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注文之“注”与注病——从解注文看古代传染病

本文从历史文献和医学文献中关于解除和注病的记载出发 ,进而根据解注文本身提供的医学信息如死者年龄结构、生人对注易的恐惧及解注文出现的时代背景等方面 ,论证了“解注文”中“注”的医学内涵 ,即“注”主要是指注病 ,或类似于注病的列性疾病。

注病刍议

注病作为传统医学中一个古病名,在中医典籍中谈及颇多,但古今诸家之论述大多缺乏条理性、系统性,概念多有含混,认识大半囫囵。作者搜集历代相关古文献,从释义溯源、病因病机、注病特点、注病诊治及疾病鉴别几方面对注病进行论述,旨在系统归纳还原注病之大义。

“疾疫”与“相染”－以《诸病源候论》为中心试论魏晋至隋唐之间医籍的疾病观

本文以现存中国第一本病因、病理与证候学专论《诸病源候论》(610)为中心，辅以魏晋至隋唐时期其他医学典籍，深入探究医者如何认识与分类传染性疾疫，与建立相关的病因学理论。本文发现，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医者确有疾疫相染的观念。然而，疾疫相染易与否并非疾病分类主要的标准。《诸病源候论》对於疾病病因的理解，倾向於「一候（病）多源」，以为疾疫相染的原因，或由於外在力量，抑或导源於内外交迫，或失之於饮食与劳倦等等，不止一端。虽然《诸病源候论》建立相当系统化的医学理论，尝试诠释与掌握能相染易的疾疫之病因及其相染与传播之途径，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其中仍有若干隐晦或不确定的因素。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既不以现代生物医学为标准而解读古代文献，亦不以现代医学为准则而批判或表彰古人的医学成就。本文强调将医学典籍还原回其历史情境中，审慎分析其内容、脉络及其与当代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特意分别呈现医者与一般人对於能相染疾疫的病源与相染途径之见解，互相对照，以突显不同专业与身分之间的异同，并藉此观察疾病、医学与社会之动态联系。 魏晋至隋唐之间，政治与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殆因疾疫迭起。世人除了伤逝之外，普遍相信疾疫相染与鬼物致病，遂有逃疫迁徙与弃置亲人之举，遂及畏惧归煞、驱疫厌胜与立祠崇拜之事，而与当世孝义精神与伦理价值有所龃龉，凡此种种，均不断加深社会对於疾疫的集体焦虑。医者身处其间，一方面做营生立命之图，建立专业的医学理论；另一方面则心存悲悯，提供医疗服务与预防方法，裨益当世。医者建构的疾疫相染观念与相关理论，不论是赓续前代医学，或融入医者的敏锐观察，均能反映当时社会思想与文化的若干基调。

豫州名医朱壶山行年考

朱壶山,名绍显,字茀,号壶山,以号行,祖籍是江西婺源,当生于1864年,卒于1946年,享年82岁。朱壶山于27岁(1891)时,拜晚清名医唐宗海为师,传承唐氏医学思想,寝馈三世医书,详究仲景《伤寒论》,主张中西互通,精于内科,兼治妇科、儿科。朱壶山晚年于华北国医学院执教,于1937年辞教,所授弟子有百人之多,其私授门人中,较著名者有陈伯咸、陈慎吾、胡希恕等人。朱壶山作为一名中医名家,主攻仲景之学,在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活跃于北平医界,著有《伤寒杂病论通注》《(最新)伤寒杂病论精义折中》等。朱壶山悬壶济世,其治病以内科、女科、儿科、杂症为主,享誉医林,其执教杏坛,著书立说,在当时及后世都颇具影响。

道教“注鬼论”释义

"注鬼论"是早期道教的一个重要神学理论,对研究早期道教史、古代墓葬考古和古代丧葬习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剖析并论述了"注"、"注病"的含义以及道教对"注鬼"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了道教"注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