部分:一、采用欠当古注释义;二、据古注临时义释义;三、误解古注意图释义。

《诗经》“雨雪霏霏”考辨──兼析《十三经注疏》对《诗经》八处“雨雪”之训释

《十三经注疏》将《诗经·小雅·采薇》"雨雪霏霏"一句中的"雨雪"释为动词"下雪",通行的诸多注译本和教材也都如此解释。但从训诂学、语法学及《诗经》自身体例等角度分析,"雨雪霏霏"中"雨雪"应为名词,即"雨"和"雪"之义,"霏霏"为形容词,即"雨雪盛貌"。此外,考《诗经》其他7处"雨雪",应释为名词的为《邶风·北风》"雨雪其雱"与"雨雪其霏"以及《小雅·出车》"雨雪载涂"中的"雨雪";应释为动词"下雪"义的为《小雅·信南山》"雨雪雰雰"和《小雅·頍弁》"如彼雨雪"以及《小雅·角弓》"雨雪瀌瀌"与"雨雪浮浮"中的"雨雪"。

《论语》注疏之西方传承:从理雅各到森舸斓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历代注疏者众多。西方译介《论语》者亦多,但鲜有重视、传承和发扬传统注疏者。而理雅各和森舸斓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融会中西,将经典背后的阐释传统呈现给英语读者,使他们不仅能够窥见儒经注疏传统的丰富多彩,更能真正理解《论语》是一部"活"的经典。认真考察从理雅各到森舸斓翻译和阐释中国典籍的策略和方法,以及他们的"学术型翻译"在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成功,无疑能给我们的对外翻译事业带来不少灵感和启迪。

“元刻明修本”《十三经注疏》修补汇印地点考辨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正德本《十三经注疏》的刊刻、补修时间基本达成了共识：此本初刻于元代泰定帝前后，系福建坊刻本，包括《周易》、《尚书》、《毛诗》、《春秋》三传、《周礼》、《礼记》、《论语》、《孟子》十种，均为十行本，经文、注疏合刊，间有附释音者，至《孝经》有无尚不详。元明之际，板归福州府学，人明后书板移人南京国子监，至正德年间，始以这些板片为基础进行修补，新刊了《孝经注疏》，又用元刊九行本《尔雅注疏》、杨复《仪礼图》、《仪礼旁通图》配以《仪礼》白文凑成所谓的“十三经注疏”，汇印刊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著录此书为“元刻明修本”①，而此本今存于世者，尚有北京市文物局藏、国家博物馆藏、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藏、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陆心源旧藏四种。应该说，与清季相较，学术界对于正德本《十三经注疏》的认识已有很大推进。

十三经注疏版刻略考

一、十三经与十三经注疏的形成 西汉只有《易》、《诗》、《书》、《礼》、《春秋》五经立于学官。东汉蔡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貉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碑、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飚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