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湖北洋务译书局”政治、外交图书翻译:国家翻译实践视角

晚清洋务派把翻译当作文化战略武器来挽救民族危机。湖广总督端方为此创设湖北洋务译书局翻译欧美书籍。该译书局编制了《译例》等涉译条例来实施制度化管理,拥有统一的术语翻译标准、集约化的智力配备、流程化的质量管理模式、内外双协同机制以及强烈的国家翻译安全意识。研究发现:湖北洋务译书局采取经由英法、放眼全球的翻译方向,主要翻译政治和外交图书,同时兼译肩负强国使命的教科书。其翻译活动具有国家翻译实践的属性,是晚清湖北地方翻译机构践行“翻译强国”的思想理念,积极实施国家治理的有力例证。文章通过大量史料对湖北洋务译书局的翻译活动进行剖析,以期对国家翻译实践理论予以更多史学支撑,为当今国家翻译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论洋务运动时期卫生科普编辑之道——以傅兰雅卫生科普编译为中心的考察

洋务运动时期是西方现代卫生学说在华传播史上极具开拓意义且获得空前成功的历史时期。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自身创办的《格致汇编》和益智书会对西方卫生图书的编译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傅兰雅极具主体意识的卫生科技信息纠错存真和语用务实等编辑策略,为西方现代卫生学说在华成功传播和国人卫生观念的现代化启蒙与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个法国人的武汉洋务运动观察

《汉口三镇》是法国人弗朗索瓦·加多弗尔在清末光绪年间造访武汉后撰写的一篇长文,原载于法国战争部(法国国防部前身)主办的《殖民部队杂志》1904年第1期,同年由承印该杂志的巴黎亨利·夏尔-拉沃泽勒军事出版社刊行单行本,是当时极其罕见的专门记述武汉的法文文献。

洋务派科技观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与启示

“洋务派”是中国在近代科技发展过程中,第一个与近代科技有全面系统接触的政治派别。他们在实践中形成了近代科技观,主张系统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在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与教育人才方面进行了探索,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对我们今后的科学技术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中历史课堂探究教学中的史料运用研究——以“洋务运动”为例

伴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新课程改革和教育理念的转变,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方法逐渐引入了探究教学模式。笔者以“洋务运动”为例,对高中历史课堂上史料运用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对史料的定义及其在探究教学式高中历史课堂中的角色进行阐述,深刻揭示了史料运用在增强学生历史思维提升、参与感和独立思考能力的重要价值。接着,笔者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针对“洋务运动”主题,设计和实施了一节以史料探究为核心的历史课堂,详细介绍了教学过程中如何引导学生自主查阅和分析史料,发表自己的见解并进行小组讨论等环节,并对此次教学实践进行反思。研究结果显示,史料探究式教学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培养他们的探究性思维,同时也赋予了历史教学更大的挑战性和生活性。最后,作者还结合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史料探究教学的几点建议,为高中历史探究教学带来不少的启示和借鉴。

从洋务运动看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尝试

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较早地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但清政府闭关锁国错失发展机遇。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交加中为维护自身统治而做的尝试,它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洋务运动为我国建立工业基础;筹划海防,建立三支水师;兴办新学培育人才,在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由于洋务运动未能突破封建阶级局限性,改革缺乏领导核心以及未能触及国家落后的根本而必然走向失败。不可否认的是洋务运动开启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总结洋务运动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当前我国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论洋务运动时期傅兰雅的卫生科普

洋务运动时期是西方现代卫生学说在华传播史上极具开拓意义的历史时期。“近代传播西学的第一人”傅兰雅通过开拓性的选择翻译西方现代卫生学说、译本生产中务实的文化叙事策略、积极拓宽卫生文化信息的流通渠道,有力助推了西方现代卫生学说的中国传播,开启了国人卫生观念从传统道家哲学卫生观向现代科学卫生观的历史转向之旅,进而将极具现代意义的公共卫生观引入国人的卫生视野。洋务运动时期傅兰雅的卫生科普极具时代特色、主体意识和历史意蕴,成就了中国卫生启蒙史和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的不朽篇章,对当下中医文化海外科普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洋务企业中的幕僚总办:蔡锡勇在湖北新政中的角色及其尴尬

张之洞自督鄂始在湖北创办了一系列洋务企业,蔡锡勇作为张之洞的幕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称为“湖北早期新政的总负责人”。期间,他主要负责各类洋务机构的建设与日常运营,并在这些活动中实践张之洞的洋务思想。身兼张之洞幕僚与洋务企业总办的双重身份,使得蔡锡勇产生角色上的冲突。身为总办,蔡锡勇需要从企业发展考虑问题;作为幕僚又需为督抚考虑,且幕僚与督抚之间存在着私人利益,因此一旦蔡锡勇与张之洞的意见相左,蔡氏不得不放弃己见,顺从张之洞的意见。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时期督抚与总办之间的复杂关系。

洋务运动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启示

洋务运动是晚清洋务派发起的一场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也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通过对洋务运动发起的历史背景和过程的考察,提出洋务运动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选择正确的道路,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必须有和平的外部环境。

路地纠葛:光绪前中期的筑路争议与洋务派的因应

光绪前中期,清廷内部围绕修筑铁路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路地关系作为1880-1881年、1888-1889年两次争论中的重要议题,是时人论证是否兴办铁路的重要依据。保守派以铁路占地必定对地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为由反对修筑铁路,洋务派则从路线选择、占地类型、占地面积、防弊举措等方面反复辩驳,指出铁路占地不会造成地方社会动荡。为减缓推广铁路的阻力,洋务派在试办铁路的实际购地过程中也尽量减少铁路占地的消极影响。洋务派与保守派在路地关系上的认知差异以及洋务派疲于应付保守派驳难的状况,折射出近代中国铁路移植初期的内部困境。

洋务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史在中国的引介

在晚清西学东渐进程中,法国大革命史知识逐渐传入中国。洋务运动时期,官遣出洋人员、国内洋务派及早期维新人士秉持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诉求,在主动探索域外世界的过程中,格外注重对包括法国大革命史在内的西方历史的引介;来华传教士通过参与清政府所办的西学机构、在教会机构中从事文化活动等方式,也译介了诸多法国大革命史著作,成为构成引介法国大革命史的一支重要力量。洋务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史的引介是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国人对法国乃至世界认识的逐渐深化,体现了国人渐趋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持续强化的现实关怀。

基于历史解释素养达成的历史观察路径研究——以“洋务运动”教学内容为例

“历史解释”是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之一。相应的历史观察方法对“历史解释”核心素养的达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的历史观察方法可引入到史料研习中,引导学生从宏观视阈入手开展微观史料研习活动,学生从微观分析得出认识,再从微观认识中进一步完善宏观解释,这样的历史观察路径有助于学生历史解释素养的达成。

晚清洋務争論者的共同意義世界——以甲午前的鐵路之争为例

甲午前中國人對引進鐵路與否的争論,常被研究者視为中與西乃至先進與落後的對立。但由於此時西方尚未被樹立为全面典範,洋務的倡導者和反對者其實能大致分享一個共通的意義世界,這恰是在以往研究中常被忽視的。本文通過考察鐵路資敵、擾民、失業所關系到我主彼客的軍事形勢、道本器末的認知框架、國家應否積極作為的角色認知三個議題,指出争論者的觀點差别更應被看作在共同的意義世界和思想時空中做出的不同選擇。

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与“洋务派”渊源探析

“学衡派”与“洋务派”的渊源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忽视。事实上,两派的渊源在多方面均有体现。从阅读经验与人际网络来看,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著作构成了“学衡派”阅读的重要文本,“学衡派”与“洋务派”后人及其门生故旧亦多有来往。在身份认同方面,“学衡派”继承了“洋务派”所代表的士大夫意识,由于社会角色的变化,其士大夫情怀往往融会在学术研究当中。在文化立场上,“洋务派”更为重视“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学衡派”则更强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呈现出从“伦理”到“道德”的转换。在文学主张上,两派均强调“文以载道”,推崇古典文学“,学衡派”尤为重视引介西方古典主义文学思想。总体而言,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转化,代表了近代思想演进的一条重要路向。

文明的求索:晚清民国思想史中的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是晚清民国思想史的主旋律。鸦片战争以降,古老的中华农业文明遭遇发轫于西欧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中国在文明冲突中通过文化传播而采纳融合现代文明。面对现代文明转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代代民族精英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改革实践和思想探索。“洋务”、“富强”、“维新”、“新民”、“革命”、“文明”、“新文化”、“西化”和“现代化”这些新观念的递嬗,呈现了晚清民国思想史上早期中国现代化理论形态的曲折演进。从晚清“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潮,到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对“文明”与“文化”、“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分辨,表征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理论形态的趋于成熟。

陈盛明辑录:《闽人墓志拓本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253页)近代以来,以林则徐为开端,福建有识之士逐渐形成了重视海疆的传统。林则徐所编《四洲志》后经其友人魏源增补为《海国图志》,此书直接影响了以后的洋务运动,甚至影响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当然,林则徐的视野不仅限于海疆,还有陆疆乃至整个西方世界。

观念的转型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出路——读《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观念转型研究》

中国的现代转轨已经进入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对此,人们似乎早有准备。从历史维度看,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始自晚清洋务运动,随着西方列强的东来与近代文化的传播,中国在事实上已被卷入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压迫并且伴随着深刻而又剧烈的中西文明之争的背景下展开的。不过,按照学界长期的习惯性表述,中国的现代转型还远未完成,在这其中,两大因素决定着中国是否达到了规范性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一是政治上的突破;二是观念(思想)上的重塑。

数字经济对经济原理最大改变

数字经济最大改变在重置均衡最优点经常听到传统经济学关于数字经济带来的只是技术改变,经济本身规律不变的观点。这种观点对数字经济发展是有害的,因为把数字经济降低到了“洋务运动”的水平,只认识到新的潮流和发展趋势带来的“船坚炮利”式的技术性变化(用变),而否定其体变。均衡是经济学的道论,因此经济学的体变集中反映为均衡本身有没有变化,也就是道有没有发生变化。

近代天津的江苏会馆及江苏旅津同乡会

晚清时期天津开埠和洋务运动兴起,使天津成为近代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正如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盛宣怀等人在《天津议建江苏会馆集资启》中所说:“天津近畿滨海,南北交汇之一大都会也。自中外通埠,督帅常驻节控制,其地冠盖斯萃;而各省漕运浮淮浮海以达潞河者,转输岁以数百万石计,于是百货山积,行旅争趋。”[1]由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保定移驻天津,又因开展洋务而设立了各种局所衙门机构,以及开埠及运输方式的革新,促使漕运及各种货物运输等传统的商贸活动更加繁盛,洋行贸易等新的商贸活动在天津也蓬勃开展,洋务运动促进了近代实业的勃兴。大批官员、商人和实业家聚集于天津,其中江苏籍人士是旅津人士中的重要一部分。

略论《资政新篇》与洋务运动

《资政新篇》是洪仁玕为太平天国制定的后期的革命纲领，主要内容是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来改革中国社会。它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具体实施，但其中的一些改革方案和主张却为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所实施。这说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使中国走向富强，以御外侮，是中国各阶级中的先进代表人物共同的认识和奋斗目标。《资政新篇》与洋务运动在向西方学习这一时代的主旋律上找到了一致。